退出法律並進入革命

作者：巴塞爾·阿拉吉（Basel al-Araj）

翻譯：巴塞姆‧薩阿德（Bassem Saad）／阿拉伯文翻英文

翻譯：Chu Chia-Chen／英翻中

出版：The Bad Side at New York, Apr 29, 2024

人們聽到槍聲就紛紛逃跑。他們參與了這場爭鬥，不問為什麼參加或如何去做。鄉下人反對法國人。一切都很清楚，即使是因為一件小事而發生爭執，或是酒鬼之間打架，事情也會發生。法國殖民者就是敵人，抵抗敵人就是義務。那些日子，當我從一棟房子搬到另一棟房子時，我明白了易卜拉欣·尚卡爾（Ibrahim Al-Shankal）的話的含義，關於反抗殖民者，關於民族精神，關於熱情，主動性，團結，關於眼裡、嘴裡和手中的仇恨，仇恨所有法國人以及跟法國人合作的任何人，無論他們是地主或仕紳、平民或精神和良心薄弱的人。至於那些在戰鬥、逃離追捕的人，他們受到了這座城市的尊敬，我也在他們之中。我，那個曾經在一個世界的人，突然發現自己在另一個世界。我，一個成為愛國者的人，卻不理解愛國主義的意義，當其他被上帝賜予自覺和勇氣的人們理解了。

──《勇敢者的終結》 漢納·米納（Hanna Mina）

在檢視人民革命歷史的文獻中，經常出現一些特殊的、分裂的個人，他們將革命與英雄主義、犯罪和違法行為與傳統和習俗融為一體。他們的生活記述在起源、環境、軌跡和結局方面往往相似。最重要的是，它們被接收的方式是相似的：在所有這些情況下，公眾對於如何處理這些個人存在分歧。有些人認為這些人是不重要的罪犯和不法之徒，而有些人則將他們視為英雄。 

早在伊斯蘭教出現之前，阿拉伯人就對這種現象很熟悉，因為這種現象的代表是被稱為「薩利克」（Sa’alik）的流浪者群體，其中最著名的是烏爾瓦·本·阿爾沃德（Urwa bin al-Ward），綽號「薩利克王子」。這些打破習俗和傳統、對抗部落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制度的人，要麼被部落迴避，要麼自己逃離部落。當部落人民遇到困難時，他們會聚集在薩利克人周圍，由薩利克人來滿足他們的需求。當一切恢復正常後，部落居民將再次否認並拋棄薩利克人。 

革命者和亡命徒之間的相似之處在於他們決定偏離公認的「制度」和「法律」。亡命之徒向國家或政治行動（有組織的或自發的）的過渡是順利的。例如，它不會受到資產階級成員轉變的同樣複雜性的影響，資產階級成員的轉變需要拒絕他們的社會階級及其提供的儀式、習俗和物質享受。歹徒憑藉在竊盜和詐欺領域的經驗，掌握了法律之外的運作方式，掌握了處理逮捕和調查的技能，並開展了需要高度事先計劃的行動。這些經歷在實際成功上與抵抗行動相似，儘管最終目標不同。 

法農（Frantz Fanon）對這種重疊很敏銳，並在《大地上的受苦者》中對這些不法分子的形象寫下了以下內容： 

「同樣，人們利用社區生活中的某些事件來做好準備並保持革命熱情。例如，歹徒攔住警察，連日追捕，或者打死四、五個警察後，單打獨鬥而死，或者為了不暴露同夥而自殺，這些人為人民指明道路，描繪成為英雄的行動藍圖。 顯然，說某某英雄是小偷、流氓、惡棍，都是白費口舌。如果他被殖民當局起訴的行動是專門針對殖民者或殖民者財產的，則分界線是明確和顯而易見的。」

作為一個重要象徵，他對社區的依戀和熱愛、他的正義感以及他取得的分析工具──這些工具為他提供了清晰而嚴肅的視野──烈士謝赫·伊茲·阿丁·卡薩姆 （Sheikh Izz ad-Din al-Qassam） 談到不法之徒時說道：「他們做他們的工作，因為這項工作中有一種男子氣概，有一天我們將把這種男子氣概轉化為聖戰，只要殖民者想殺死我們的靈魂，這些人就比那些屈服者更接近上帝和接近對聖戰的熱愛。」

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理解亡命之徒或「社會盜匪」（Social Bandit）的重要性，其特殊性與現代自由國家的法律邏輯相矛盾，現代自由國家的法律邏輯主要基於「社會契約」和人的「自然權利」，包括洛克列出的財產、自由、生命權。根據這種理解，盜匪行為是對私有財產的侵犯；用國家和受該「犯罪」行為影響的階級的術語來說，這是一種「犯罪」行為。 

霍布斯邦的一本書是基於他所稱的「社會盜匪」的悠久而神話化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各個社會的大眾想像，並以盜賊和強盜的英雄事蹟為中心，例如羅賓漢、羅布·羅伊、和傑西·詹姆斯。霍布斯邦透過其社會背景來處理這一現象，其中亡命之徒或小偷的社會角色是復仇，尤其是如果他從社會中的統治和暴政階級的成員那裡詐騙或偷竊。霍布斯邦稱這種小偷為「高貴的強盜」。其他例子，例如義大利南部的黑手黨，亡命之徒提供了替代方案，替代統治階級透過警察和其他壓迫和遏制力量強加的主導性社會秩序和社會關係。霍布斯邦發現社會盜匪和革命英雄之間有相似之處，例如切·格瓦拉、越南的武元甲和胡志明，或者阿拉伯和伊斯蘭背景下，反抗法國和西班牙殖民統治的阿卜杜·克里姆（Abdul Karim al-Khattabi）、反抗義大利殖民的利比亞民族英雄歐麥爾·穆赫塔爾（Omar al-Mukhtar）、反英民族主義領袖伊宰·丁·卡桑（Izz ad-Din al-Qassam）、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的瓦迪·哈達德（Wadih Haddad） 等人。

在許多情況下，不法之徒成為堅持屈服狀態的社會中的煽動人物，因為他們最有能力存在對生者強加侮辱性條件的體系之外。他們還擁有足夠的知識，可以在不公正法律的管轄範圍之外活著和維生。他們為自己制定了嚴格的規則，以公正的傳統組織他們的世界，賦予人類尊嚴和過體面生活的權利，作為履行自己職責的回報。例如，如果一名不法分子向當局坦白或舉報他的一名同伴，就足以結束他在該組織中的軌跡。 

因為亡命之徒處於社會金字塔的最底層，他們的世界是明確的。他們不被權威的詭計和謊言所愚弄，也不屈服於權威的話語、調解工具和輿論製造。他們發現自己所處的世界是一個原始的現實世界，充滿了艱辛、痛苦、貧窮和不公義。因此，人們發現他們最尊重正義，並且最蔑視正義的缺失。 

這裡有必要提及任何秘密運動或革命與存在於法律之外的地下世界之間的巨大聯繫。該法律是權力正常化和霸權的工具，霸權保留解釋或修改該法律的權利。因此，革命的、秘密的運動與不法的「地下社會」並存。革命運動一直依賴這個地下社會來獲取技術、後勤和武器，以及機動戰術和獲取資金的方法，以對抗敵人。 

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和國際人物

我們將要討論的人物都來自社會上最貧窮、最受壓迫的階層，他們遭受最嚴重的迫害。他們的大多數故事也都有相似的環境，這些環境導致了新人性的創造以及誕生和轉變的時刻。 

我們談論的是那些意識由物質經驗形成、其生命始於社會排斥的個體。然而他們最終成為了英雄：女人在婚禮上歌頌他們，男人們歡呼他們的名字和美德，因為他們成為英雄主義和叛逆的典範。我們在這裡談論的是從一開始就只是革命者的個人。在他們的品質、美德和心理構成上，他們的特徵是勇敢、叛逆、大膽和聰明。它們不會被粉飾所欺騙，也不會被馴化。

你聽說過赫基莫格魯（Hekimoğlu İbrahim）嗎？他愛著封建主的女兒法蒂瑪，結果遭到追捕和迫害。他認識到國家和封建主對農民和窮人的不公義和壓迫，於是他組織了一個掠奪富人、賦予窮人權利的幫派。這個男孩是赫基莫格魯·易卜拉欣，鄂圖曼帝國最著名的異見者之一，他成為流行史詩中最著名的偶像之一，人們歌頌他，祖母們向孩子們重述他的故事，以便向他們灌輸最高的價值觀──​​深化鬥爭、自由、正義、平等、博愛的理念。 

赫基莫格魯與英國民間英雄羅賓漢或薩利克王子烏爾瓦·伊本·瓦爾德有一些相似之處，但他最像電影《英雄本色》（Braveheart）中描繪的蘇格蘭革命者威廉·華勒斯（William Wallace），在他的例子中，愛情也是革命的引擎。正如赫基莫格魯的一生激勵著人們一樣，他的死也激勵著人們。他作為一個死人抱著他的馬提尼-亨利步槍的照片讓奧斯曼帝國的所有年輕人都渴望擁有這支步槍。直到今天，巴勒斯坦的流行歌曲和聖歌仍透過馬丁尼步槍回憶起赫基莫格魯。

赫基莫格魯和朋友艾倫·奧斯曼在與逮捕警察的槍戰中死亡後，當局和一名來自美國的記者與他們的屍體合影。赫基莫格魯的屍體位於右側。──Wiki

這些不法分子與革命者的差異僅在於意識和政治使命。後者的社會基礎和政治計劃是由物質條件創造的，成為一個國家的希望和典範。切格瓦拉在他的《切格瓦拉論游擊戰》一書中指出了這種巨大的相似之處，他說： 

遊擊戰士依靠當地人民的全力支持。這是不可或缺的條件。考慮地區性的盜匪幫派的情況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他們具有遊擊隊的許多特徵，同質性、尊重領袖、勇敢、熟悉地形……

切格瓦拉認為，如果人民團結在這些幫派周圍，就會被轉變為革命者。 

伊拉克武裝份子蘇維赫布（Suwaiheb）殉難的故事就證明了這一點，他是1959年，在伊拉克的阿哈爾（al-Ahwar）附近的阿爾卡拉河（al-Kahla River），被封建領主雇用的幫派殺死的農民。 他是1958年7月14日革命後的第一位烈士，由穆札法爾．納瓦布（Muthaffar al-Nawab）1在詩歌《Suwaiheb》中紀念，由薩米·卡瑪爾（Sami Kamal）演唱。

儘管人們將這些人視為照亮道路的偶像和英雄，但國家及其法律無法解釋其中的邏輯。即使當局在自己的建國計畫中將這些偶像當作神話，他們仍然認為他們是不法之徒。在這裡，我們可以參考埃及民間英雄烈士阿德姆·沙卡維（Adham al-Sharqawi）的大眾史詩，埃及人至今仍在流行歌曲中紀念他，並製作了兩部關於他的生活的電視劇。他的故事發生在納賽爾時代（Nasser era），社會主義泛阿拉伯主義浪潮席捲而來，一部關於他一生的電影被製作出來，由阿卜杜拉·蓋斯（Abdullah Ghaith）主演，霍薩姆·埃爾·丁·穆斯塔法（Hossam El Din Mustafa）執導，阿卜杜勒·哈利姆·哈菲茲（Abdel Halim Hafez）演唱了電影中的歌曲「馬維爾」（mawil）和民謠。然而，阿德姆·沙卡維於 1921 年被殺，年僅 23 歲，他的衣服至今仍陳列在國家警察博物館的「著名罪犯」區。 

革命烈士和理論家麥爾坎·X（Malcolm X）是最著名的革命亡命之徒之一。他出生於一個貧困的黑人小家庭，在任何完好的人都無法接受的種族主義制度下長大。 1931年，當他六歲的時候，他的父親被白人至上主義團體殺害。隨後，他的四個叔叔也未經審判就被白人殺害。他的母親被安置在精神病院。 

麥爾坎·X在一所白人學校的經歷足以迫使他理解黑人所經歷的不公正的程度，即使他年僅六歲。他從小就在心裡種下了叛逆和革命的種子。他學會了在憤怒時大喊大叫，就像漢納·米納的小說《勇敢者的終結》（The End of a Brave Man）中穆菲德·瓦赫什（Mufid al-Wahsh）的角色一樣。麥爾坎·X（Malcolm X） 談到他人生的這個階段時說道：「在我人生的前期，我就知道，如果你想要什麼，你最好發出一些噪音。」

當他進入青春期時，這些抗議呈現出更暴力和叛逆的形式。他因入室盜竊而入獄，並在監獄中繼續高中學業。之後，他離開監獄前往波士頓和紐約，在那裡他陷入了暴力、犯罪和毒品的世界，然後又回到監獄。

他的重生時刻發生在監獄裡，他成為了一個新的人。他對美國各地黑人所遭受的不公現象的認識有所擴大。監獄生活的殘酷給了他像法農和伊朗社會學家阿里·沙里亞蒂（Ali Shariati）那樣解釋社會異常行為的知識和藝術，而不是像那些受過不全教育的人那樣，認為那些人是病態或基因突變。

麥爾坎·X 開闢了成為最有影響力的黑人領袖之一的道路，並參與了其他國家的鬥爭，例如阿爾及利亞革命。他的思想具有批判性，不能接受謊言、欺騙和江湖騙術。他認為思想和理論必須服從於社會條件。隨後，對他的追捕開始了，且對他進行了多次暗殺嘗試，直到 1965 年 2 月 21 日暗殺成功。

至於阿爾及利亞烈士阿里·阿馬爾（Ali La Pointe）：出生於 1930 年，他了解米利亞納鎮（Miliana）殖民農場的不公義、貧窮和剝削。隨後他搬到首都阿爾及爾（Algiers）練習拳擊，很快就踩到了殖民法律的界限之外並被關進監獄。在那裡，他重生了。有多少民族英雄是在監獄裡誕生的？阿布吉爾達（Abu Jilda）、阿爾米特（Al-Armit）、法里德阿阿斯（Farid Al-'As'as） 和阿布卡巴里（Abu Kabari） 也出生於監獄，後來成為國家象徵。

阿里·阿馬爾：這個名字與我們的英雄有關，卡斯巴戰役的英雄，阿里·阿馬爾在重生之前就控制了這個戰役，他領導了幾次反對法國佔領阿爾及爾的行動，幫助革命從山區轉移到城市。 1957年10月9日，法國人炸毀了他的藏身處。他與另外三位英雄一起殉難：年輕女子哈西巴·本·布阿里（Hassiba Ben Bouali）、塔利布·阿卜杜勒·拉赫曼（Talib Abdel Rahman）和兒童奧馬爾（Omar），後者也成為革命的眾多象徵之一。

在這裡，我們要提到來自北三河谷阿拉伯部落的烈士英雄侯賽因·阿里（Hussein Al-Ali）。他是巴勒斯坦最重要的例子之一。阿里殺了一個對他不公義的表弟。 （大多數類似侯賽因·阿里的巴勒斯坦例子都是從與金字塔底層開始的權威衝突開始的，例如穆赫塔爾，然後是封建領主，然後是披著殖民者面孔的資產階級及其買辦。）他被英國當局通緝，隨後潛逃地下活動，直到1936年的大起義，然後成為其中一位領袖和最重要的象徵之一。侯賽因後來在與英國敵軍的一場慘烈戰鬥中犧牲。詩人陶菲克·齊亞德 （Tawfiq Ziyad） 在他的史詩《薩爾汗與管道》（Sarhan and the Pipeline）中使他永垂不朽，該詩由Ashiqin 樂團演唱。

每一次革命的開始都是一種退出，是對權力以法律、穩定、公共利益和更大利益的名義所奉行的社會秩序的退出。每一個社會和經濟權威都必然與政治權威交叉，並且是政治權威的延伸。這就是這些英雄人物如何被大眾所理解和欣賞，大眾彷彿出於本能的被壓制。從那裡，我們理解了社會、經濟和政治權威對這些人物的敵意，以及他們利用法律作為工具來玷污他們的形象並將他們定為犯罪。因此，我們也理解從亡命之徒到革命者的順利過渡——抵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