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法治再引關注，向心案例已成經典
備受關注的愛奇藝台灣代理公司歐銻銻娛樂、斯翠明科技公司負責人范立達等人，因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而遭起訴一案，台灣高等法院於2024年5月8日二審判決有罪並處3月至5月徒刑（均可易科罰金）。而該案一審時判無罪。一審與二審竟有如此大區別，可謂是大逆轉。
范立達於5月8日發布聲明《我依然相信司法》，對本案審理過程中的種種不合理之處提出質疑：調查局兩度約談未果後，竟指揮三十多名調查員到被告住家及公司翻箱倒櫃；檢察官兩度向士林地院聲請扣押被告的全部財產；二審期間三次開庭換三個檢察官……
范立達在聲明中發問：「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40條之1，是1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子，比加重誹謗罪還要輕，但為了這個案子，檢察官、調查局動用多少人力資源來辦？這樣投入司法資源是相當的嗎？過去類似40條之1的案子，有哪個案子檢察官在請求沒收時，有沒收被告過去幾年的薪資？這不是政治迫害的案件嗎？」
這將台灣司法正義與政治辦案，再次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以國家安全之名行反人權民主之實」、「檢警淪為政治打手」、「司法成為打擊異己的工具」等已成為媒體評論的核心觀點。
輿論之所以會產生這種觀點，是因為過去幾年間已發生多起類似的司法服務於政治目的的案件。譬如「羅志明案」，將前立委指控為共諜，而調查官作證時竟說證據是从網路搜集的，二審無罪判決中更揭露檢調將監聽譯文的雞場寫成「ㄐㄧ」場，硬解釋為「機場」內幕。
再如被評價為「選舉性辦案」的「高虹安案」，在立法委員選舉之際，以貪污助理費為由大張旗鼓地起訴新竹市長。還有多起政府官員的風紀案件，竟以黨派判定有罪或無罪；更有假國安之名迫害人權的經典案例而被屢次提及的「向心案」。
「向心案」發生於台灣2020年大選前，一自稱為共諜的男子王立強，通過澳洲媒體爆料，指稱香港上市公司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中國創新」）董事局主席向心及其夫人在台灣從事情報工作。恰逢台灣2020年總統大選之際，製造一起「共諜案」對選舉產生影響，於2019年11月25日台北地檢署竟以澳洲媒體報導為由，将向心夫婦二人限制離境台灣。此後進行了長達四年的審讯，期間還因「辦不出共諜案」，為了延長限制出境期限，又临时改以洗錢起訴。
「向心案」經過1426天，最終证明向心夫婦無任何犯罪，「共諜」指控子虛烏有，「洗錢罪」更不成立。其中「國安案」部分，經台北地方檢察署兩次審理和台灣高等檢察署自為偵查，最終確定全案不起訴。整個案件，僅憑借千里之外的烏龍間諜爆料，而作為關鍵證據的證人A君甚至從未露面，真是匪夷所思。
八年前台灣就意識到「司法已經失去人民的信任」，並大張旗鼓地表示要司法改革，要建立透明、負責、回應人民需求的司法體系。然而，從無中生有的向心案，到大逆轉的愛奇藝案，在宣稱民主法治的台灣，司法似乎已成為當權者排除異己、達成政治目的手段，甚至最基本的人權與自由也被肆意踐踏。
在這樣一個「法治」的台灣，烏龍爆料竟可成為限制人身自由的理由，網路資訊可以成為入人於重罪的證據，甚至當事人在社交媒體大喊「這不是政治迫害的案件嗎？」……根據2023年公布的「司法信心年度民意調查」結果，竟有超過八成的民眾認為檢察官辦案受政治影響。
大部分共諜案最終判定無罪，范立達也表示「依然相信司法」，相信台灣仍然有公平正義的法官，台灣司法還沒到病入膏肓的地步，但政治辦案實在不可取，若繼續將司法作為排除異己的工具而罔顧人權，司法將永遠無法得到人民的信任，法治也將蕩然無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