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亞大草原的歷史生態

所謂“陸權”與“海權”這兩種理路

歷來有以“陸權”和“海權”綜括“中西抗衡”，過於簡單化。試問：兩河流域古文明是“陸權”還是“海權”？當時來說它算是一個大地域的整合，然其兩端乃由兩個海框範：“由上海（地中海）至下海（波斯灣）”，該概念甚至被鑲入大一統的王號里，媲美中國的“四海之內莫非王土”。“四海”是修辭，兩河流域的大一統帝國在“兩海之內”卻是實景。處於“域外”的紅海亦近在咫尺。

這個格局越往西傳就越加碼：希臘文明依偎著愛琴海、黑海、愛奧尼亞海、亞得里亞海的環抱，以整個地中海為門前大池塘。羅馬則虎踞東西地中海之間，有助其統一地中海的霸業。歐洲這個歷史區格局就更大，它為地中海、黑海、北海、波羅的海所簇擁，待其征服了大西洋，就將型號升等為“北大西洋文明”，以此為跳板打造了全球海洋霸權。

即使是東歐，也只相較西歐為內陸化，其實北通波羅的海、南通亞得里亞海和黑海。連鐵打的“陸權國”俄國，最早的“歐化版”俄國—此前今俄烏之地是“大突厥”的一部分—是由北歐海盜打造從波羅的海前往黑海與裏海商道的副產品。這個早期俄國的“理路”被兩百多年的蒙古人統治改道，“後蒙古”的俄國是從逆向承繼了歐亞大草原帝國西向擴展的“理路”。大草原與其南方的中國更千絲萬縷，有否如重塑了俄國般重塑了中國？將在本文中論說。

草原帝統與中華帝統的共生性

把大草原與中國都歸入空泛的“陸權”沒多大意義，不如從“歷史生態”入手。生態上中華是農耕文明，歐亞大草原適合放牧。歷史上來說，大草原南對中華的地段是蒙古草原，乃遊牧帝國龍興之地，其誕生與秦漢帝國共時，大草原西段並無相類的發展。遊牧群本不易產生中央集權制，蒙古的草原帝國因應秦漢帝國的挑戰誕生, 可謂一個模版塑造了兩個帝統。

草原與中華該兩個帝國生態迥異，其帝統的延續性則同，草原史上先後出現的帝國可視為同一個帝統的朝代更替，亦具“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規律，成為中朝的共振現象：中華的大一統時代是秦漢、隋唐、元明清，草原帝國相應的朝代是匈奴、突厥、蒙古。

這兩個平行的傳承在歷史上相互糾結，亦發生覆疊，即一方併吞了另一方，形成“雙子星帝國”。先是唐朝併吞了突厥帝國，中朝天子兼任草原的“天可汗”，後一例是漠北的蒙古入主中華，締造了一個北起西伯利亞、南連東南亞海疆的大元。新世界史不把中國史划地為牢，方有此洞見。

併吞了突厥帝國後的大唐版圖

元朝再度締造草原與中土合併的“雙子星帝國”

中華和其正北面的遊牧帝國，在原地失敗後，皆呈遷地為良的規律：“中原”漢地政權會遷往長江流域至華南，重建半壁江山的“南朝”，蒙古高原的過氣霸權則會西遁“重新啓動”。前舉仍是中國史，後一舉動把中國的“邊政史”演繹為“世界史”。這裡卻出現一個吊詭：歐亞大草原越朝西就越寬廣，沙漠與乾草原往貧草原形態優化，至烏克蘭草原，自16世紀俄國農民南下，已將該地佔全球40%的黑土經營成世界的糧倉。中朝之數度南遷亦把南中國營建成富庶與稠密皆勝於華北，且把水稻區的“大東南亞”大半納入了中國，剩下境外的“小東南亞”則是熱帶風暴帶的水稻區。

然而，大草原上的贏家為何總把輸家驅往水草更肥美之處，反自居乾旱之高原？或許他們不清楚更往西是一付什麼光景，主因當為“中華”是一個富源，尤其是“絲綢之路”的起點端。好比中東雖為不毛之地卻是世界的油田。

歐亞大草原的自然生態

歐亞大草原是橫貫歐亞內陸的生態系統，東起滿洲草原，西至歐洲喀爾巴阡盆地。這條狹長帶主要是遊牧區，異於南方農耕帶，亦異於北方林木帶。復合了各種生態系統的歐亞大草原以“貧草原”(steppes)為主。大草原之北臨界北溫帶林木區，其雨量一般比草原充沛，不滯留於漁獵者，也邁入農牧生活方式的話，農的比重亦會比牧大些。 大草原兩頭細小，中間隆起了兩大坨：在西者為哈薩克草原、其東者為蒙古草原。哈薩克草原及其衛星“黑海-裏海草原”與“東歐草原”共同組成了一片相當統整的北溫帶貧草原。西段並非無沙漠，卻無東段戈壁那樣的世界第二大沙漠，臨戈壁沙漠的蒙古草原遂成了乾草原(dry steppes)，它在滿洲的延伸則優化為貧草原，面臨的卻不是沙漠，而是林木帶。可能與日本海的暖洋流（黑潮）有關，造成森林地帶—不論是寒帶林或北溫帶林—在靠近太平洋處都有往南侵的趨向，造成在大草原最東端的生態帶變成垂直而非橫向。大興安嶺的深山老林與滿洲草原所在的中國東北平原，土地肥沃、可開墾為耕地。這個角落很早就與黃河流域“中原”緊密相連，邊塞族群傾向南進中國，而非順著大草原橫向地往西發展。

歐亞大草原的東段和西段

草原基本上缺乏統一的動力，但農耕帶一旦組成大一統帝國，分散的草原就較難從該帶獲得資源。霸主應時而生，統一了東段草原，作為對中國出現“始皇帝”的一個回應兼模仿。西部草原卻未走成這條路，根據希羅多德：應戰波斯帝國的“統治黑海以北地區的斯基泰國王似乎未能建立穩定的國家結構”。

耐人尋味者，蒙古草原不如歐亞大草原西段之廣袤，也比較貧瘠，西段—古代的“大斯基泰”、中古曰“欽察草原”，今日的“哈薩克草原”—又是馬政的發跡地，且曾與先於秦漢帝國的大一統“天下”波斯較量，卻未能誕生史上第一個草原帝國。可能“大斯基泰”比蒙古高原更能自足，較平坦的貧草原亦有利於農耕—希臘人甚至從黑海北岸的農耕斯基泰人處進口糧食。相較之下，由戈壁沙漠以及乾草原組成的蒙古高原就非仰仗南方文明帶的物資不可。

匈奴西遷時代的"大斯基泰"，其南為安息帝國，皆為印度伊朗族群

蒙古高原四周由大興安嶺、陰山、阿爾泰山、薩彥嶺拱圍，平均海拔為1000—1500米，猶如一座高堡，對四周衛星草原具主宰性，對南方文明帶更居高臨下。相當平坦的哈薩克及其衛星草則為一片廣袤，既無險可守，亦缺乏一個焦點與中心，這正負兩面都表現在波斯的大流士揮師長驅直入卻又無法捕抓到敵方這個現象上—他攻打的是一個鬼影帝國嗎？相形之下，蒙古高原有較清晰的疆界，亦有誕生帝國的歷史激素：中國的“始皇帝模式”。其中央集權對遊牧群來說是異常。

歷史生態還決定了匈奴帝國的東西兩翼結構。它的橫向延伸勝出中國的北疆線，構造遂分左右兩翼拱衛中央，大本營在中與左，居中國頂頭上方，道理很簡單：與中華帝國交鋒的草原霸權，不論是正面大敵和最富庶的索討對象都是中華，遂將較次要的右翼置於西部，即河西走廊，從側翼保衛匈奴王廷，且節制西域。待河西走廊為西漢帝國所奪，匈奴失勢，漢人通西域的路亦打通。

大草原的歷史理路：西向“重新啓動”

前述中華北疆的遊牧帝國，在原地失敗後，有往西“重新啓動”的規律。最早有月氏為匈奴所逐，西遷中亞綠洲帶、後擴展至北印度，建立貴霜帝國。本文則從漢匈大戰中敗北的匈奴開講，它開始闖入哈薩克草原，從此走出中國史視野，在未步入羅馬史視野之前，從歷史上消失了近兩個多世紀。歐亞大草原的自然生態是亙古的，但東西兩段沒接軌前，根本不會有殃及全線的地震帶，它在世界史發展到了此階段才出現。全帶大地震“殯葬”了古代四大帝國的文明帶，成為世界上古史與中古史的分水嶺(詳"世界中古史有待跳出西方“中古史”的窠臼"一文)。

古匈奴貫穿了兩個草原系統，開發了一條東部草原遊牧群入歐的“古道”，此後東方的遊牧帝國遂老馬識途。匈奴奠下基礎，進一步促進草原大一統的是第二個朝代：突厥。兩個時代間發生的境外效應鮮為中國史所聞。匈奴帝國歿後，其故地蒙古草原為東胡系的“柔然”盤踞，北魏對柔然的攻伐製造的動蕩，迫使一些突厥群西遷入歐，彼等介於匈奴與突厥這兩個“朝代”之間，屬於較古的突厥語層次，大致上歸入烏古爾(Oghuric)語支。

入歐“重新啟動”的匈奴帝國成為羅馬帝國的北疆大患

突厥帝國之興，同時消滅了“柔然”以及中亞的匈奴系“嚈噠”（白匈奴）。嚈噠乃前一時代的尾巴，東胡霸權則只限於中國邊政，未成為大草原的一整個“時代”。這兩股流亡政權合流後往西遁走，成為歐洲史上的“阿瓦爾人”，一路被突厥人追剿。待至突厥人被大唐所滅，亦走上同一條不歸路。

中國的邊患西向“重新啟動”為拜占庭邊患: 泰山壓頂的阿瓦爾可汗國

先是唐太宗併吞東突厥（630），西突厥亦於高宗年間入唐（658）。可汗國的原帝室阿史那氏於682年在漠北復國，是為“後突厥”；西突厥故地則由別姓另建突騎施可汗國。744年，蒙古草原上的“後突厥”被別姓的回鶻同盟取代，回鶻人襲“可汗”帝號，加盟的葛邏祿部散伙，西遷取代突騎施。待回鶻國衰亡（848），其下一些部民加入葛邏祿，正式組成“黑汗可汗國”（840後-1212），突厥國遂移至伊犁以西的楚河流域。

西遷了的突厥國: 黑汗

然而，早已有另一個“突厥國”坐落在伏爾加流域。6世紀中後期，新興的突厥驅趕前朝亡人“阿瓦爾人”入歐，黑海草原上的古匈奴遺裔及後遷至的烏古爾人倍受壓力，團結成“大保加利亞”，受拜佔庭扶植以牽制阿瓦爾人，亦受西突厥冊封。630後，西突厥可汗國分解為東西兩廂同盟，一個阿史那氏的“可薩”(Khazar)國則在黑海-裏海草原應時而生。668年，大保加利亞為可薩可汗所逐，一支北遷至伏爾加河中游，另一遷至多瑙河之南，另建“後大保加利亞”，至今已被臣民斯拉夫化。可薩可汗國則享祚至969年，為新興的俄羅斯所滅，俄主承襲了“可汗”之號。

入歐的突厥人建立的可薩可汗國

保加利亞人被可薩迫遷的路線

其餘的只能長話短說：每次東部草原震央出現顫動，地動天搖必殃及大草原西部至其歐洲末梢。此處必須跳至“突厥時代”末期，時代已入宋，古東胡裔以契丹、蒙古的化身卷土衝來，把古匈奴裔的突厥擠出了東部大草原，往西部另謀出路，犖犖大者有烏古斯(Oghuz—有別於烏古爾)與欽察(Kipchak)這兩個同盟。烏古斯後定居於伊斯蘭世界，成為它的生力軍，開創出土耳其帝業。 欽察集結在西伯利亞西部，離中華遠矣，沒形成帝制，保留了西部大草原鬆散的結盟形式，卻幅員廣袤。東起花剌子模、南及格魯吉亞、西至基輔俄羅斯諸邦，欽察人都維持了既是邊患、又充傭兵、且結盟、甚至結親。可理解成吉思汗滅花剌子模之役必外溢為攻打它的外戚兵源欽察人，以絕後患。 在東部草原，古東胡系代古匈奴系而興，至遼朝，漠北開始從“突厥斯坦”轉化為今之“蒙古利亞”。曾罹“蒙古之軛”的俄國人迄今仍稱中國人為“契丹人”(Кита́йцы)。遼和蒙古是同宗，皆為古東胡之後，繼起的金人乃女真人，另屬“古肅慎系”。遼金皆東北政權，對其西的蒙古草原採羈縻政策，蒙古一地的突厥人益勢衰。待遼朝為金所滅，契丹人自身流亡至中亞，建立“西遼”(1124-1218)，取代突厥人的黑汗可汗國，且以東亞文化稀釋黑汗的伊斯蘭化，已有蒙古軍西征山雨欲來之兆。 金朝主宰蒙古一地不如遼朝，唯操弄蒙古-突厥矛盾以及蒙古人內鬥，到頭來造就了成吉思汗的偉業，開創草原帝統的第三個“朝代”。蒙古人之西征卻非在中華北疆碰壁後的西遁，更似突厥人崛起時追殺前朝的亡人，由此將其草原帝業擴張至歐境；成吉思汗是接收了這份版圖，把草原史上“突厥時代”末代可汗國欽察納入長子术赤的“厄魯思”(部民)。蒙古人比突厥人更有組織地統一了大草原，同時南下兼並了農耕天下，締造了又一個中國史上的“雙子星帝國”。

“突厥時代”的末代可汗國欽察，其南為烏古斯突厥人

東部草原出現“南下入主”的歷史理路

古匈奴沒落，東胡系的鮮卑進佔了漠北，仿匈奴模式，成立左右兩翼拱衛單于廷的遊牧帝國，成為東漢晚期至三國的邊患，至中朝陷入“五胡十六國”，鮮卑亦從帝國分解為列國，以晉北的拓拔部、燕地的段部、遼地的慕容部和宇文部為大宗，重心偏東北，與鮮卑的原鄉為大興安嶺有關。大草原東梢的生態不類蒙古與漢地涇渭分明，傾向融入漢地。“十六國”以後，諸胡皆溶解於中國歷史洪流中，唯獨拓拔鮮卑的漢化採取了修復秦漢帝制的方式。

拓拔鮮卑南下中原，建立“北魏”，實施全面漢化甚至改漢姓，且致力農耕天下生產力的恢復和秩序的重建，創建了三長制、均田制、租庸調，至其繼承國北周則創府兵制，皆依循《周禮》。當時一片佞佛風，這個塞外背景的集團加入中華會員的表態竟然是與漢人比誰更“正宗”！這個“入主”開創了中華帝統的隋唐宋段落。

然而，鮮卑既從匈奴處繼承了草原帝國，此傳承亦沒廢。代北另一股拓拔鮮卑北上，在漠北統轄突厥系的敕勒，重建遊牧帝國，是為“柔然”（330-552），與其南下的親戚北魏重演漢匈大戰的劇目。柔然用“可汗”之號取代匈奴的“大單于”，成為此後草原一統江山的帝號。柔然國亦由東西兩部組成，由可汗及其兄弟分掌。突厥可汗國因襲此制，卻由兩部斷裂為敵對國。後來的蒙古國恢復左、中、右格式，因併吞了漢地、型號過於膨脹，被歷史失焦為“四大汗國”，其實由大汗直轄的中華即中帳，兩翼為東道宗王與西道宗王，東道在中國東北，未能獨立，西道則伸展至中國之外，甚至入歐，演變為獨立國家。這好比一個人吞掉了另一個人，軀幹脹了一倍，右腳變得不能撐地，左腳卻患了象皮腫，形變巨大於軀乾。

需明白：兩翼制乃順應橫條形的歐亞大草原。“南下入主”則是另一種格式化。鮮卑帝國最早的制度是仿匈奴的左、中、右格式，後改造為垂直的北、中、南，至拓拔部建北魏，則演變為“北部尚書”與“南部尚書”的一國兩制，皆直屬中央，且多用漢官。仿效者是遼朝的“南北面官制”，變化繁復：計有北南大王院、北南宰相府、北南樞密院，萬變不離其宗是分治塞外與漢地。待契丹亡國西遁，在中亞重建“西遼”，取代了“黑汗”。突厥人的黑汗原本分為東部“獅汗”和西部“駱駝汗”兩翼，西遼卻將老家的南北面官制挪用於中亞，格格不入，它直轄的本部反類似實行漢制的“南面官”、外圍卻類似管理塞外的“北面官”，全失南下入主意義，變成強固中央、放任各地自治的雙軌制。

“邊陲”克隆“中央”

上節言及“南下入主”的邊陲國有以中朝的中樞機構重塑其全境的傾向，如北南部尚書、北南樞密院，等等。此現象欲解釋透徹，需和另一現象交叉詮釋：東北邊塞國家同時實施“多京制”，亦即是將其全境都變成“京”。

若是漢地朝邊陲擴張，會成立總督、都護、校衛一類的邊防區。邊陲若想入主漢地，則勢必反其道而行：漢地化即都市化、去邊陲化則擬中央化。邊陲除了將本部提升為“京”外，亦必將新征服地提升為“京”，不必是被併吞的漢地城市，也在本部以外的其他邊塞族群間築城。邊陲國縱使模仿中朝的皇帝制度，仍未能取消部族同盟各部的主權，故將新征服地—漢地或非漢地—提升為中朝化的“京”，等於是鋪下一張直轄中央的地方網絡，往往用他族制衡本族各部大人。

前漢時期夾於東胡（烏桓）與肅慎之間的古濊貊系

這是“東北史”的特色，首見於夾在古東胡系與古肅慎系之間的“古濊貊系”， 此系見於中國古代，後來與朝鮮史的關係深些，故少受中國史學注意。6世紀時，古濊貊系扶余人在朝鮮半島的百濟國，為了鞏固皇權，建五京曰“部”、五省曰“方”—這個先例耐人尋味，它透露在未演變成全國皆稱“京”前，該國是相當“邊陲化”的部落聯盟，傾向把地方單位與中央趨於同質化，為以後的“多京制”鋪路。古扶余另一繼承國高句麗建國之初有五部，各有部主，乃部族聯盟，但後來由五部統領五方演變為將國土分做五區—內、北、東、南、西—由中央統治，開了其後同地的渤海國、遼、金以及朝鮮的“統一新羅”的五京制的先河。

渤海的五京制

高句麗滅亡後，它的兩個繼承國渤海和統一新羅都實施五京制。渤海國設上、中、東、南、西五京。新羅在新征服的三國舊地設京，連同中央，共“小五京”：中原京、北原京、金海京、西原京、南原小京。中國史學界因視高句麗與渤海為中國史的一部分，多傾向五京制源自大唐說，實似是而非。

細察中土與東北亞兩地的多京制，精神迥然不同。唐的“北京”太原府乃李唐龍興之地，“東京”洛陽與“中京”長安二都則遠襲自漢、近繼自隋，至於“南京”成都府與“西京”鳳翔府皆為長安與洛陽皆失陷於安祿山後、唐中樞蒙塵之陪都，這個臨時措施只存在3-4年（757-760-761），因此基本上大唐並無設立全境性的五京制。

尤其是北宋之四京，反映的正是內重外輕，遠悖全國皆“京”的外擴氣魄，蓋其全部擠在中州：“東京”開封府、“西京”洛陽府與“南京”應天府（商丘）皆在河南，後者甚小，乃紀念趙匡胤起家之處，屬榮譽都性質。1042年，為了抗御遼之南略，北宋於河北最南端（也是剛跨出河南的北界）設立“北京”大明府，與河北北端的遼朝“南京”遙相對峙。

擠聚在近畿地帶之北宋四京制

與東北亞大陸隔海之遙的日本，在唐朝天寶年間完備的“五畿制”反類似北宋的“四京制”，它們都擠在大阪灣、紀伊半島與琵琶湖之間—即環大和平原一帶—並非“全國皆京”的格局，謂其源自大唐方說得過去。 “全國皆京”的外擴精神與頭重腳輕都擠在中央恰好相反。遼建國初，“認為漢人所建立的國家都一定有都城”，在今內蒙古的赤峰首建上京臨潢府，後來的四京都是伴隨領土擴張加建，更象借全境中樞化措施加強了控制的部族聯盟，例如“東京”遼陽府是為了統治渤海人、“中京”大定府是為了統治奚族，“西京”大同府與“南京”幽都府則是漢地。這種外擴式、併入多族群的格局，與唐宋擠聚在中原核心區的多京制大異其趣。

遼朝之五京道

金龍興於黑龍江，設“上京”於今哈爾濱，取代遼之上京，將遼朝之南京改名為“中都”，後滅北宋，在其故都開封置“南京”，其他皆承襲遼制。所不同者，遼的五京模擬中土“大一統”的擺設，但更象由中樞統御的聯邦，在這個架構之上覆蓋以“一國兩制”的南北面官制，分治漢地與塞外，真正的極峰則是皇帝的親帳、隨其四時巡狩的“捺鉢”，透露在改造中朝制度以適應多族群國家之余，遼的統治階層維持了“行國”的舊俗。金朝的五京制則落實了“居國”性質，它的行政中心後由上京遷至中都（今北京），最後遷至開封，是逐步深入中土。

金相繼攻陷遼之五京與宋之四京

中華的“換骨”與“脫胎”

遼朝設“五京制”，同時實行“北南樞密院制”，金朝亦承五京制，南略宋地則設“行台尚書省”，具戰區性質。蒙古國因襲之，在新征服的燕京、回鶻王國（高昌）與中亞花剌子模克隆中樞機構，皆設在汗廷直接控制的定居文明帶，制衡在草原上由各宗王統治的“汗國”。中樞機構後改名為“中書省”，行省隨之改稱。這類中樞的行台，在滅南宋與東征日本時就不斷增設，最終以元朝的京畿直隸區曰“中書省”，地方單位一律變成“行中書省”（西藏除外）。

元代京畿曰“中書省”、下轄的單位曰“行中書省”

這個“行省制”在中國一直沿用至今。自秦以來的中朝大一統體制，演變至宋代的“強幹弱支”，已成頭大如斗、四肢萎縮、難以為繼，很難想象以後一千年的路還走得下去。“東北化”替中國換了一付更強的骨骼。但必須梳理出上述歷史條理方能察覺。

骨骼是深層的，表層則顯而易見：中國近千年改朝換代皆由東北啓動，由遼朝開其端、金朝完成一半，元朝竟其全功。不類匈奴和突厥，蒙古人屬古東胡系，創帝業者龍興於蒙古東部，在黑龍江上游，其祖為林中百姓，乃東起黑龍江達斡爾族、西至貝加爾湖布里亞特人這個蒙古民族帶的中段，其南下入主由滅金朝中都（今北京）開頭。近千年皇朝史唯一由北伐成功的例外是明朝，但南京明朝不旋踵被北京明朝滅亡，一脈相承遼之“南京”、金之“中都”、元之“大都”，確定了燕地北京千年國都的地位，從滿洲入主的清朝繼之。進入20世紀，定都於南京的民國也是一個過渡，日本侵華的民族危機禍起東北，新中國誕生的解放戰爭的決勝也在東北。經“東北化”的近一千年中華堪稱一個新的動物。

附錄：

正文提出中華與草原乃兩個異生態帶平行帝統的命題。試問：草原帝統為何止於“蒙古時代”？農耕帶卻以清朝為“元明清”這個皇朝段落的序幕篇，而沒把清代當作中華與草原史上第三回的“雙子星帝國”？首先，大草原上沒有一個“女真時代”，正如同不存在一個“東胡時代”般，兩者皆未覆蓋歐亞大草原，雖然都在中華史上開創輝煌的斷代。世界史至後蒙古時代，亦進入“火藥帝國”階段，敲起草原帝國的喪鐘。

“元明清”屬於同一個脫了胎、換了骨的中國。滿清入關並非草原民族的入主。東北一地固為歐亞大草原的東延，實更近漢地：草原上皆畜牛與馬，蒙古亦畜羊和駱駝，東北則養豬，且與烏克蘭一般是世界的黑土帶，比關內的耕地更肥沃。滿人入關前將國號從“後金”改成“大清”，在意向上似乎發生了一個微妙的變化。“後金”上承遼金元一脈，具征服皇朝意味—在漢地則被視為“異族入主”。至於“清”，就是“明”的意思。在此前後，有意無意間兩地似乎成了彼此的鏡中倒影。努爾哈赤建年號曰“天命”（1616-1626），南方的明熹宗即位，建號同義的“天啓”（1621-1627）。明思宗繼位，改元為“崇禎”（1628-1644），1638年，清朝開國皇帝皇太極建第二個年號，曰“崇德”（1636-1643）。“禎”乃祥符之義，天降祥瑞於有德，因此又是同義。在此意義上，說清朝自詡為一個更好的明朝猶可，反不類大唐與大元般的“雙子星帝國”。 其龍興之地確曾處於明帝國版圖之奴兒干都司轄下，且與明朝遷於遼、金、元故都的北京隔長城相望。

明初的“奴儿干都司”涵盖了欧亚大草原的东稍

建州女真處於“奴兒干都司”最南端，與明朝的北京隔長城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