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古史有待跳出西方“中古史”的窠臼

“上古—中古—近代”這件世界史的緊身衣並非“前日—昨日—今日”那般簡單的分段設定。它是一個蓄意的論述，有它的歷史背景，自成一個系譜學。“中古”的原義並非“古代”離今較近的這端，其原義是“古代”的對立命題(antithesis)，是它的全面否定。這個構思透露著西方文藝復興時代的偏見：被掩埋了近千年的古典傳統到了今日方重見天日。

這裡流露一股敵意，必須掌握基督教文明的背景，方能感知。基督教以我主耶穌的降生為黑暗的世間帶來了光明。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學者卻把光明的比喻顛覆，視掩埋了古典傳統的“中間歲月”(medium aevum)為漫長的黑夜，方能突顯“文藝復興”之撥雲見日，重放光明。這類偏見以稀釋的方式一直保留至20世紀中期的教科書，在非西方地區遂照本宣科，仿如被別人植入了異己的人生記憶一般。

我小時候在香港的教科書要求背誦：“中古”是從西元476至1453。像一條公路必須有里程碑一般，起點和終點都必須有一個確切的里程數：476是西羅馬帝國收攤之年，1453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這個視角無疑是羅馬的；也有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1492—在地緣意識上是歐洲中心史觀；以馬丁路德發起宗教改革的1517則是偏心了基督教，但總算是個里程數。以“文藝復興”為近代起點的人無疑更多，其缺點是沒有特別哪一年可作為里程數，猶如在碑上只刻上一個地名。

無論何者，都是不折不扣的西方中心論，今日的世界史教學已力圖糾正，然而，在大學課程裡也不見得有多奏效。在我台灣教學的經驗裡，奢談世界史的老師乃鳳毛麟角，能論及地中海世界一隅已屬異數，方能出此一題：“古代世界該以何時為下限？西羅馬的收場？東羅馬蛻變為拜占庭邦國？抑或伊斯蘭崛起促成地中海分裂的不可逆轉？請擇其一申論之。”學子總是無懸念地以西元476年為正確。申論在乎詮釋，原無哪一個才是“事實”可言，學子決定何者是“事實”的標準是選擇較冷僻的兩項會交白卷，影響分數。因此，分數中心論捍衛了西方中心論。

至20世紀後半期，已出現了修正主義史學，“黑暗時代”被停用，最宜與此標籤對號入座的“中古早期”也被重新命名為“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這裡，仍在借助古代落日的餘暉稀釋中古的黑暗。說穿了，它仍是在文藝復興的話語裡打轉，且視野偏於地中海一隅，為撰寫新世界史畫地為牢。

首先，連“古代晚期”觀都是西方中心的，它把希羅文明抬舉為整個“古代”的代表，故應更正為“古典晚期”方妥。就地中海一隅而言，其“古代史”可上溯至由新石器進階至青銅時代的近東。希羅文明沒落的戲碼已經在“青銅時代總崩潰”（西元前第二個千年之末）裡上演過，它從歷史記憶中抹掉了赫梯帝國、邁錫尼文明、烏加列—皆有幸現代考古學令它們重見天日—也捲走了享祚最長的第三巴比倫帝國（卡喜特王朝），並導致埃及新王國的收場，古代近東已經歷過一段文明沒落的“黑暗時代”。這場災難是破舊，也在立新，它催生了新生代的古典希臘文明、古以色列、腓尼基眾城邦以及亞述帝國。

多了這一重時間深度的透視，近期西方史學的“古代晚期”命題顯得以管窺天。這個視差的糾正凸顯了所謂“古典晚期”與“中古早期”的時空局限性。“上古-中古”論述的原型既被問題化，那麼，超出西方的世界範圍的“中古”又該如何定位？我的解答是：這個“中古”不是該從何時開始，而是該如何開始。

我在《新世界史》裡用的一把量尺是連貫歐亞大陸的古代四大帝國局面的收場，其殯葬師是匈奴，這把量尺不再圍繞著對基督教的褒貶打轉。古代四大帝國的解體型態各自不同，但都沾上了匈奴。秦漢帝國是已經擊敗了匈奴，並促使其殘餘西竄，它敗在內附的匈奴及其他諸胡的崛起。古羅馬的解體則歸咎西竄的匈奴滾動了北疆諸蠻對帝國的衝擊。印度古代帝國的最後形態（笈多）則因抵抗內亞洲的“白匈奴”入侵，遭削弱而被取代。至於古波斯的最終形態（薩珊帝國）卻並非毀于“白匈奴”，反而在吃盡了匈患苦頭後與新興的突厥人聯手滅了它—也因此終結了世界史的“匈奴時代”，開創了突厥時代。薩珊後來亡於阿拉伯征服，古波斯的收場遂比較晚。

斷代問題雖獲初步解決，新世界史仍需克服西方中古觀內建的“倒退”定義。因此，下一個待矯正的視差是“中古”乃西歐那樣的“封建社會”。今日將“封建社會”、“中古”與“黑暗時代”混為一談仍大有人在。首先澄清：最接近“黑暗時代”形態者該是西羅馬政權消失後西歐該角落，待至教廷與西歐的卡洛林王朝合作，促成“卡洛林文藝復興”，在某個意義上結束了“黑暗時代”。但這個“西羅馬”的幽靈不旋踵即解體，此時西歐風雨飄搖，四面受敵，尤其受到北方維京人的侵襲，導致地方自保、遍地堡壘的局面。由此觀之，西歐的“封建”是一切秩序都消失了，老百姓唯有依託地方豪強，從無序演變為一種有法章的制度還是後來上道的。它怎麼可以被當作世界史的一整個時代呢？

西歐這個“中古”形態是一個特例。在世界其他地方，與古代帝國的斷層並不明顯，在某意義上甚至是古代帝國形態的進階。在西方，這個延續與進階只表現在拜占庭區塊，它繼承的是戴克里先-君士坦丁改革最後卸掉共和包袱、將古羅馬帝制完善化，且將思想定於一尊的體制，其見效是不斷自我修復、千年不倒，因此，拜占庭這個“中古”形態是古羅馬後期中央集權形態的進階，而不是什麼“封建”。

如果拜占庭是古羅馬的瘦身，中華帝國將“古代”形態進階則是增加體積。約莫與漢末三國時代同期，羅馬帝國亦曾分裂為三塊，羅馬的“三世紀的危機”很快被修復，其修復的方式就是戴克里先-君士坦丁中興，將帝國的壽命又延了近兩個世紀，對後續的拜占庭來說則奠下千年基業。然而，“三世紀的危機”出現的三個板塊與5-7世紀地中海分裂成西歐、拜占庭以及阿拉伯帝國若合符節，裂痕早現，古代的地中海帝國是回不去了。

相形之下，漢末的三國分裂較長，修復較慢，相較羅馬帝國的中興，晉朝的統一也是短命的，此後中華即陷入三個多世紀的分裂。然而，羅馬“三世紀的危機”裡帝國一分為三乃暫時性的國防分工，統一的局面是修復了，國防分工的格局卻漸常軌化成四帝共治、東西兩帝分治的體制，最後是只有多瑙邊防與巴爾幹這個區塊有足夠的資源將“古代”形態撐下去。

中國史上的三國則是二十五史裡的一整部斷代，足夠讓中原以外多發展了巴蜀與江東這兩個大經濟區，因此，羅馬的中興是開始緊縮，最後是往拜占庭縮水，三國時代的中華則是在擴建底盤。這個擴建持續為南北朝，無論南北都在複製秦漢帝制，且是加強版，古代帝國的中樞朝三省六部制精密化，尤其北方新興民族實驗均田制與府兵制，秦漢帝國這個殼不只是撐大了，其驅幹也更強健了。

問題是：古羅馬原本也可以走上這條路，羅馬走出“三世紀的危機”，強化了帝制，很重要的一環是以基督教為國教，以統一思想，然而，成亦蕭何敗亦蕭何。君士坦丁首先奠定尼西亞信條，即上帝三位一體論：耶穌是神。他晚期卻倒向阿里烏斯教派，說耶穌只是神的使者，就是這個後期但曇花一現的版本傳入了哥特人之間，待到後者進入羅馬帝國，願意當“羅馬人”—老實說只有他們是“最後的羅馬迷”—尤其得靠他們撐起帝國西部的殘局，三位一體論卻又變成帝國的正統了，這批“最後的羅馬人”成了遭排斥的“異端”，終脫離羅馬而去。

待哥特人出局、西羅馬復歸正宗，東羅馬卻與西帝法蘭克人查理曼在三位一體衍生聖靈時聖子耶穌是否與聖父具同等份量這些雞皮蒜毛上產生裂痕，至11世紀，一個羅馬天下未能還原，卻搞出了兩個基督教。此時，羅馬中央強制的三位一體論國教早已疏離了東方省份的“一性論”者，令他們倒向了新崛起的伊斯蘭。這些分裂又因文字不統一，各地有自己的語言文化而不可收拾。

中國的古代帝制的修復不是以上帝該是什麼樣子為本的，它的指導思想裡沒有教條，“教”是指“生聚教養”與“教化”。這種寓法治於禮治尤其有助基層制度的修復。相反地，西方古典晚期的形態是城邦聯盟，農村是化外，連國教會都是都會現象，最後入教才輪到鄉下人，他們長期以來是基督教話語裡的Pagan，即由“鄉下人”轉義而成的“異教徒”。拉丁文“文明”之字根就是城市，因此古典城市的消失即等同文明的沒落。相形之下，古中華帝國的修復是建築在農村的基礎建設之上的：三長制、均田制、府兵制，在殘破有待恢復的北方，這個政教經合一的帝業模式特別奏效。北朝的新興民族甚至有參考《周禮》的，以糾正南朝玄學與佞佛之風，遂成為再度統一的動力。

人們一直把世界史的“中古”時段過份等同西方的中古封建，其他的“中古”形態就猶如古代世界的不斷自我克隆。西方後來居上，發展出資本主義，就坐實了非西方世界亙古不變的、“停滯”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其實，在世界史的中古時代，西歐猶如今日“第三世界”角色—它的分崩離析方才是“歐羅巴生產方式”特例。如果為了發展現代資本主義，就得把自己的過去按照西方中古的範本“封建化”，如此機械的歷史發展階段論不啻邯鄲學步，到頭來也沒走上西方式資本主義，終歸還是打造了由強大中央組織的現代經濟形態。把歷史強納入一套緊身衣，造成既昧於己也不知彼的歷史學。

文藝復興中心論內建的負面“中古”形象，其最大的盲點是伊斯蘭。如果中國的隋唐是盛世，與長安並列中古文明雙峰的是巴格達。伊斯蘭征服開始於唐太宗時代，阿拉伯人從此締造了伊斯蘭帝國，它囊括了古羅馬帝國的泰半：它的亞洲、北非以及伊比利亞諸省份，甚至地中海中線的一些島嶼，另一方面，伊斯蘭征服席捲了古波斯的全部。這個形態比“中古”的中華是古代帝國型號的升級更誇張。古代近東之“中古”變容，簡直是它的大鵬展翅時刻。

古代近東文明堪稱一個多元叢集，兩個原核是埃及與兩河流域，但兩河和地中海東岸一帶不久即被從北阿拉伯貧草原連續噴發出來的閃語族群填滿，閃語文明由腓尼基人傳播至北非一帶，腓尼基的後人迦太基更起步經略伊比利亞，與地中海北岸的希臘人與拉丁人平分秋色。

古近東文明的兩個原核後來被伊朗高原的波斯帝國覆蓋，後者是雅利安人，古代近東的文明事業遂多添了伊朗人夥伴，波斯帝國的通用語仍是閃語系的阿拉米語，該語的霸權在它之前的亞述帝國時代已奠定。在亞歷山大領導下，希臘人征服了這個多元的東方，在其上又覆蓋了一層“希臘化”，而北非與伊比利亞則被羅馬征服者拉丁化。希羅文明的泰山壓頂是古代後期的局面，到了“中古”的伊斯蘭崛起，則是閃語文明的光復失土。

今日的語言學將古埃及語、北非的柏柏爾語以及閃語（包含阿卡德、巴比倫、亞述、腓尼基、阿拉米、希伯來、阿拉伯、埃塞俄比亞這一大串）歸入“非亞語系”（Afro-Asiatic Language Family）。阿拉伯征服締造的伊斯蘭帝國統合了這個大家庭，阿拉伯語亦承接了古代阿拉米語的通用語地位。伊斯蘭帝國更繼承了曾在古代近東覆蓋過這個閃語大群的波斯帝國舊疆。這個比古代近東更大的格局是近東的“中古”變容。

今日我們習慣的是金髮碧眼的耶穌像、高鼻白晢的聖母圖，遂將基督教當作西方文明的化身，而這個文明到了近代又成了一枝獨秀的。這個崇洋盲點无视基督教的亚洲淵源。基督教原本是近東的信仰，其創世論源自巴比倫，其救主從天國降臨說與波斯祆教“未來的祈福者”同構，它的選民觀則是猶太信仰自身的。固然，基督教是被希臘化了的古猶太信仰，後來又經拉丁化、日爾曼化與斯拉夫化，越來越“忘本”，將閃語信仰大宗的地位讓出來給同根的伊斯蘭。

由此觀之，古代近東文明至“中古”的大鵬展翅不限於地域擴張，它還是精神層面的霸權，連希臘羅馬的古典文明都被它覆蓋了，待至“文藝復興”才開始翻盤，待至啟蒙運動，越益發覺希伯來背景的基督教與古典傳統是牴觸的。其實，古典文明很早就孕育“反閃族主義”(anti-Semitism)，它早於基督教的誕生，至基督教添加一項猶太人殺害主耶穌的罪名，這是基督教咬斷自己猶太老根的狠招—耶穌明明是猶太人，卻變成全人類的神，反倒說成是被猶太人害死的，這個歷史上最大的假訊息使憎恨值倍增，一直流毒至今，至納粹終釀成滅種大屠殺。足見“閃族”基因已深入西方骨髓，竟演變為強制性從體內烈性排毒。

西方的科學革命起步于古典科研傳統的復蘇，但在這方面，中古的歐洲仍借十字軍東征之緣，從12世紀開始才陸續從伊斯蘭世界搜集到一些古典遺籍。中古伊斯蘭世界的名都，從巴格達到哥多瓦、從開羅到布哈拉，都維持了類似今日科學園區的機構，乃後來西方科學革命的先河。伊斯蘭對亞里斯多德研究的心得，直接塑造了西方中古的神學。伊斯蘭底下的伊比利亞半島是歐洲唯一不具“中古”形態的文明開化地區。

西方進入“中古盛期”，即開始往外擴張，在伊比利亞發動南略，擴大為十字軍東征，征戰對像是先進的伊斯蘭文明。開頭時，仍很理想主義地去“光復”耶路撒冷。待至後來，耶路撒冷得而復失卻不急於光復，反將“行都”設於富庶的海口阿卡，更忙於攻佔東方的經濟中心如君士坦丁堡和開羅，在前者是成功了，也因而摧毀了一個在東方遏阻土耳其西進的基督教屏藩。十字軍收攤後，西方陷入英法百年戰爭、教廷大分裂、全境黑死病與土耳其帝國大敵當前的內斂期。待至15世紀第二度往外擴張，則是向全球海洋進軍，其起步的誘因卻是印度洋，後者在全球經濟的比重已經壓到了近東—那是進入“近代”期了。

顯然，“中古”對近東來說是黃金時代，如中國的唐代一般，但兩者加起來是否有足夠斤兩翻轉文藝復興的負面的“中古觀”？ 落實地說：能夠改變中學生世界史課程作業中紙糊“中古城堡”手工勞作的慣性否？綜觀中國史，大部分時間都在獨善其身，甚至在今日仍和世界格格不入，有自己千年傳承的一套制度，從來走自己的路，有自己的“大未來”，那麼不妨也有自己的“大過去”。譜寫世界史這個人類共同回憶常面臨的窘境即偶而涉及中國時才讓它亮一下相，中國人自身編寫的世界史教課書也是將中國“開除球籍”的。

伊斯蘭則不然，它和西方基督教文明是同根生，同屬所謂“亞伯拉罕系”，兩者的歷史盤根錯節。在舊大陸未發現美洲之前，伊斯蘭橫跨歐亞非大陸，橫過印度洋，乃整個舊大陸的腹部，身居偏處東西兩端的中國與西方的中間環扣。至近代初期，西方人甫登上全球舞臺時，伊斯蘭的“全球化”已從摩洛哥延伸到菲律賓南部。那麼，伊斯蘭的黃金時段為何不可將世界中古史從“黑暗時代”改寫成輝煌時代呢？近東至今已成落後地區，元祖文明誕生地的兩河與埃及殘破不堪。穆斯林的棲息地（除了馬來海域外）千年以來一直在乾旱化與沙漠化。世界史觀難免受“厚今薄古”左右。

在今日西方，穆斯林被畫上“恐怖份子”的臉譜。而華人呢？歷來對白人仰止，對穆斯蘭貶抑，雖然其排次比黑人略高。華人熟悉的符號空間乃由拉丁而非阿拉伯字母砌成，採外文名字會是瑪麗、彼得與傑克，而不會是玉素甫（若瑟）、穆薩（摩西）、易卜拉欣（亞伯拉罕），除非想被邊緣化為回民；華人女子名伊莉莎白是抬舉，若稱艾伊莎，則是準備進入印傭行業了。一個被負面化的現代伊斯蘭如何有助扭轉一個負面化的“中古”觀呢?

最後不得不面對印度次大陸的“中古史”，它最難處理。印度本土有前後三個古代帝國：孔雀帝國、貴霜帝國和笈多帝國，被匈奴“殯葬”掉的是後者，那麼前兩者如何定位？而古代印度也有兩個“古典時代”，與“中古”接軌的又是哪一個？其一為印度本土佛教黃金時期的孔雀帝國，其二為印度教崛起的笈多帝國時代。被匈奴“殯葬”掉的古典時代似乎是佛教的那個，而不是印度教的那個。

《新世界史》第二卷已指出：雅利安印度不是鐵板一塊，它至少可分為北印度中原的吠陀文明與北印度東部的摩揭陀文明，後者是佛教與耆那教的誕生地，兩者異于吠陀文明，都是反種性的，它們不用梵文而用摩揭陀方言宣教。在古代的印度，反而是佛教先出任以摩揭陀為本的孔雀帝國的國教。阿育王向四方派遣傳教士，將佛教傳入由亞歷山大部將在中亞建立的大夏王國，其希臘國王彌蘭陀繼阿育王成為第二位“轉輪王”。後來，在中國北疆的月氏被匈奴人驅逐來到此地，接收了大夏，開創了貴霜帝國，將“轉輪王”的傳統發揚光大。貴霜帝國與漢、安息、羅馬並列古代四大帝國，但它在匈奴來襲前已結束，面臨匈患的是笈多。因此，以匈患為量尺，也必須以笈多帝國的消失為印度“古代”的結束。

在此意義上，前期佛教基本上被限於“上古”現象，至於“中古”的佛教，則是在絲綢之路上蛻變成東亞宗教者。佛教的原鄉步入“中古”，所見的是古吠陀教之重新被發明為“印度教”，這是後孔雀王朝的一段歷史，在繼起的笈多帝國底下，古代的吠陀經書梵文被提煉成“古典梵文”，新印度教的經典是兩大史詩、眾《往世書》以及《摩奴法經》，也是在後孔雀時代陸續成形。

印度“中古史”所見者，倒非古吠陀教的捲土重來，而是新印度教併吞先前的佛教與耆那教地盤，它最大的勝利在次大陸的西北角落，該角落除了曾是希臘化大夏與貴霜的佛教天下，還處於古波斯祆教文明的輻射下，這兩種宗教基因的剪輯製造出大乘佛教的彌勒崇拜，它傳到東亞去了，印度本土沒有這一尊佛。印度教不是在收復失土，而是開拓古吠陀教未及之處女地。在婆羅門自我中心的話語裡，這些不潔之地曾是不供奉婆羅門的“墮落的剎帝利”盤踞的領域。

新印度教的翻盤，轉機似乎是“白匈奴”的入侵，他們與古雅利安人、波斯人、希臘人、月氏等，以及更後來的突厥人、蒙古人與阿富汗人，都是從西北角落入印的，但“白匈奴”這波的效應不是去印度化，而是迎上了本土的印度教漲潮。佛教史裡都承認：對佛教的一次大打擊是白匈奴大族王的“滅佛”。

白匈奴滅佛並非單一插曲，而是值印度教上升、對佛教不利的一個開頭，其全面啟動與帝胤族(Rajputs)的登臺有關。當印度史學仍未跳出歐洲史窠臼之時，是將帝胤族簡單地說成白匈奴的後代，與日爾曼人入主羅馬舊疆，和一個在地教會合作，締結新的政教聯盟，將中世紀打造成一個騎士社會是同一個劇本。今日卻遭逢什麼都非本土化不可的“後殖民批判”，力主帝胤族是先前未入婆羅門法眼的本土族群，因世變而上升為新統治階層。必須警惕：“後殖民批判”是迎合今日的學術時尚，比舊說只是“政治上更正確”。對本文的目的來說，帝胤族的出身無關宏旨，重要的是彼等願意供奉婆羅門，因此被後者重新發明為古代“剎帝利”的苗裔，而先前受“墮落的剎帝利”污染的不潔之土也被淨化為婆羅門聖域。

這些從古代再生的“剎帝利”還替印度教立了另一樁大功：把阿拉伯人的入侵阻擋在印度河下游。在此意義上，帝胤族針對佛教來說是衛教士，針對入侵的伊斯蘭來說則是聖戰士。史家一般將帝胤族時代歸入印度史“中古前期”，後期則見突厥人攻破先前阿拉伯人未能克服的帝胤族防線，入主北印度，開創德里的伊斯蘭政權。在中古前期，衰落中的佛教仍與印度教維持了並存局面，待至中古後期，佛教承受伊斯蘭打擊的韌性不如印度教，被振了出局，印度史遂過渡至印、伊兩大派的對峙，以迄今。

終印度“中古”之世，都在開拓印度洋。這在西方是到了達伽馬才上演的“近代”戲。雖然，在中古前期，北歐的維京人也曾跨海至北美洲，乃孤立事件，並無建構一張跨北大西洋的經貿文化網絡。印度次大陸之經略印度洋，則締造了一個大印度文化圈，早期是佛教與印度教的業績，它們在東南亞架起了世上最大的佛教與印度教建築群，將東南亞變成“印度文化的主題公園”。

至中古後期，伊斯蘭的勢力漸壓到印、佛兩派，但穆斯林大半還是從印度海岸前往馬來群島的，只有少量來自阿拉伯與伊朗，南洋群島的東部也有來自泉州與廣州的回民。在宋以後的中國經濟加持下，這個大印度文化圈成為近代初期世界經濟的樞紐，沒能掌握這個事實，就很難理解西方人為了進入“近代”，為何拼老命探索新航路以達印度洋，甚至因此意外地發現了新大陸。他們只在印度洋史詩這部迷你影集的下集登場，但由我們落後的教科書抱殘守缺的西方中心論裡，世界“近代史”是沒看上集從下集開場的—在這個下集裡，暴力因素也有成為主導的傾向。

正文原為《讀書》雜誌上的一份投稿，於2022年2月以《走出單一的中古史觀》標題發表，限於6000字之內，發表在此“附錄”之前的正文是未刪節的版本。篇幅限制固為因素，身為作者，我還是忽略了世界史的一個要部。正文是解構了西方中心論，卻未免文明中心論：只論及貫通歐亞大陸的城居文明帶，未及歐亞大草原的遊牧帶。這個偏見望在附錄中糾正。

正文的一個重要命題是匈奴乃古代四大帝國的“殯葬師”。此公約數使匈奴現象成為“世界上古史”和“世界中古史”的分水嶺。該大分野已點出大草原是世界史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卻無後續。為了填補這個缺遺，我另撰了一篇專論《歐亞大草原的歷史生態》，正在發表中，附錄不擬全面重複，該文亦限於6000字，因此本附錄也順便替這篇新作做補充。

簡言之，在近代以前，歐亞大草原上共出現了三個朝代：匈奴、突厥、蒙古。它們的原鄉都在中國頂頭上方：蒙古草原。匈奴的誕生期與秦大一統共時，與草原上繼起的突厥、蒙古兩帝國可視為草原帝統的三個朝代，與中朝的秦漢、隋唐宋、元明清三大段落是平行的傳承、卻在同一條共振帶上。

單說這點，就只與中國史有關，何云“世界史”？這點只是為了論證草原與中華這兩個帝統皆源自同一個“始皇帝”模式，用來解釋為何西部草原不是帝國的發源地，東部草原（確切一點是中國的北疆）才是草原大一統的原動力。這個帝統逐步覆蓋了整個歐亞大草原，抵達歐洲，由中國的“邊政史”演繹為“世界史”。

跨出第一步的是匈奴。它的原鄉是蒙古草原，被漢朝擊敗後，南匈奴內附，北匈奴西遁，闖入哈薩克草原，古名“大斯基泰”(Scythia)，乃印度伊朗人的棲息地，屬印度歐羅巴語系。匈奴西遁的效應之一是把阿蘭人（Alani, 古斯基泰裔）和哥特人驅入羅馬帝國，未進入羅馬的則淪為臣民，以哥特人為大宗，該困擾羅馬兩個世紀的邊患遂被匈奴組成一個（阿爾卑斯）山北大帝國，古羅馬滅亡進入倒數。匈奴西遁的效應之二乃草原上阿爾泰語系取代印度歐羅巴語系的濫觴，該過程由後繼的突厥和蒙古兩個時代完成。

東方的匈奴帝國歿後，蒙古草原為東胡的鮮卑盤據，它的一支拓跋氏南下，建立“北魏”，替隋唐盛世奠基。但在歐亞大草原上並沒有一個“東胡時代”，因此世界史不妨暫時繞過中國史，直接跳到“突厥時代”。突厥人的全盛在可汗國時期，見於隋唐史，不再贅述。其餘暉仍反照在蒙古草原上的繼承國回鶻可汗國身上，研究國史者固熟悉，卻無與另一繼承國可薩(詳後)作比較者。兩者都在草原上築城，往半定居國蛻變，皆開始以定居文明帶的宗教為國教，在回鶻是摩尼教，在可薩是猶太教。待至回鶻的繼承國黑汗可汗國 (Karakhanid Khaganate, 840-1212)，突厥國西移至伊犁以西至鹹海一帶，且成為伊斯蘭國家，開今日突厥人的國家幾盡為伊斯蘭邦國的先河（唯一例外是圖瓦人民共和國，因為被蒙古化，宗奉藏傳佛教）。

入歐的突厥人又是另一番光景。當突厥帝國崛起之初，一口氣滅了鮮卑裔的“柔然”(550)以及中亞的匈奴餘緒“嚈噠”(560)，兩股亡人合成一夥，西遁入歐，被稱為“阿瓦爾人”(Avars)。突厥人在後追剿，亦入歐。阿瓦爾人入歐後，頗具其先驅匈奴之勢，仿匈奴驅策哥特人為臣民的先例，阿瓦爾人組織了原本分散的斯拉夫人，為了行政方便且制定共同斯拉夫語，雖然阿瓦爾人敗亡後又開始分化，終究讓斯拉夫人以一個大群的身分認同登上歷史舞台。待阿瓦爾浪潮退後，東歐與巴爾幹露出來的是一片斯拉夫淺灘，首現今日東、西歐的族群分野。

阿瓦爾人的入侵，也促使古匈奴在黑海草原的遺裔和“後匈奴-前突厥時代”陸續被驅入歐的匈奴裔團結成“大保加利亞”(632-668)，成功地抵禦了阿瓦爾人，後來卻被另一股草原勢力（詳後）瓦解，最大的一股遷至多瑙河以南，建立“後大保加利亞”，至今日已被臣民徹底斯拉夫化。另一股保加爾人被迫遷至伏爾加河中游，他們保留了最接近古匈奴的、突厥帝國建立前的突厥語層次。

在世界史的這個角落接著發生者，是橫貫歐亞大草原的突厥帝國東部出了事，在西部的備胎立即投入操作。與大唐為鄰的東、西兩個突厥國，在相繼被唐併吞或被別性突厥人取代的起起落落期間，一個由原帝室阿史那氏統治的“可薩可汗國”(Khazar Khaganate, c. 650-965)在黑海-裏海草原應時而生，原核該是追剿阿瓦爾人入歐的部隊。可薩時代作爲俄國的“前史”，頗受世界史冷落，其實該可汗國享祚三百餘載，比蒙古帝國統治俄國還要長久。可薩從遊牧帝國轉成通商帝國，成為歐亞的貿易樞紐。

可薩可汗國除了是“絲綢之路”入歐段之外，也對拜占庭產生了正負兩面的作用。它瓦解了“前大保加利亞”，使其最大的一股西下，他們能阿瓦爾人所不能，竟然突破拜占庭的多瑙防線，在河之南重建“後大保加利亞”。另一方面，可薩對黑海-裏海草原的“大一統”，使拜占庭免於更多亞洲遊牧群的侵襲。初生的俄國也在這個“可薩和平”卵翼下得以茁張，建都的基輔原本即可薩的屬地。基輔俄羅斯卻於965-969間把衰敗的可薩滅了，俄主承襲“可汗”之號，但可薩防線一旦崩潰，更“野蠻”的草原族群就在歐境內坐大，使拜占庭疲於應付，也逆轉了基輔的南向。

滅掉可薩的俄主斯維雅托斯拉夫(Sviatoslav)受拜占庭所雇，南下攻擊“後大保加利亞”，卻妄想把俄國首都從基輔遷至多瑙河之南，被拜占庭驅逐，並將其回國的時刻與路線洩露給新崛起的“蠻族”佩徹涅格人（Pechenegs）—亦為來自中亞的突厥裔。他們伏擊斯維雅托斯拉夫，把他殺了(972)。在此之前，佩徹涅格人已經圍困過基輔。“可薩和平”瓦解過程的一團亂象也包括佩徹涅格人將馬札兒人驅入噶爾巴阡盆地，成為今日的匈牙利人；後來，陸續來到的突厥裔烏古斯人與欽察人聯合拜占庭將佩徹涅格消滅了。如果沒受這些草原族群堵塞，基輔沒落後俄國的新中心不至會北移到林木帶中的莫斯科—這個方向的逆轉對世界史的走向來說太關鍵性了。

在蒙古草原，當回鶻人取代“後突厥帝國”不久，就有加盟者分裂出去，計有葛邏祿(Qarluq)，乃後來的“黑汗”的奠基者；復有烏古斯人(Oghuz)，在黑汗之西建立葉護政權（比可汗低一階)，亦隨黑汗之後皈依伊斯蘭。這是世界史的一個里程碑。葉護邦下的塞爾柱氏(Seljuks)與主子不和，被逐往伊斯蘭帝國內發展，卻無意間收拾了它的殘局，入主巴格達，當了伊斯蘭帝國的主人，成為繼阿拉伯人與伊朗人之後的伊斯蘭生力軍。定居的烏古斯系突厥人後來開創出土耳其帝業。

在其北方，另一個大遊牧群在不斷發酵。與回鶻帝國共時，在西伯利亞南部已出現一個乞迷克(Qimek)同盟，東部草原陸續的動亂，推動了一些突厥族群加盟，首先是欽察人(Kipchaks)，代替乞迷克人當了盟主，最後是來自更東的苦蠻人（Cumans），反而跑到了最西端，成為拜占庭和俄羅斯的邊患（有時變成既鬥爭又結盟的三角關係）。他們被視為“西欽察人”。為了方便，我們以“欽察”稱呼這個整體。世界史似乎也同意這個名號，因為今日的哈薩克草原在中古的名稱正是“欽察草原”—在古代可是“大斯基泰”呢。欽察人以外戚身分幫助了高加索的格魯吉亞抵禦北侵的烏古斯人，保存並壯大了該國。已在地化的“苦蠻”也領導了被拜占庭滅亡的保加利亞復國（1185-1204）。在地化的“苦蠻”亦參加了羅馬尼亞的建國。

至於蒙古帝國如何接收這一個集團，變成大蒙古國底下的“欽察汗國”，此處不贅述。蒙古帝國乃草原宰制歐亞大陸的時代，以及草原如何透過北朝、盛唐、元代與清代塑造了中國史，亦無需在本附錄裡再度強調。必須提醒的是在西方人從海洋連貫全球之前，草原已經從陸路整合了歐亞大陸。更需糾正的是草原上的遊牧族群乃禍害定居文明帶的“蠻人”這個刻板形象。

“後蒙古”的世界史進入了“火藥帝國”時代，大草原的地位一落千丈，變成世界史的後巷。因此，“中古”是草原史的黃金時代，“近代”才是草原史的“黑暗時代”。我們怎能拿西羅馬垮掉後西歐一隅陷入的“黑暗時代”涵蓋全球的“中古史”呢？在這裡，西洋史才是不折不扣的“地方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