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投奔怒海》到《詩》，鍾愛有許鞍華的香港

如果回想，我也是經歷過周星馳時代的一輩人，同時期見證了四大天王，抓到一點張國榮、梅艷芳的尾巴，謝霆鋒以星二代小鮮肉之姿出道的時候，也跟風追過一陣。那時的香港幾乎是襲捲的，從電影、音樂、明星、文化，典範式的覆蓋整個華語地區，甚至日韓。像蓋一層暖被，大概誰都有幾個想著就暖心的香港偶像，都咬得出幾句鼈腳的粵語，去ＫＴＶ還能拉出一排粵語歌單。

那時候看香港電影還不太認導演，只看類型和演員是誰。長大一點，才回頭補了許多不那麼主流卻經典的港片。許鞍華的「越南三部曲」，是其中之一。

越南三部曲之前。我不曾知道越南、越戰和香港之間有什麼聯繫。好像看了王家衛拍重慶大廈，才窺見香港不在主流電影裡的一隅，還有如此多膚色各異的外籍商人，勞工，窩居在城市角落合法或不合法的勉力維生。當時香港也接收了為數眾多的，戰後逃離家園的越南人，收容人數居亞洲之冠。作為中繼站，或最終的落腳之地，三十多年間，有二十萬的越南難民在這裡靠岸。第二部《胡越的故事》，主角周潤發就是飾演打過越戰的越南華人，抵港和繆騫人隔著鐵絲網相望的一幕，看起來這麼近，實則卻是難以跨越的距離。

第三部《投奔怒海》，則把故事拉回越南本土（拍攝地在中國），從一個外國記者的視角，呈現共黨統治下越南人民的生活。現在的觀眾已經很明白「樣板」是怎麼回事，孤兒院的孩子齊唱著和諧歌曲，歌頌國家領導人的偉岸，離開記者的鏡頭，卻是一副副空洞眼神，一被擁抱就如攀上浮木再不肯鬆手。但在1982年，《投奔怒海》還是挑戰性的，不僅批判共產主義，在刑場邊如禿鷹利著眼搜刮死人財物的孩子，為養活孩子不得不出賣肉體的母親，賭上萬分之一機率的逃亡，焚身的烈焰。不只震撼片中的角色，同樣震撼著觀眾。

那是放在現在，不會再有的香港電影。

Elegies，翻成中文是哀歌、輓歌，是許鞍華紀錄片《詩》的英文片名，也是詩人黃燦然的組詩。很難想像從《投奔怒海》到《詩》，已經過了四十二年。兩、三代的人，卻依然面對同樣的課題，甚至更嚴峻。許鞍華從前輩詩人淮遠、西西、飲江、也斯、鄧阿藍、馬若等人，到主角黃燦然和廖偉棠兩位詩人的生活切面，和年輕詩人黃潤宇的對話，想探討「詩」是什麼。這是她自述的本意。

然而我們卻無法不看到更多，詩句之內，詩句之外，人浮於世的轉變，與不得不變。黃燦然戲稱自己是「經濟流亡」，從香港移居深圳，逃離看不到天花板的高房價、物價。廖偉棠則在2018年舉家移居台灣。

跟著拍攝廖偉棠的鏡頭，2006年曾以保留舊中環天星碼頭、皇后碼頭的社運現場影像，就出現在畫面裡。廖偉棠既是社運人、詩人，也是攝影師，他用他的身體，親身感受了人民與當權者之間，絲毫不存在浪漫的衝撞。他以寫實攝影紀錄，再用他的筆，寫下07年的《皇后碼頭歌謠》、08年的《灰心謠》。

「一切就像十年前，但你更左了！」
不，他的右在吃著他的左，
他的左又吃著他的右。

還有那些曾一起在雪地裡走失的人，
被紛飛雪球打得暈頭轉向，
以後再也見不到的人。

他們在蒙昧中虛構著這一個他，
他們用大麻葉蘸著虛空，
草草的回憶起他。

在海風中撿回他的鼻子，
在電波中撈出他的耳朵，
在月光中描繪出他的眼睛……

然而他曾經用這些東西一起說：
我愛。他曾經把地球點燃，
看它燒成一个薔薇花蕾。

就讓打鐘的打鐘，看雲的看雲，
他一寸寸埋葬自己，
至今已三十三年。

離散至香港的人，自香港離散的人。「越南三部曲」和《詩》的兩種狀態，恰似替香港近半世紀的歲月，立下註腳。

走在台北街頭。《詩》劇照

許鞍華大學唸文學時主修詩歌，她仍謙虛的說，自己不懂詩。但曾經感受過的撫慰、力量，從幼時的記憶保留至今，陪著走過每一次低潮，卻是真實的，始終不變的。如同李滄東的《生命之詩》，詩，可以純粹的美，可以與物事對話，也可以是面對現實和困窘人生的另一種可能，是一種救贖，或者，抵抗。

《詩》裡收錄的作品，無論是黃燦然、廖偉棠寫的，還是課堂上讀的，都是導演所選所收錄。廖偉棠曾笑說，他不太滿意導演只選他十幾年前寫的作品。作為一個「入世」詩人，廖偉棠的詩一直呼應當代，近年住台灣，就尤其多關於台灣的詩，還有疫情。但，或許對留在香港的許鞍華來說，2006到2019，再到2024，只是時間的推移。所有，都還是當下的，沒有遠去，也沒有距離。所以她讓我們跟著辛波絲卡的《種種可能》，感受有權利偏愛什麼的自由；又跟著策蘭的《一片葉子》，不無感慨的思索，沉默，何以在當下成為一種必然。

這算是什麼時代，
當一次談話，
幾乎就是犯罪，
因為它包含，
如此多說過的？

當尋常的話語，也成了罪過。當字句出口，百次千次，還是改變不了任何事。說些什麼，還有意義和價值嗎？在這個時代，溝通還具有可行性嗎？

黃燦然曾經說：「她拍的題材，是所有香港事物中最沒人知道的，就像在黑暗的廣場上，一盞聚光燈聚焦於一棵小樹下的幾株青草。」

我想完全是的。越南三部曲如此，天水圍的故事如此，《桃姐》和《詩》也是如此。從導演生涯的最初，到年歲得以從心所欲的現在。許鞍華始終是許鞍華。身為觀影者的我們何其有幸，得以見到她以遮蔽在眼鏡後的笑眼，既溫和世間的戾氣，又得以像針尖，扎入人心。沒有慷慨激昂，只有如涓流的腳蹤緩步，堅毅。即便前路難行。

金馬事件之後，許多港星、大牌導演迫於現實，推辭金馬邀約，即便有作品，也傾向不冒險，不投獎。唯許鞍華逆勢接下2022年的評審團主席，走上紅毯，成為2018之後，第一位非台灣人的金馬評審團主席，《詩》也在2023年入圍金馬最佳紀錄片。

無論在作品選題，還是現實生活，她都代表了當下香港，最勇敢的力量。

問題的答案我想還是肯定的。他們從來沒有真正的灰心。無論是香港詩人們，還是許鞍華，又或者，策蘭。所以他們仍然拿起筆，拿起攝影機。寫點什麼，拍點什麼。仍然記錄、傳遞著他們所處的時代。仍然，愛。

即使激不起立即、廣泛的共鳴和改變，能在某個時刻，在如深暗小窗的眼睛裡，投入一絲光，蒐集，曾經的一個世界。那就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