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抑鬱症也藏著性別歧視？一起讀河馬《我的痛苦有名字嗎？》

《思想驗證區域》測試裡有這樣一道題目——“女性抑鬱症常被看作是無病呻吟。”

奇怪又尖銳的一句話，在精神及心理疾病越發普遍的時代，連抑鬱症也有性別歧視嗎？

但現實就是如此，男性抑鬱症背後總是有一些“大敘事”，經濟不景氣導致的社會壓力、一家之主的責任感、職場與自我價值實現等等，可以從中找出一些社會文化脈絡。但女性抑鬱症的原因卻很容易被與“雌性激素”掛鉤，比如產後憂鬱症、更年期症候群，好像就是因為身體發生變化，情緒也容易波動了。

事實真是這樣嗎？

“把女性憂鬱的原因局限在雌激素的影響，這種說法就是在消除經歷憂鬱情緒的女性們的具體社會文化脈絡。把女性變成不擅長情緒管理的弱勢存在，使女性很難去厘清醫學解釋以外圍繞著自己痛苦的背後原因。但世界上真的存在毫無來由的痛苦嗎？”

這本書的副標題是瘋狂而古怪，傲慢又聰明的女子們——不被理解的痛楚，女性憂鬱症。河馬試圖從根源來探索那些不被理解的、被忽略和貶抑的痛楚。

她犀利地指出為何男性抑鬱的主要原因在精神醫學教材中常被解釋為社會文化因素，而女性抑鬱的主要原因卻更多從生物學找答案呢？

當痛苦無法用外界因素解釋，被告知是來自於自身，一種身為女性天生攜帶的、個人的因素，而非社會共性的，痛苦便又向內鑽得更深。或許有人覺得言重了，但你真的沒有在社交平臺上刷到過“女人被激素控制的一生”之類的觀點嗎？

“比起引發痛苦的事件本身，我認為反倒是因為不被認同的這一連串過程一再反復，才使得女性患者的痛苦越發嚴重。明明很痛卻無法喊痛的時候，受了傷卻不能說自己受傷的時候，我所經歷的痛苦無法與他人連接的時候——苦痛便會加深。”

要重新為女性抑鬱症找到真正的原因或“撥亂反正”是相當艱難和沉重的，但河馬做了這件事：

“為了重新記錄所謂的痛苦，想成為那第一個擁護者，我寫了這本書。而我們必須先從相信自己的痛苦開始才行。”

女性抑鬱症的原因一樣有“大敘事”，一樣有社會文化脈絡，甚至更深、更古老、更隱秘——精神健康醫學系教授張亨雲：“我認為女孩子們的情緒認知發展是從小受到阻礙的。她們被強迫要表現得像‘親切可人’、‘溫和有禮’這些話一樣，展現出親社會的一面。所以就算感受到憤怒等負面情緒，也會因為無法表現出來，而陷入進退兩難的局面。”

社會對女性的規訓滲透到家庭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但是還不止如此，在抑鬱症的諮詢中，一定會談到的就是童年創傷，也就是追溯原生家庭的問題——“家人的問題被個人化成一個人的問題，簡直像泥沼一般，讓所有人都難以從這場悲劇中掙脫。”

河馬書中採訪了大量女性抑鬱症患者，她們的家庭是東亞家庭的縮影，沒有什麼很新鮮的、都是我們熟知的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希望大家可以親自去閱讀她們的故事、聆聽她們的聲音。

說到家庭，應該也有人聯想到結婚、生育率之類的問題，為什麼越來越多年輕人不願意走入家庭了？

“許多人領悟傳統家庭的範本無法保障自己的幸福，而可能相對輕鬆的戀愛關係，也隨著數位性犯罪遍佈的情況逐漸崩塌······我認為那些東西對整體女性都是有影響的。”

又想到《思想驗證區域》裡出現的“所有男性都是潛在的加害者”，12位出演者中有2位贊同這個觀點，河馬肯定是其中之一，而另一個是作為律師的本傑明。外出小分隊做費米任務時也認知到了，針對女性的犯罪率比所有人預期得都還要高的事實。

是的，N號房、DEEPFAKE，並不是只發生在韓國的犯罪。

河馬作為參與過女權活動的一員，她站在第一線清楚地看見了——“女性的角色正在快速變化當中，但世界並沒有跟上這些變化。”

世界對女性角色的期待仍有過多陳腐的東西。卻沒有人從這裡去談女性抑鬱症的社會文化脈絡，而是把病因歸咎於個人化的身體？196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有這樣的言論：“最個人的事就是最政治的事。”

“我在開始記錄二、三十歲女性們的痛苦時，便明白這必然是一場政治的活動。為了將痛苦稱之為痛苦，必須主張它並不渺小，這件事想必就是極政治的。”

“我認為年輕女性們探索憂鬱症相關的事情，也是一種找出新文化去處理痛苦的方法。在危機中形成新的自發性連帶關係，不去詆毀或恣意刪去他人的痛苦，分享並出示彼此的脆弱，還有為失去的事物充分哀悼。為了達成這些，我們必須在廢墟之中重新開始。如果不是別的，而正是痛苦讓這些過程得以實現的話，如果可以那樣去理解痛苦的話，我方能從現在起為我的痛苦自豪。”

我們必須去談論、找出病因、承認自己的痛苦，這些看起來還和治療、治癒相距甚遠的步驟，卻也是最為艱難的、邁出第一步的過程。

書中也談論了一些具體的問題——我們能做些什麼？比如抑鬱症可能導致的自殺問題，作為身邊人不要讓試圖自殺的人獨處；抑鬱症患者的家人或伴侶該如何照護等等，書中有很多具體的案例和經驗分享。

重要的是，必須完全改變理解痛苦的文化。不能把任何抑鬱症患者的痛苦看作是無病呻吟或只是雌激素的影響。

還有一點重要的是，我們必須開始談論抑鬱症患者的自殺——“關於要如何死，為何要死的問題，實際上也是關於生命的問題。因為某個人決定要尋死，也意味著對現在的他而言，並沒有為了活下去而迫切需要的東西。也就是說，有關死亡的問題，等於說在問一個人他活在這世上最需要的究竟是什麼。”

所有和死亡相關的話題最終都指向如何生活。

當然還有那些留下來的人們，抑鬱症患者身邊的人——“很對不起。真的很愛你。我好想你······我們人生中必須說的全部，好像就是這三句話了。我學到在我的人生接納某個人，等於也一併接受了我的人生或許會因為他而產生歪斜的可能性。我知道除了喜悅和愛之外，還必須接受傷痕與痛楚。”

河馬的文字就像她在節目裡展現出來的那樣，總是有種溫暖而堅定的力量。最後她將抑鬱症患者如何變好的實用建議稱為“改變故事結局”：

1、得甩開因為對痛苦太過熟悉，於是想留在其中的誘惑才行。

2、要好好學習享受快樂的方法，跟感受到的悲傷程度一樣。

3、比起強烈的不幸，得和平淡的幸福變得更加熟悉。

4、必須開始把腦海中不停重播的故事重寫成另一個版本。

5、比起找出什麼是錯的，更應該發現什麼是對的，並且學會停留在對的上面。

6、我們要比現在更不痛苦，更想活得幸福，我們要為此努力用心，下定決心認為那樣的生活很適合自己。

河馬的實用建議不僅僅適用于抑鬱症患者，在生活中正在經歷抑鬱情緒或是低谷期的人們也同樣適用。如果還是覺得這本書過於專精，也可以從相關題材的韓劇入門~

這幾年韓劇對抑鬱症的描寫也越來越多，我個人認為最值得推薦的是Netflix《精神病房也會迎來清晨》，《低谷醫生》也值得一看。

我們能從大眾文化中感受到光是“談論”這件事本身的力量，以及媒介能夠成為我們尋找共鳴與療愈、產生連帶感的契機，這些都是有意義的，說不定我喜歡這些韓劇的理由和河馬寫作這本書的理由是一樣的：

“比起人們明白得更透徹，我反倒希望他們跟著一起被動搖，希望他們可以被連累。與其畫上一條線，把自己和受害者區分開來，我更希望他們能瞭解自己其實已經是站線上內的存在。或許這是件更難的事，但就像世上許多好事一樣，如此才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