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社會與全球南方
張登及（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國際社會」與「全球各國」、「世界各國」是國內與英文媒體常見但濫用的主詞，甚至有些嚴謹研究的作者，也用它們指「世上不確定的多數國家或民眾」，例子從網上司空見慣。比如多年前有報導稱澳洲拒絕收容尋求庇護的難民，引起「國際社會」撻伐。實際上，比較有根據的是當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有近60國對此譴責，但這與「國際社會」還有大段距離。近期有國內媒體稱「世界各國」(全球各地?)正在慶祝萬聖節，唯獨中共民警在上海取締奇裝異服；似乎跟「中國支持俄國侵烏在『國際社會』遭到空前孤立」的論述如出一轍。其實認真看一下各國的國情和宗教情況可知，這樣的新聞寫作廉價而偏頗。
「國際社會」的概念濫用
倒是日本經濟新聞2019年曾感嘆，印度對喀什米爾印控區採取的高壓政策，「全球社會」（global community）卻緘默不語。近日以色列國會通過禁令，宣布禁止聯合國在迦薩的「近東難民救助工程署」（UNRWA）的活動，遭到包括美國在內所有安理會成員的反對。還有，以聯合國大會多次以大比數通過譴責以軍攻勢的決議，包括9月以124票贊成、14票反對、43票棄權，通過由南非、巴勒斯坦、北韓、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埃及、阿爾及利亞、馬來西亞、智利提案要求以國遵守「兩國方案」、立即撤軍、對佔領過程賠償損失。但是雖然支持以國的美國、密克羅尼西亞、諾魯、巴拉圭、巴紐、土瓦魯、東加、斐濟、捷克、阿根廷等國集團特徵明顯，英國、澳洲、加拿大、德國、荷蘭、丹麥、瑞典、印度等40餘國卻棄權。可見喀什米爾案多國緘默、以巴戰爭案多國責備以國，也只能勉強說「國際社會」出現了相對清楚的共識。
就算如此，一些有特定背景的媒體仍稱，以色列揭露了UNRWA被哈瑪斯與「邪惡軸心」（Axis of Evils小布希911事件後稱北韓、伊朗和海珊政府的伊拉克用語）利用，使「國際社會」加以檢討，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義大利、瑞士、澳洲、芬蘭、法國和日本等10多個捐助國暫停支持UNRWA。對這類媒體來說，似乎這10國已可作為「國際社會」的代表。但聯大投票責備以方、支持「兩國方案」的，還是有日本、法國等西方強國，所以同情巴方並不是發展中國家、非西方國家，或者「全球南方」的專利。
「國際社會」與大西洋社區的自由國際秩序
如果根據國際關係理論中，最青睞「國際社會」概念的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的說法，「國際社會」（international society）是指在國際政治仍處於無政府狀態、各國之間沒有最高權威的條件下，國與國的關係仍具有「社會性」。國家之間未必總是霍布斯式的無窮敵對與注定殺伐，而是一種受到共享規範與信念約束的有節制競爭。
有些學者說，19世紀「歐洲協商」（Concert of Europe）的時代，西方大國雖競相海外殖民，但彼此即便開戰，也不會以毀滅對手為勝，是「洛克式無政府」（Lockean anarchy）。二戰後即便美蘇冷戰，更是遠離霍布斯式無政府，向洛克式國際社會前進一步。若能進步到北約（NATO）或歐洲共同體（EC），雖然西方各國保有主權，形式上國際社會還是沒有世界政府，但已近乎「康德式」狀態—是更有序的國際社會。
媒體與一般性分析使用「國際社會」一詞，不會像英國學派這樣講究，情有可原。但很多作者會情不自禁地用「國際社會」佔據言論制高點，實際上只是指「跨大西洋共同體」（或譯為大西洋社區，Atlantic Community）。事實上，英國學派也被其他學者批評囿於歐洲中心主義的，沒有考慮西歐—北美以外國家的歷史經驗，以致於其「無政府的有序」（anarchical international order）只建基於全球化—大航海時代（其實即是殖民時代）以來的規範和理念；其核心有三：西伐利亞的主權國家體系、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個人主義的民主制度，可合稱「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LIO）。
金磚集團：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陣」？
但這些「規則為基礎」（rule-based rules）的秩序，一開始只適用於西方「文明國家」。也就是說，殖民地和「東方專制」（如非洲、拉美、印度、中國、日本、朝鮮）因不夠文明或根本「野蠻」，不適用這些規則，而可以作為無主地或有限主權者加以侵奪。這是「雙重標準」合法化的歷史淵源，也是南北對抗（North-South Struggle）、「第三世界」運動的起點。在「全球化已死」的今天，已開發國家的民粹領袖責備自由國際秩序不再使西方獲益，甚至揚言退出。但除個別大國以外，多數開發中國家仍難跳脫發展困境，也疾呼要把自由國際秩序（布林頓森林體系是其制度的具體展現）改革為「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更加流動不羈的「全球南方」
可能是「第三世界」過去具有排斥蘇聯/俄國的暗示，「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在21世紀變成更合適的非西方世界的代稱。不過在剛剛通過的2024金磚集團國家《喀山宣言》中，儘管新加入的土耳其不太算「南方」（北約與「南方」似乎是互斥的），包括印尼與越南、泰國等其他12個新夥伴國，應是標準的南方國家。該集團尚未把自己直接等於「全球南方」代表，但習近平已表明金磚集團是「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陣」，（First Phalanx，「方陣」指希臘長矛重步兵方隊）。曾領導1955年「萬隆會議」的印度，更自詡為全球南方的天然領袖。
苦於西方列強施加殖民主義的經驗，確是「全球南方」的共同身份，也是國際危機中，這些國家形式上會展現團結、集體發聲的原因。儘管主流經濟學家堅稱，西方殖民也帶來法治與產權制度，是經濟現代化成功的唯一保證。但包括東亞新興經濟體，也是用各具特色的方式，才在冷戰結構特許，使「國家」對「市場」具備高度自主性的條件下，獲得高速增長與現代化。所以當主流媒體以「國際社會」為名，對個別南方國家興師問罪，也時遭這些國家諷以「雙重標準」，制裁體制多事倍功半。結果是西方與非西方、南方與北方，都陷入道德相對主義的困境。
台大學者石之瑜以「關係主義」（relationalism）取代現實主義的分析方法，可以發現不單是西方中心主義，事實上是國家中心論，導致以此為界的「南北對抗」式的全球南方，最終難以得出南方大國政要們想要塑造、領導的「南方集團」。因為「南方」的殖民/後殖民共性，實際上同時共存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而不限於地緣政治的空間劃界，也不具有固定的「北方」作為他者。這種「關係」存在並超越以國家為中心的「國際」社會，所以「北方」要把「南方」綁定為可爭取的安全化資源，會遇到不選邊、不合作。發生如以巴衝突時，也有「北方」會脫隊，投票支持「南方」。
台灣素有台北不代表南部的「南方」思潮。那麼台灣以替北方的國際社會爭取甚至溶解南方方陣為安全策略，給人左袒殖民現代性與國家主義的印象，並不利爭取流動不羈的「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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