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這篇文章想要紀錄的,是我在實習醫學生階段,也能說是整個醫學生涯當中,第一位讓我內心最有觸動的患者。
雖然跟著老師學習時,見過許多生離死別的場面,無論是癌症末期、突如其來的意外,還是嚴重的創傷,我們經常看到家屬在床邊落淚,或努力展現出堅強的一面。但多數時候,這些場景對我而言只是擦身而過,即使我能理解,也會認真聆聽,卻很少能讓我真正感同身受。然而,這位女孩是第一位讓我切實體會到什麼是「共感」的患者,因此,她的故事在我心裡佔有無法替代的位置。
她並不是我的primary care患者,甚至也不是我們當時所run的科別的病人。說起來,我們的相遇算是一次純粹的巧合。
醫學生在實習階段,我們的日常不外乎就是跟門診、刀房、在病房顧患者等等,大多時候都只是在旁觀察學習,沒什麼功能(至少我和我的朋友都是這樣感覺)。所以對很多醫學生來說,有機會偷跑離開病房絕對是一件難得的放鬆。
有一天,我在兒科實習時,病房護理師突然對我說,要我去幫忙推送一位病人去眼科門診進行檢查,因為她的父親有事不在。我先快速看了一下病歷,發現她是因為急性視力衰退,伴隨眼球運動疼痛和四肢麻木的症狀來急診就醫,主治醫師懷疑她是NMOSD患者。
這裡簡短介紹一下NMOSD,疾病全名是泛視神經脊髓炎(Neuromyelitis Optica Spectrum Disorder),這是一種會攻擊中樞神經系統的自體免疫疾病,主要影響視神經和脊髓,可能導致視力喪失和四肢無力等症狀。
我簡短掃過病歷後,便推著輪椅去找她。我心想,這是個可以稍微喘口氣的機會。當我走到病房時,看見的是一位十四歲的國中女孩,長髮披肩,臉龐清秀。她的雙眼似乎在努力捕捉光線,卻又像看不見。她的雙手緊緊抓著身上的毯子,看起來有些不安。我上前告訴她:「妳好,我是實習醫師,今天會帶妳去看診。」她僵硬地說了聲「好」,語氣中透著緊張。
有來過醫學中心看診的人都知道,候診總是要等上非常長的時間。在長時間的的候診時間,我們開始閒聊。我先按照學校教的問診方式,從她的名字、年齡開始問起,接著詢問她的病情。這些都是標準又無聊的病史詢問,像是LQQOPERA、TOCC⋯⋯等。我問了許多病史問題,但我對眼前的女孩認識並沒有因此變得更多,而她的語氣也有些疲憊。
因此,我轉而問她一些生活上的問題。像是妳在哪裡上學?家裡有什麼人?而她的回答也逐漸多了起來,原本僵硬的身體也慢慢放鬆下來。
「妳平常有什麼興趣嗎?」
她稍微沉默了下,然後輕聲說:「我喜歡攝影,以前在學校有加入的攝影社。」
聽到這裡,我有些愣住,心裡想著這話題可能有些沈重,因此我改問她:「那妳喜歡故事嗎?」
這問題似乎引起了她的興趣。她語氣活潑起來,「喜歡啊!你呢?」
我笑了笑說:「當然,其實我還是一個小說家呢。」
原本沈悶的氣氛一掃而空,她好奇地追問我寫什麼類型的小說?什麼時候開始創作的?是怎麼在唸醫學院時寫作的?我也耐心地跟她一一解釋。我們聊得愈來愈熱絡。在對話中,我絲毫感覺不出眼前的女孩是一位病人,只是一位單純、充滿好奇心的學生。而在這過程中,我也從她的話語中,聽到了許多病歷上所無法記載的,她的生活與人生故事。
說了一陣後,我開始講起我們醫學系的訓練經歷,平常實習時的工作。她聽得很專注,還提到自己對未來讀高中的一些計畫。
然後,她忽然問了一個問題:「醫生哥哥,你說我之後還能繼續攝影嗎?」
這個問題讓我瞬間愣住。她的聲音聽起來很平靜,卻又帶著一絲希望。那一刻,我心裡湧上一股說不出的無措。課堂上教的那些醫病溝通技巧、同理心訓練、如何正向鼓勵病人,這時通通派不上用場。我腦中浮現了無數的應對選項,但就是說不出口。
根據我們課堂所學,我應該要告訴她:「我明白你現在很擔心,也理解視力對你來說很重要。雖然目前還在進一步檢查⋯⋯」但當時,我只覺得一切話語都如此蒼白無力。
我只是輕輕拍了拍她的肩膀,結巴地說:「這個嘛⋯⋯現在還沒有確定診斷⋯⋯我也不確定⋯⋯」這些話是如此空洞,我幾乎想咬住自己的舌頭。幸好在這時,門診護理師開了門,讓我們進去,這才打破了這個令人沉悶的話題。
在看診時,醫師問了她許多問題,並安排了一些眼底和神經相關的檢查。那些細節我現在已經記不清了,但我很清楚記得,我當時心裡的煩悶。我很懊惱自己身為一個醫學生、甚至還是自詡擅長觀察的作家,居然只能說出那麼空洞無力的回答。
診療結束後,我推著她回去病房。在回去病房的路上,她隨口提到自己以前會在教會的詩歌時間伴奏。
我有些好奇,隨即問:「妳是基督徒嗎?」
「是啊,我們全家都是。」
「我也是。」我笑著回答,並敏銳地察覺到我們之間一絲可能的連結。我猶豫了片刻後,小心翼翼地問她:「那…妳介意讓我為妳禱告嗎?」
她有些意外地抬了下頭,然後點了點頭,「好啊。謝謝你。」
那一刻,我心裡湧上一股莫名的感動。雖然我已經不記得具體的內容,但我記得我開始低聲禱告,把她的困境、我們的脆弱、不安全都交託給神,祈求祂能指引她前方的道路,並讓我知道如何給予他人支持。當禱告結束時,她微微一笑,對我說了一句:「謝謝你。」
雖然沒有發生什麼奇蹟般的康復,也沒有保羅在大馬士革看見天開異象般的震撼,但我感覺我們之間多了一層難以言喻的連結。這次對話不像一般的醫病溝通,儘管什麼實質的醫療幫助也沒有,但似乎超越了那些技巧與言辭,帶來了更多的撫慰。
我在病床旁陪她聊了一會兒,話題偶爾轉向禱告與信仰,直到她的父親回來。我要離開前,她到神情四呼有些不捨。我跟她說:「如果過兩天有空,我會再來看看妳,祝福妳一切平安!」
然而,後來我聽說她轉院了。從那之後,我再也沒有見過她,也不知道她的最終診斷是什麼?病情有沒有好轉?視力是否恢復了?這些問題成了我心裡的一個缺口。
爾後,當我再次面對其他病人的時候,我時常會想起那天下午的陪診經驗,想起那個讓我重新審視「同理心」與「共感」的女孩。這並非一次實習經歷,而是一堂無法從書本或課堂中學到的課,帶給我難以忘懷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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