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的房間》電影劇照／金馬影展 提供
Ingrid 甚至不是 Martha 第一個問的朋友。
《隔壁的房間》（The Room Next Door，2024）延續了阿莫多瓦（Almodóvar）近年的作品主題，用一部電影，作為大寫的「電影」墓誌銘。畢竟，電影當然關於死亡；畢竟，一般公認，沒有什麼二十一世紀的媒體比電影更能作為一個適切地書寫「記憶」的媒介。描寫記憶總是描寫死亡的關鍵。
當人能描寫死亡，你就不恐懼死亡了嗎？我想不是的。當然，恐懼跟死亡是平行的姐妹，就像電影中那個樓上樓下的房間。（而不是真的是「隔壁的」房間。）但，《隔壁的房間》原著真正動人之處，引用朋友朱耘廷之語，就是那個宛若從保羅・許瑞德（Paul Schrader）電影走出來的「末世論」信仰者（在這裡是科學家、學院學者）Damian，他是 Ingrid 和 Martha 的共同情人，也是這部電影的「麥高芬」。你以為兩女的心結終會在一同見到這個男人時就爆發，結果沒有。在他大聲疾呼之時，Martha 已死。阿莫多瓦真正的電影技藝在此展露──刪減了男人的長篇大論，並調度了順序。男人說，他擔憂至極甚至與自己兒子產生口角：「新自由主義和極右派肆虐的世界，你怎麼敢讓你的小孩生第三胎？」
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區域衝突、資源稀缺⋯⋯當代生活苦難族繁不及備載，活過七〇年代各種「戰役」的戰後 baby boomers，人生最後一場戰役還只能是抗癌不成的「尊嚴死亡」、「陰謀」。尊嚴，什麼是尊嚴？事關尊嚴死亡，這或許可以是一個美國當今左派、右派極力爭執的焦點。
可想而知，阿莫多瓦把這個「尊嚴」延伸到「愛」的權利上，尊嚴是沒有「罪惡」地去愛，這總關乎如何免去恐懼地做愛。電影前段提到了作為「戰地女記者」的 Martha 的生涯中，唯一延伸、虛構的「新聞」：兩伊戰爭中，西班牙天主教教會的男同性戀牧師的愛情故事。只有在戰爭中，性才能自圓其說地處在宗教陰影之下，成為愛的另一面。而不是反面。
另一個同樣知名的左派性愛大師加斯帕諾埃（Gaspar NOÉ）的《性本愛》說：愛只是性的調味料。我說，只有「末日」當前，如臨大敵之時，性才能與愛相互抗衡。這是阿莫多瓦式的左派抗議，是那個現在過得很好、身處大藝術藏家的上流階級阿莫多瓦，對世界的最後抗議。
《隔壁的房間》電影劇照／金馬影展 提供
試想，走過七〇到九〇年代馬德里地下酷兒場景的阿莫多瓦，要怎麼用賣「商品」，來包裝理念、承擔邊緣生計，辦雜誌、辦畫展、賣雕塑？阿莫多瓦拍電影。他看過法西斯，他看過愛滋末日。他走過馬德里的末日，而馬德里至今仍是右派盤據的末日。末日沒有結束，走過末日的酷兒學會「賣」，如今有人控訴他中產、自我重複。
馬德里跟《隔壁的房間》的紐約（那些走過「越戰」的左派、左膠、民主黨支持者、老嬉皮），與他們的過去、現在又有點距離，更何況是他們曲終人散的未來。在西班牙豪宅，假裝自己在佛蒙特州的 Woodstock 拍《隔壁的房間》，又有點距離。這點距離，跟四十、五十、六十年前阿莫多瓦走過的人生相比，恐怕不能只以「相對位比較遠」帶過。但又不能當作不存在的距離。
或許，這些種種，只能用華美的鏡頭粉飾。天秤座的阿莫多瓦，其結論肯定是：幸好還能粉飾。當年為了活下來而練就的技藝，如今老驥伏櫪，仍在故技重施，因為不知道還能做什麼改變世界，但還想改變世界。所以當年他先讓自己過好了──然後自己過好了，世界還是沒有變好。
寫到這裡，我跟當年疫情前不喜歡《痛苦與榮耀》（Dolor y gloria，2019）的我和解了。《隔壁的房間》不是阿莫多瓦最好的電影，幸好這應該也不會是他最後一部電影。這部片就像一顆水晶球，晶瑩剔透，卻揚起作者自身的塵埃，所有的塵埃像是雪，雪灑的模樣像是只為了落在雪地自身之上，灑落在所有生者、死者之上。
《隔壁的房間》電影劇照／金馬影展 提供
讓我再多嘴一句，「雪灑落在所有眾生」這喬伊斯式的眾生平等，文學終語的修辭中的平等，可跟現實世界、政治的平等無關。但這至少是文學能做的。也是我們每每伸手向文學討救援的原因。那電影能做什麼？
到頭來，性是死亡的春藥，反之，死亡也是性的春藥，對愛亦然。若我們終於能無條件地把「瘋狂的愛」等同於自由的性與愛，那麼阿莫多瓦的終極幻影，必然是要有死亡，畢竟你可曾看過阿莫多瓦像 Noé 那樣庸俗地直接拍到陰道視角，一根陰莖噴射精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