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川普政府祭出「對等關稅」政策，針對貿易逆差各國，尤其針對中國的出口品課徵高額關稅時，世界彷彿重溫了2018年貿易戰的開場。然而，這一次的背景與前提，卻已全然不同。
雖然發文前夕美國政策依然在快速變動，但是我將用一個比較大的架構，除了從貿易、金融與貨幣的角度檢視美國的經濟體，也會從甚麼是美國夢來談起，過往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美國產業與人民所遭遇的機會與挑戰，還有在黃金年代成長的嬰兒潮世代，對比於網路世代的 XYZ 世代，有甚麼樣的不同。
也就是說，我不僅想談對等關稅的成因，而是牽動全球產業、供應鏈、甚至每一位投資人與創業者命運的關鍵主題：美國經濟、產業與金融體系的變遷，以及該如何理解背後的脈絡與挑戰。然後，在美國政府財政危機、國債攀高的狀況下，除了經濟與財政之外，戰略也將成為美國再工業化的需求。從這個觀點出發，台灣將有甚麼機會與角色。
一、布雷頓森林與特里芬悖論
首先，我認為，美國不只是站在保護本土產業的角度，更是對自身金融與貨幣體系的重新審視：一個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到量化寬鬆政策逐步演化出來的信用架構，正在承受全球信任的壓力測試。這場對等關稅政策的實施與談判，不單是一場關稅攻防、或者所謂第二次貿易戰爭，更揭示了美國在過去數十年全球化浪潮中所累積的內部結構問題。
讓我從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開始。這是一套自二戰後建立的國際貨幣與金融制度，目的是重建戰後全球經濟秩序與穩定匯率機制。名稱來自於1944年7月在美國新罕布夏州的布雷頓森林舉行的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有44個盟國參加。
該會議中除了建立【美元掛鉤黃金、固定匯率制度】的間接黃金本位制度，也建立兩大國際貨幣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及世界銀行（WB）。之後的二十多年，隨著美國貿易與財政赤字惡化、黃金儲備不足，美元信心下降，到了1971年，美國尼克森總統宣布暫停美元兌換黃金，1973年起，主要貨幣轉向浮動匯率制度，該體系正式瓦解。但是，布雷頓森林的「幽靈」仍在主宰金融世界。
布雷頓森林的「幽靈」
而在美元成為世界貨幣本位同時，1960年代由比利時裔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 提出一個理論，指出當一個國家的貨幣（例如美元）被全球當作主要儲備貨幣時，它的國內政策目標與國際責任之間會出現根本性衝突。這套說法，被稱為【特里芬悖論】。
簡單說，就是：美國必須對外提供大量美元（透過赤字），才能讓世界有足夠的儲備貨幣進行貿易與儲備；但同時，這又會削弱美元的信心與信用，最終危及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
二、美國夢的基礎、擴張與破滅
雖然從資本帳與貿易帳的對稱性，我們可以看出美國長期靠金融與服務（尤其是軟體或授權）的收入，獲得經濟力量與採購能力，但也因為信用擴張與被迫輸出美元，一方面在製造業必然獲得巨幅逆差（因為國際貿易只統計實體商品，沒有計入金融業與服務業的跨境收支），二方面世界各國對美國輸入商品、造成順差的同時，也得到巨額美元。
各國央行為了維持貨幣準備與流通性，所以外匯存底都以美元或購買美債為主。身為美元債券的發行國，美債賣得越多，債務越高，也就導致不斷累積的債務與利息。以到美元長期作為全球儲備貨幣所帶來的特里芬悖論，讓美國無法再以貿易赤字換取金融帳盈餘的方式輕鬆過活。
當美國債務突破三十四兆美元、年利息支出逼近一兆一千億，國會與聯準會不得不面對這個體制長期縱容的後果。美國夢的內核，已不再是純粹的自由與機會，而是掺雜著債務、分配與全球信用的博弈。至於美債為什麼成長到如此規模，又對美國夢產生甚麼影響，讓我繼續抽絲剝繭。
回到二戰結束（1945）後，美國成為全球唯一沒有受戰火摧毀的主要經濟體。退伍軍人法案（GI Bill）的出現，補助數百萬士兵接受高等教育、購屋貸款，成為中產階級主力。美國也迎來史上最大的嬰兒潮（Baby Boom，1946–1964），約 7,600 萬名嬰兒出生，造成人口與需求激增，而此時全球市場尚未完全復甦，美國內需成為主要驅動力。
在 1950–60 年代的美國，一個工廠工人可以買房、供子女上大學、開車出遊，甚至退休後靠社會保險安穩過活。這個夢想雖非毫無瑕疵（排他、種族不平等），但確實支撐了一個世代對未來的信心。這個時期也正是後來全球模仿的典範——包括台灣經濟起飛時期的家電普及、汽車家庭、郊區社區發展，都深受其影響。
黃金時代與美國夢的影響
這樣的轉折，其實早在冷戰結束之後便已悄然展開。1991年蘇聯解體，世界進入所謂的「單極時代」，自由貿易與資本自由化被視為歷史終點的象徵。美國透過推動WTO與中國入會，將製造業大量外包至亞洲國家，以金融、科技與消費服務為主要成長動能。2000年前後的達康泡沫、2008年的次貸風暴，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每一次危機後的貨幣擴張與利率調降，雖然短期內帶來市場回穩，卻也逐步將經濟重心從實體轉向資產與信用堆疊。
這樣的結構性演變讓人不禁回望，那個曾經驕傲於工廠汽笛與郊區房車的黃金年代。二戰勝利之後的美國，在嬰兒潮與郊區化的浪潮中創造了史無前例的中產階級社會。製造業工人透過工會保障獲得醫療、退休金與教育資源，房屋、汽車與家電成為家庭夢想的具體化身。從Ford、GM、GE到IBM，這些企業不僅是經濟支柱，更形塑了一種價值觀：努力就能成功，忠誠就能換來保障。
然而，這種價值觀也在全球化與金融化浪潮中逐漸瓦解。讓我舉幾個美國在二十初世紀崛起的巨大企業為例：GE因財務槓桿操作過度而殞落，IBM錯失網路與行動裝置的轉型時機，Ford與GM則在2008年金融風暴中一度瀕臨破產。
與此同時，Apple、Amazon、Google 與 Tesla等新創巨擘崛起，帶動資本市場的爆炸式成長，卻也伴隨著勞動市場的兩極化。科技產業帶動高知識、高技術的需求，但基層員工與傳統藍領卻越來越難分享這波成長的紅利。
美國產業變革中的輸家與贏家
美國夢因此進入了一種碎裂而分化的狀態。甚至可以說，從拓荒與自由、階級流動，歷經了中產階級與消費金融，轉為資產與創業致富，但背後也越來越多的危機發生。
美國夢的基礎、擴張與破滅
一方面，矽谷創業者、創投業與華爾街資本家以股票、期權與資產升值快速累積財富；另一方面，所謂【銹帶】的藍領家庭卻在看似復甦的數據背後承受失業與社會邊緣化的壓力。當中產階級逐漸向兩端分化，政治版圖也產生斷裂，促成了川普現象的崛起。川普所推動的對等關稅、製造業回流、以及「美國優先」政策，正是對長期金融主導思維的一種反撲。
從汽車王國到雲端帝國的轉折
三、美國再工業化的財政與戰略需求
從貨幣體系的角度來看，這一切又回到1971年尼克森關閉金窗，美元與黃金脫鉤的歷史時刻。這項決策開啟了信用貨幣的新時代，也埋下了無限制印鈔與債務擴張的伏筆。
尤有甚者，2008年起的量化寬鬆政策，讓聯準會資產負債表從不到一兆美元暴增至近九兆，再加上疫情期間的全民紓困與大規模財政赤字，使美國的金融與債務體系進入臨界點。今天的國債，不只是財政問題，更是制度信任的試煉場。
在這樣的宏觀背景下，談「再工業化」不只是經濟策略，更是一種國家安全的重塑。無論是半導體、電動車、關鍵零組件，或是AI訓練所需的高效能伺服器與能源網路，美國必須重新掌握生產能力，才能在地緣政治中維持領先。而這也正是台灣產業面臨的轉機與挑戰。
產業變遷中的代表企業與關鍵資源
回顧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許多台灣企業開始思考如何脫離紅色供應鏈，移往非中國地區並轉向美國市場。2020年疫情則進一步加速了供應鏈在地化與產業自主的趨勢。如今在賴清德政府提出的「五項因應對策」下，從強化駐美經貿窗口、推動雙向投資，到發展精密製造與低碳產業，台灣正積極在尋找在「貿易戰2.0」下的新定位。
對企業與創業者而言，這代表的不僅是轉單與設廠的決策，更是對美國市場、政策與價值鏈的深入理解。而這正是我們在TGA 過去三年努力的方向：透過與美國創投、加速器與產業夥伴的合作，協助台灣企業落地美國、取得技術與市場資源，發展能在新地緣秩序下生存與擴張的能力。
從黃金年代的汽車工廠，到矽谷的資料中心，美國夢的輪廓雖已轉變，但其背後那股驅動未來的渴望依舊存在。全球各國所面臨的不只是歷史的轉捩點，更是重新定義價值體系與國際關係的時代。所謂的對等關稅政策，背後隱含的不只是貨幣金融危機，還有美國必須進行的再工業化。對台灣來說，雖然充滿挑戰，但也充滿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