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𖦹 ⋆｡°✩ 𓅰 𓅬 𓅭 𓅮 𓅯✮ ⋆ ˚｡𖦹 ⋆｡°✩
最近兩個月看了四次，算是被深深迷住了，是一部好適合週五夜的電影，不用動太多腦力，就交給直覺，還請記得跳下每一個導演刻意設下的幽默陷阱，笑開開的，就沒事了，連帶一週的疲累都被笑聲稀釋。他不適合深究，一旦直盯著每個曾讓我笑哈哈的片段，就不有趣了，因為直覺的，認為有人曾因此受傷，那我是否就不該踩在這傷口上開懷大笑，他或許是無法促進癒合的。我從未想清楚模仿、扮演還有幽默的界線。
小姐、好白，但小姐其實是「小哥」，膚色也非「好白」，是基於模仿、基於扮裝（因辦案需求，黑人男性警官扮演白人富家女性），基於一切不合理，以及僅能存於影像裡的邏輯（是說，「新」兩姐妹與「原」兩姐妹的差異是能被直接辨識的，相像程度並不高，而這卻是電影劇情的立基點）。我認為導演是有一番抱負的，他是一部喜劇片，但裝滿了諷刺，諷刺對象是諾大的美國流行文化，涵括資本與剝削，與販售女人的慈善晚會，如何達成笑果？刻板的刻畫是需要，除了幾位要角在人物敘事上的轉折讓角色更像個人，關於其他為推動劇情而存在的角色，他們只是附庸的墊腳，貼合「誰應該要的樣子」，為所謂幽默之處墊高。
看似撕裂，細瞧，或許電影的本意在於「融合」，刻板無所不在，扮裝成為一種例外。去「扮裝」成為一種特權，讓角色可以超脫文化限制與其禁忌，去進入另一個文化所設下的界線，如A Thousand Miles 兩段音樂的登場作為一種表態。第一次是借「上流白人女性」之口，展現音樂受眾與其帶來的「姐妹」凝聚力，而後段饒舌的歌詞N words，在唱與不唱之間，由「扮裝」的一方基於原生的「資格」，以自信而理直氣壯的姿態，影響無扮裝的一方，界線在此模糊。第二次則是「黑人籃球員」對扮裝者的追求，A Thousand Miles 再次成為工具，扮裝者因歌曲的陰柔特質，認定其能成為一種勸退非此受眾的武器，然事與願違，黑人籃球員表態對歌曲的喜愛，透過扮裝者的行動與跨文化／身份的介入，界線再次模糊。
總是擔心寫得過冗長、過饒口，我還是未想清楚模仿、扮演還有幽默的界線。很突如其來的想到，電影藝術亦是作為一種扮演存在，劇本的撰寫是、演員的演繹是、導演的詮釋是。那麼「模仿／扮演」的本身即脫離了疑難，尺度才是。在天秤一端放上幽默，另一邊要什麼才好與之相稱？若「模仿／扮裝」作為一種融合與互重的解方，那冒犯感是從何而來，又該如何拿捏。「小姐好白」四字背後是相反的存在，四字是一種最理想的詮釋（或說是目標），在二種身份間相互跳躍。P認為其某種程度縮小了「電影作為一種模仿」的思考，但離得出結論，還有遠遠的一段A Thousand Miles。
pwen ✮ ⋆ ˚｡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