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有劇情透露，請觀影後再閱讀）
悟姆的名字，像是唵，Om，流浪者之歌裡，悉達多在瀕死之際的開悟之音。宇宙萬物同在。苦難與慈悲同在，絕望與神性存在。悟姆在，與蒼茫天地，與阿興的斥罵、與阿輝的哀號、與阿梅注射胰島素的咖咖聲同在，與那條茫然但又接納的單腳黃狗同在。
我想所有觀眾都會在《白衣蒼狗》的第一個鏡頭受到一點衝擊。一個腦麻患者（阿輝）整個臀部和大腿沾了濕軟的糞便。一邊呻吟，看護悟姆用小小一條抹布仔細地處理，好像，每抹去一點，我們就鬆一口氣，那個惡臭和濕癢，似乎就好一點點。
悟姆沒有反感和抗拒，而是很仔細又珍惜地用一小條抹布反覆摺疊，非常經濟地完成這個照護。在呻吟中，他抱著阿輝，只有一句台詞：「好。」
我在難受什麼呢？大銀幕出現這麼直接的糞便，以及難堪脆弱的病體，當然是第一個，但我隨即自問：我真的對這個畫面這麼驚愕嗎？
沒有的。其實我很熟悉。做為大家族中的么子，臥床長輩病榻前的種種，本就不陌生。但為什麼我記憶如此淡薄呢？
因為我把眼睛別開了。那些難受的時刻我都在想什麼？不想什麼，就是機械性的執行著眼前的任務。不要想病榻上是人、是至親，而是一個物體，需要被清理的物體。結束了就完了。
老、病、死，從未陌生，無所不在。只是我不想看。
我想埋藏一個東西。或說我以為我已經清創完畢，但其實沒有。
我記得我父親過世前不久，頻繁進出病房，所有人都疲憊不堪。我成年之後感情和他越來越疏遠。某次在病床前，他突然掙扎著要跟我說些什麼。他奮力的弄出動靜，我拉起床，湊近耳邊，移開氧氣罩。
我知道，這很可能是他的迴光返照，是屈指可數的最後的對話時刻，我要記住。
我記住了。他說了什麼呢？不是和解、不是愛。是「好痛」。
說完，好像耗盡了全身力氣，又倒下。
我有點錯愕和憤怒。我為什麼要聽到這個呢？這個最後的對話有任何意義嗎？我能改變任何事情嗎？為什麼我要背負著這個最後的記憶，然後讓它烙在腦中成為我和父親最深刻的其中一個畫面呢？
那時候的我不懂。
但現在的我逐漸理解，好像這是我父親可以給我最好的禮物。20多歲的我，不需要知道「好痛」。
但是，如今39歲的我，離死亡比出生近了。「好痛」，這件事情，時時在我心中讓我擔憂、恐懼、害怕，是好的。我會比較難別開眼。
比較有勇氣，去看那最後的樣子。有勇氣理解和接受：那不是悲慘、不是不堪，而是真實。
曾威量的電影，好像那聲好痛。它存在。它沒有要尋求救贖、出口、解答。它用一個讓人不安但也近乎專注和虔敬的姿態，存在在那邊，不索求也不控訴，只是提醒。
提醒我們，苦難存在。
從納粹集中營生還的心理學家，創建存在療法學派的維克多法蘭克主張，存在有三種意義：
一、創造
二、體驗
三、承受苦難
前面兩者是我們一生所求。但真正存在的意義，會無可迴避的降臨在我們身上，向我們提出終極的叩問：
我們能否以尊嚴和勇氣面對苦難。
法蘭克不是在象牙塔提出這樣的理論的。他是在自己和家人都在集中營的地獄中每天面對死亡，領悟到他可以以意義超越這些苦難。這是生命對他的終極叩問：
只要知道為何存在，就能夠承受任何一種生命--尼采
（He who has a why to live for can bear almost any how.” Friedrich Nietzsche）
而白衣蒼狗，是三千大千世界想藏起的一扇真實之窗，它在。我們可以不看，但即使不看，它還在。
上述，是我對這部電影的感受，而以下，以幾個設計來分析曾威量如何選擇電影語言，創造出這樣的感受。
- 空間與聲音
故事中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空間與專屬的聲音。從不公正中得利的體制操控者德哥，有著狂歡喧鬧的夜店。被病體困住的阿梅與阿輝母子，有著不間斷的雨聲和阿輝的哀鳴。扮演老闆阿興代理人的悟姆，也就是主角，他的空間是宿舍，而這裡最多的聲音，是他負責照顧和剝削的其他移工的控訴、狹窄空間生活的雜音。英德利照護的臥床老婦當然是念佛的聲音。
而阿興沒有空間。他有一台車。故事中的他總是準備要去哪裡，背負著許多壓力，必須到下一個地方解決。
阿興的出場是從非常刺耳的喇叭聲開始的。悟姆還在和阿梅對話時，喇叭聲闖入，阿興催促著悟姆離開。然後車子駛向山道，在這裡，是悟姆和阿興建立兄弟情的地方—在這裡接受重任、在這裡收受禮物、在這裡接受囑託、在這裡被斥責和彌補，在這裡搜羅逃逸旅行團。當阿興醉倒，悟姆在這裡載著阿興。
車內，是阿興對悟姆的愛和拉攏。車外，是阿興對悟姆的壓迫和利用。
在宿舍悟姆面對著眾人的抱怨，阿興放下貨車踏板的刺耳聲音壓過了所有的質疑──他、阿興，是這裡的主人，是這個不見天日的深山中，擁有資本工具和力量的人、擁有進來和離開的手段，擁有餵養和販售眾人的力量。
阿興總是無奈，疲憊，鮮少展露霸道壓迫，已經是相對好和溫和的黑工仲介了。
但物質力量的權力結構，像是某種生態定律一樣，造成了有些聲音，就是大過其他聲音。
故事中沒有台詞直說這些脈絡。如同人生。但我們就是知道。只要靜下來聆聽。我們就知道這個世界是這樣運作的。
沒有音樂，因為沒有創作者要給我們的情緒調味料。我們要從生活的本質，感受最幽微但根本的複雜。
“This is Cinema.”
- 構圖
畫面鏡頭很長、台詞很少、動作很小、情節很日常。但每個鏡頭，都下足了苦功，去安靜地凝視苦難，以及凝視苦難的，孤絕的悟姆。
舉兩個鏡頭為例。
阿興發不出薪水，於是把黑工轉給德哥。販售時，阿興和悟姆帶著一批移工進入德哥開設的夜店。看著一批批人去了更生死未知的工作環境，在歡鬧喧囂中，悟姆茫然看著一旁。
這裡的畫面前景是狂歡的人，後面是德哥交易的房間，而夾在中間的悟姆空間窄小，淒涼窘迫，但卻成為視覺重心地凝視著一旁即將發生的命運的墜落。
震耳的樂聲絲毫沒有進入他的耳中，他清醒無力，也不願迴避地凝視著苦難。金錢和他無關、麻醉和他無關。無比孤獨、無力而脆弱—因為他是在乎的人。
另一個鏡頭，是悟姆帶著阿梅和阿輝去照護教會。教堂裡牧師在佈道，說著要怎麼讓上帝拯救我們。說得好動人、好美、好有力量。
畫面構圖，前景是教會內的空間，室內較暗，眾人整齊聽講。而畫面中間，是教會大門構成的分界，門外，是晴朗陽光下的悟姆三人。站在陽光中的他們，一個是身分不明的黑工、一個是糖尿病逐日惡化的老婦、一個是生活無法自理的腦性麻痺病人。
他們不敢抱著太多期待望著教堂內，在鏡框的限縮中顯得好小好小。在陽光中、在神恩外，那些美麗的宗教聖訓，好像永遠無法照拂到他們身上。
他們沒有怨憤。只是，這樣的苦難，要怎麼辦？
那個悟姆、阿梅和阿輝、投射過來的淡漠的眼神，彷彿逼問著觀眾。逼問著這個世界。
這場戲完，阿梅就說出了那絕對不能說的話：
「你可不可以幫忙，送阿輝走。」
- 表演
這部電影一開始就讓我屏氣凝神的專注看著。
但讓我握緊雙拳想要歡呼的，是悟姆在抓滿八個人，和阿興帶到德哥處慶祝那刻。
悟姆終於笑了。那是他唯一一次暢快地笑──他做到了──他讓阿興崩潰的事業有了新血、他讓這眾多需要照護的病人有了人力、他讓這些可能淪落到更壞地方的夥伴有了他照顧得到的地方。
這裡已經是最好的地方，悟姆不僅相信，還付出一切維持。
而這一切壓力在這一刻總算釋放，他笑得燦爛，與阿興情同兄弟，一人泰語、一人台語，但依然合唱著一首歌。
悟姆是人。他有情緒。他只是一直隱忍，而這時候的真情流露，讓之前所有一切都顯得克制和壓抑，也讓之後一切的崩潰心碎而絕望。
而之後，悟姆再也承受不住的哭泣，讓那虛假的表象背後再也藏不住如同驚滔駭浪的痛苦湧來。
失去如同兄長的阿興後，隨著冰冷的胰島素注射器的咖咖響，悟姆送走了阿梅母子，情感上最像他的母親與弟弟的人。
悟姆是人。只是他承受了人不該承受的一切。
除了這兩場戲，悟姆幾乎超過一百分鐘都在畫面中央用安靜地凝視，接受著所有的指責、不公、控訴、輕蔑和惡意。情緒毫無波瀾，只是安靜地把該做的事情做好。
在那個平靜下，藏著多少的慈悲和痛？
我彷彿在《白衣蒼狗》中，看到布列松的《驢子巴達薩》。
苦難的終點，彷彿有神。
- 情節
故事中只有一個時刻，直接展露了惡意。有趣的是，曾威量選擇的不是阿興或德哥，而是在悟姆拒絕殺死阿輝後，接手的另一個新移工。
他在照護阿輝時，放A片給阿輝看。
阿輝勃起了，新移工惡意地嘲弄阿輝的身體，不顧悟姆的阻止。
後來，悟姆在幫阿輝洗澡時，幫阿輝自慰。
傷害不以暴力呈現，而是以性慾呈現。只能臥床或爬行的阿輝，還有性慾。他的身體還在渴求著生殖、還在渴求著連結和更多的生命。
好反諷和悲涼。這個惡意逼迫悟姆更不能離開，也逼迫悟姆看到阿輝的生，更本質性的、生理性的生命。
他不再是一個待照護的病體，是一個生命。當它是一個生命時，那被囚禁在病體的苦難，就突然被放大到難以忍受。
好像，唯一的出口，就是殺死他吧。
所以，悟姆殺死他了。
苦難是有盡頭的。盡頭就是死亡。
一切都是循環。日昇日落、四季嬗變、陰晴聚散、生老病死。
生是苦難，死也是苦難。生是慈悲，苦也是慈悲。
用傳道書的話說就是：
「天下萬物都有定期，凡事都有定時。出生有時，死亡有時；耕種有時，拔出有時；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哭泣有時，歡笑有時；哀傷有時，雀躍有時；拋石有時，堆石有時；擁抱有時，避開有時；尋找有時，遺失有時；保存有時，丟棄有時；撕裂有時，縫合有時；沉默有時，發言有時； 愛慕有時，憎惡有時；爭戰有時，和好有時。」
或是片名引用的杜甫詩句：「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
無常是苦。有生皆苦。
怎麼辦呢？
沒有人知道。一部電影，或作為一個人，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把眼睛別開。偶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