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按：這是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於二〇〇四年發表於《世界報》（Le Monde）的文章。脈絡在文中皆已有說明，這裡不多補充。雖然疫情爆發出來之後，阿岡本的一系列言論受到許多批判，但我並不認為阿岡本小題大作，反倒認為必須認真看待他的觀點，並從他的思想中提出批判。例如，他在疫情一系列文章中，顯然擔心的是「決斷主義」的問題，亦即決斷絕非中性，反倒總是主觀的。由此，我們可以繼續追問很多問題，例如，我們是否該追求絕對客觀的判斷標準？又或者，主觀又怎樣？但這些都之後再說。這篇文章也點出阿岡本另一個關懷，而我認為非常值得一讀。也許這樣能更深化我們對「例外」與常態或常規的思考。
許多報導毫無疑問已經指出，凡欲持簽證前往美國者，今後將被建檔，並在入境時留下指紋。我個人完全無意接受此類程序，而這也是我毫不猶豫取消原訂三月在紐約大學授課計畫的原因。
我在此希望說明我拒絕前往的理由，也就是說，為何即便我長年與美國的同事與其學生懷有深厚情誼，仍認為我的決定既必要也不可撤回。我更希望其他歐洲智識份子與教育者能認同並支持我的決定。
我的決定並非僅出於本能性地對某個程序產生的反感（這類程序長期以來皆只用於罪犯或政治犯）。若僅止於此，我們或許還能出於道德上的原因，爭取與這些人團結並共同分擔今日無數人所面對的屈辱處境。
但這並非問題的本質。問題不僅超越個人感受性的問題，更關乎到我們今日所處的「民主國家」中，公民在法律−政治（或更精確地說，生命政治）秩序中的地位。
近年來，我們逐漸被說服，接受了一套原本被視為例外且不人道的控制措施，並將之當作日常生活中「常態」且「人性」的面向（dimensions humaines et normales）。眾所周知，國家對個體的監控已透過電子部署（如信用卡或手機）達到了過去難以想像的程度。
在對身體的控制與操弄上，一旦越過某些檻（seuils），便意味著我們已進入一個全新的生命政治時代，亦即傅柯所說的，藉由極端複雜化的技術來逐步將人類「動物化」的過程。
指紋與視網膜的電子建檔、皮下刺青，以及別種類似的措施，都是構成那道「檻」的重要元素。我們不應被為了實施這些措施所提出的「安全理由」（raisons de sécurité）所欺。這些理由根本無關緊要。歷史一再告訴我們，許多起初只針對異邦人實施的措施，最後都擴及到全體公民。
當下所涉及的問題，正是一種嶄新且「正常」的、公民與國家之間的生命政治關係。這種關係不再關乎自由而積極地參與公共領域，而是轉而將主體性中最為私密、最無法交流的層面——身體的生物學生命（la vie biologique des corps）——給記錄與建檔。
公共言說被媒體部署（dispositifs médiatiques）所控制與操弄，而與此相對的，則是科技部署對裸命的記載與識別。在「沒有身體的話語」和「沒有話語的身體」這兩個極端之間的，是日益萎縮、窄化的，我們曾稱為「政治」的空間。
當國家將原本針對危險階級（classes dangereuses）所發明的技術與部署，套用到公民乃至於人類本身之上時，理應構成政治生活場域之處的國家，反而將公民塑造成一種完美的嫌疑人。至今，全人類本身（l'humanité elle-même）皆已成為危險階級。
數年前我曾寫道，當代西方的政治典範已不再是城邦，而是集中營。我們已從雅典走向奧斯威辛。當時我的主張顯然是哲學命題而非歷史敘事——我們不應混淆這些現象，反倒應 加以區分。
我想指出的是，當刺青最初出現在奧斯威辛時，其無疑是對集中營中的被押送者進行登記與識別的諸多方式中，最正常也最經濟的手段。如今，美國強加於入境者之上的生命政治刺青——無論是電子指紋、視網膜掃描，還是別種形式——或許正預示著未來某一天，我們都將被要求接受將這種識別方式視為「好公民」身份的常規登記方式，並任其成為國家運作機制之一。這便是為何我們必須反對生命政治刺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