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們在這篇文章處理的，是核能與核武間本質性的關係。核能與災難性事故的風險密不可分，因為核能是以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核武——為基礎發明出來的技術。因此，我們從「面對核末日的盲目」或「面對核災的盲目」著手來分析後福島的處境。接著，我們會參考安德斯（Günther Anders，1902-1992）的思想。安德斯在核武發明出來之後便不斷反思現代文明，而我們今日的「核末日盲目」，就如安德斯所言，像重複性的強迫症一樣，從六十年前一直反覆至今，而且在後福島的處境中，這點越發明顯。
對核災的反覆性盲目：一九五四、一九七九、二〇一一
上個世紀五〇年代，對核武發明後的現代文明危機反思最深的人，當屬安德斯。安德斯是出生於德國的尤太哲學家，他對現代科技——尤其是核能科技——提出了嚴厲的批判。他曾在胡塞爾（Husserl）、海德格（Heidegger）和阿多諾（Adorno）門下學習，而納粹掌權後他則開始流亡美國。流亡期間，他深受廣島和長崎兩次核爆的影響，並開始著手批判核武。在此脈絡下，他於一九五四年發表了〈論核彈與我們對末日的盲目〉（收錄於《人的陳舊》［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這篇文章在我們看來重要至極。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漁船第五福龍丸的船員受曝於高度輻射之際，也是一九五四年——美國在他們轄下的領土比基尼環礁進行第一次氫彈試驗，進而影響到出海的第五福龍丸。至今我們已都知道，幾乎所有船員都在出現各種放射線症狀後死亡。
從後福島的角度來看，安德斯的文章揭示了一種相當獨特的哲學觀，而其觀點並不僅限於核武。換言之，福島第一核電廠的核災，以全新的方式向我們展示了安德斯近六十年前提出的核能問題。
我們首先注意一下安德斯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出版的《人的陳舊》第五版序言中的一段話：
時至今日，我認為我當時寫的核武論述仍然適用，甚至比二十五年前來得更重要，因為現在核電廠遮掩了我們對核戰爭的看法，更加劇了我們「對末日的盲目」。[1]
[1] Günther Anders, 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 Bd. I: Über die Seele im Zeitalter der zweiten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C. H. Beck, 1956, p. VIII.
安德斯指的無疑是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的三哩島核災。我們現在知道，這場事故可能已達到車諾比核災與福島核災的程度。在此意義上，安德斯的論述（「核電廠……更加劇了我們『對末日的盲目』），對身為福島核災見證者的我們而言，似乎相當具有啟發性。但先別被這段評論給我們的第一印象給騙了。因為安德斯也在文章開頭寫道：「我們必須以最令人憤慨的方式呈現重要性被最小化的對象。」[2]對安德斯而言，即使有一九五四年比基尼環礁核試爆與一九七九年三哩島核災的教訓，核議題仍是「重要性被最小化的對象」之一。
[2] Ibid., S. 235.
我們幾乎完全同意安德斯的論點，因為我們今日仍處在「對末日的盲目」狀態中，而這位哲學家在一九五四年與一九七九年再三強調的事實，也適用於當前的處境——在二〇一一年以後更是如此。但是，若考量後福島的處境，我們反倒該反思安德斯的論述是否有所不足，或他是否有哪些講得不夠清楚的地方。因此，我們將檢視福島事件後的情勢在何種意義上是「症候性」的，並時不時參照安德斯的核能論述。最後，我們想指出：除非放棄核武與核能，否則仍很有可能會發生別場災難。
超越自由意志
安德斯在〈論核彈與我們對末日盲目的原因〉中提出的論點相當簡單明瞭，那就是在核武被發明出來之後，「『人皆有一死』這個公式已經被『全人類被殺到一個不剩』所取代」。[3]安德斯認為，核技術的發明帶來的人類滅絕風險是不可能消失的。畢竟，人類歷史已經證明，人不太可能失去人所習得的知識。既然人類的歷史進程已經無法逆轉，那就只有一個方法可以逃脫「全人類」的死亡：不斷推遲使用核武而造成災難的時刻。這是安德斯堅持的悲觀結論。
[3] Ibid., p. 242.
的確，核戰造成「全人類」災難的意象早已出現。古巴飛彈危機之後，許多文學和電影作品都涉及末日景象，在一九八〇年代，「核冬天」[4]的意象更是屢見不鮮。時至今日，所有這些再現已經澈底改變了我們所處的現實的意象，為何還要注意安德斯的假說？
[4] 譯註：核冬天（Nuclear Winter）指的是核戰爭引發氣候變異的理論／假說。
首先，我們必須了解，安德斯並不把「核戰爭」視為典型的國家間戰爭。對這位哲學家而言，最根本的問題是，任何一個意外、技術失誤或政治危機，都可能引發核末日。換句話說，所有人類無法單靠自由意志控制的原因（例如國家意志或國家理性）都可能觸發核末日。既然「現存核彈的力量基本上已經是絕對的」[5]，那麼，如果同時使用地球上的核武，全人類顯然會消失。既然如此，為什麼我們還不認同這樣的恐怖現實？因為我們無視工業科技體系帶來的末日。不過，在冷戰結束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還應該關注另一個問題：核威懾。
[5] Ibid., p. 250.
冷戰期間，許多人認為「核威懾」是相當有說服力的論據。這個觀念的主要論點可以概括如下：即便某些國家擁有能夠殲滅假想敵的核武，他們仍有義務避免相互滅絕的危機，因此會避免動用核武。
前美國國防部長麥納馬拉（Robert McNamara）是這一論點的主要倡議者之一。一九六〇年代初期，身為美國國務卿的麥納馬拉宣佈了著名的「相互確保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MAD）理論。根據此理論，核威懾的力量在於，即使敵國已開始先發制人的核攻擊，另一個國家也能以其餘的核力量進行報復性攻擊、摧毀敵人，直到敵人永遠無法存在為止。這一理論之所以被稱為 「MAD」，是因為它預設了敵國甚至全人類相互滅絕的可能性。[6]
[6] Cf. Jean-Pierre Dupuy, Pour un catastrophisme éclairé : Quand l’impossible est certain, Seuil, 2002, ch. 12 « Rationalité du catastrophisme ».
當然，這種矛盾學說的核心是一種完全幼稚、天真且樂觀的價值判斷，其基礎是對人的自由意志所抱持的毫無根據的信心。換言之，「核威懾」的論點是基於無法證實的觀點，即人類有能力透過實現自己的意志來控制自己，並合理選擇自己的行為。毫無疑問，這個觀點在安德斯看來是遠遠不足的，尤其是他一直質疑我們是否有能夠控制自己的堅定意志和無懈可擊的判斷力。簡言之，對安德斯而言，「末日」首先意味著隨機的政治危機、微不足道的技術錯誤或微小的制度裂縫所可能帶來的不可預測的災難。這種安德斯式的觀點與核電廠因複雜且無法預見的事件所造成的災難性意外有著深刻的關係。
核災事故只能與「戰爭」相提並論
安德斯在〈論核彈與我們對末日盲目的原因〉中將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即將來臨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做了比較——而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會是核武戰爭。他指出，這兩場大戰雖然皆屬於以「殲滅」敵人為目標的戰爭，但從根本上來說卻無法相提並論。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全面戰爭，但它仍然是由幾個國家使用常規武器進行的常規戰爭。而即將發生的世界大戰則會導致人類和世界的全面滅亡。核武被發明出來之後，人類不再被視為皆有一死的人，而是可以被殺到一個不剩的「全人類」。核武的發明因而澈底改變了 「戰爭 」的概念。 [7]
[7] 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 Bd. I, p. 242.
按照安德斯的思路，我們也可以說，車諾比和福島的核事故澈底改變了「事故」這個概念。如果核電廠或核能設施發生災難性事故，大片土地將受到輻射污染、人類無法在此居住，而數以萬計的人將陷入致命危險。如此規模的核「事故」只能與「戰爭」相提並論。[8]
[8] 這是「熊取六人幫」共享的觀點（熊取六人幫為京都大學原子爐實驗所的六位批判科學家）。請見如瀬尾健，《原発事故…その時、あなたは！》，風媒社，1995，頁10。［譯註：熊取六人幫為：海老澤徹、小林圭二、瀬尾健、川野眞治、小出裕章、今中哲二。］
讓我們以車諾比核事故為例。首先，有幾個不同的調查單位都嚴格評估了車諾比核災造成的影響。例如，綠色和平在其以全球為範圍的研究中，將癌症死亡人數定為9380人。而紐約科學院在一項研究中，將包括癌症在內的各種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數定為985000人——這項研究不僅是基於其本身的調查，也是基於其對之前五千多篇文章的分析。最後，即使是車諾比論壇（Chernobyl Forum）針對受事故破壞的三個主要國家（白俄羅斯、俄羅斯和烏克蘭）中受到高度輻照的600000人所做的研究中，也估計癌症死亡人數為4000人。我們需要注意的是，車諾比論壇的主要成員之一是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也就是傾向於低估核事故造成的損害、四處推廣核能的國際組織。無論如何，這些死亡數字已遠遠超出「事故」的正常範圍，與「戰爭」的死亡數字不相上下。其次，約有400000人被迫離開受事故嚴重污染的區域（一萬平方公里）。這種情況與產生大量難民的戰爭非常相似。第三，車諾比事故在白俄羅斯造成的經濟損失總和，高達當時國家年度預算的三十二倍。[9]許多人認為，這個巨大的經濟損失也是蘇聯瓦解的主因之一。一般而言，傳統的事故不會導致國家崩潰。只有戰爭才會產生如此巨大的效應。
[9]今中哲二，〈チェルノブイリ原発事故の「死者の数」と想像力〉，《科学》76（5），岩波書店，2006。
從這個觀點來看，福島第一核電廠發生核事故後，許多人不停掛在嘴上的說法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核事故中沒有人死亡，但每年約有五千人死於交通事故，因此，與其廢除核電廠不如廢除汽車。」首先，我們必須理解，正是因為福島第一核電廠發生事故，福島縣才有154000名居民被迫在二〇一三年三月尋求庇護（其中有109000名強制性難民及45000名自願性難民）。[10]事實上，許多報導都已指出，大量的病人和老人在疏散過程中喪失生命，而被剝奪土地和工作的自殺者人數仍持續增加。截至二〇一九年三月，「因地震和核事故而死亡的人數」估計為3723人。這種情況與戰爭造成無數難民的情況如出一轍。
[10] 環境省，《平成25年版 環境・循環型社会・生物多様性白書》，2013：https://www.env.go.jp/policy/hakusyo/h25/html/hj13010101.html
在晚發性疾病方面，現在也已有許多兒童甲狀腺癌的案例。根據二〇一九年十月的資料（包括疑似病例在內），福島事故發生時，385000名十八歲以下的兒童中，有230人罹患甲狀腺癌，罹癌率約為正常情況的一百倍。還需要注意的是，在福島進行的第一輪甲狀腺癌篩檢中沒有問題的115名兒童，在第二輪、第三輪和第四輪篩檢中都患上了甲狀腺癌。這115個案例讓我們非常清楚地看到輻射的影響。日本政府和福島政府不斷否認輻射的影響，但早在二〇一四年，在福島中通區的中部和南部就發現了四十到五十倍的兒童甲狀腺癌罹癌率——該地區受到放射性碘的嚴重污染。流行病學家與醫學評論家津田敏秀便清楚指出，這種過高的罹癌率是輻射造成的。[11]
[11] Cf., Toshihide Tsuda, Akiko Tokinobu, Eiji Yamamoto, Etsuji Suzuki, « Thyroid Cancer Detection by Ultrasound Among Residents Age 18 Years and Younger in Fukushima, Japan: 2011 to 2014 », in Epidemiology, vol. 27, no. 3, 2015.
最後，發生交通事故的地方顯然仍是可以居住的，但福島核事故卻使福島第一發電廠周圍約一千平方公里的土地變得無法住人，而其周圍一萬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污染程度也已達到「控制輻射區」的層級。一般而言，普通的事故絕對無法讓如此廣大的區域無法住人。只有戰爭才能做到這一點。
因此，我們認為，核事故與傳統事故有根本性的不同。核事故只能與戰爭相提並論，因為它同時透過輻射的直接影響與癌症等後續影響來殺害人類，此外，其也使大片區域無法居住並破壞受影響者的整體日常生活。
為什麼核電廠的嚴重事故會產生與戰爭如此相似的情況？因為核能與核武仰賴完全相同的技術。事實上，一個百萬千瓦的核反應爐每天產生和累積的放射性物質總量，相當於三枚廣島型核彈——每年則約等於一千枚同類型的核彈。如果核電廠發生嚴重事故後釋放如此大量的放射性物質，其對人類和環境造成的影響將不亞於核武，甚至更為嚴重。
讓我們再次參考安德斯的論點。安德斯指出，人類無法想像核戰的巨大衝擊，亦即人類與世界的完全毀滅。在他看來，這個根本性的制約源自於人類想像力的某些限制：
康德教導我們，我們的理性是「有限」的，以及在什麼意義上是有限的。但一般來說，我們仍未意識到我們的想像力、我們的心靈——相較於被認為仍被限制在狹隘範圍內的能力，許多人認為「心靈」是「溢出」該狹隘範圍的——也可能被證明是有限的，而且無法超越其本身的極限。顯然，心靈與理性共享相似的命運；儘管心靈被賦予了某種有彈性，但彈性仍是有限的。［……］面對「末日」這觀念時，我們的靈魂會直接投降。在這種情況下，「末日」這觀念對我們來說就只是一個詞而已。[12]
[12] 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 Bd. I, pp. 268-269.
康德教導我們，我們的理性是有限的，但安德斯指出，我們的想像力也同樣有限。我們無法想像或預測核戰可能造成的後果——全人類的滅亡，也就是「核末日」。安德斯說，這就是人類尚未決定拋棄核武的原因。
考慮到安德斯的反思，我們想再進一步指出：人類無法想像核事故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一旦核電場發生嚴重事故，大片土地將變得無法住人，數千名居民也將面臨死亡的危險。即便如此，為什麼人們仍不願放棄核能？那是因為我們在核災面前的想像力有限，以及對最嚴重事故可能性的「誤認」（阿圖塞意義下的誤認［méconnaissance］）。[13]
[13] 關於「誤認」的機制，請參照阿圖塞的意識型態理論：Louis Althusser, « Idéologie et 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État », in Sur la reproduction, PUF, 1995.
對事故可能性的「誤認」不僅源於人類想像力的限制，也源於國家和資本製造的「安全意識型態」。由於經濟發展需要巨型能源生產體系，國家和資本傾向隱瞞核事故的可能性及其災難性影響。例如，美國核子管理委員會一九七五年發表的「拉斯穆森報導」（Rasmussen Reports）便認為，核事故造成大量死亡的概率約為十萬年一次或百萬年一次。這一估算對安全意識型態做出了重大貢獻，並開始傳播此類公眾輿論：最嚴重的核事故就像「隕石墜落在紐約洋基體育場」的可能性一樣小。
另一方面，美國核子管理委員會在三哩島事故後修訂核事故發生率，認為反爐每四千年中會發生一次嚴重核事故。如果考慮到全球約有四百座核反應爐在運作，那麼我們就必須假設每十年就可能發生一次嚴重事故。如果回想一下接連發生的三起嚴重事故（一九七九年的三哩島事故、一九八六年的車諾比事故、二〇一一年的福島事故），這一評估就經驗層面而言似乎是正確的。因此，我們現在應該預期每十年就會發生一次嚴重的核事故。為了避免未來發生這些災難，除了放棄核能之外，別無他法。我們必須超越想像力的極限，抵抗國家與資本共同製造出來的安全意識型態。
透過以上反思，現在讓我們回到我們在後福島時代面對的問題。我們這次想根據福島核災來重新詮釋安德斯的哲學——因為，正是福島第一核電廠的核事故揭示了核能與核武器之間的相似性。
核能與核武
我們還必須強調一個事實，那就是核電廠產生的放射性物質可以轉化為核武與放射性武器。基於這個無法撼動的現實，我們便不難理解，單從「原子能的和平使用」這角度評估核電廠是一個極大的錯誤。由於核工業與核武器密不可分，核電廠生產能源基本上就意味著生產核武。因此，核能的「和平使用」與 「軍事使用」的區分是站不住腳的。事實上存在的只有核能的「平時使用」與「戰時使用」。高木仁三郎、小出裕章等批判科學家早在福島事故之前就已清楚點出這點，[14]但他們的觀點不是被忽視，就是被大眾視為禁忌。直到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發生後，大家才回頭重探並認知到核能與核武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
[14]「平時使用」與「戰時使用」的觀點，請見小出裕章，〈深刻化する核＝原子力の危機〉，《 科学・社会・人間》，98号，2006。
核武和核能在存有論與技術層面都是同一的。[15]這一點在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發生時已非常清楚：在這次事故中，三個核反應爐相繼爆炸，因而釋放出大量放射性物質，如碘、銫、鍶和鈽。這些放射性物質與核武器所使用的放射性物質一模一樣。就此而言，核電廠事故所造成的污染與核武爆炸所造成的污染並無差別。面對這樣的現實，再繼續依賴核能不可能是個選項。我們沒辦法回到福島事故之前的世界。
[15] 關於核武與核能之間的同一性，詳見〈福島之後的哲學〉。
禁止「不可能」
我們想提出一個非常簡單的方法來克服想像力的限制和誤認的機制。我們必須禁止以下咒語：「下一次核災不可能發生」。考慮到我們已見證過福島核災的過程，現在不能再說「不可能」，彷彿核災是個不合理的假設。相反地，我們需要認真研究核災重演的可能性，也就是再次發生核電廠事故和發生核戰的可能性。
首先，我們要明白，雖然下一次核災發生的地方不僅限於日本，但日本的核電廠仍處於最危險的狀態。日本政府根本沒有改變其態度，仍然否認核災的可能性，這點在福島事故發生後不斷出現的論述中並不難看出，例如：「這是一場千年一次的大海嘯造成的意外事故。」這類論述包含三個錯誤，甚至三個謊言。第一，東京電力公司在一九六六年要求授權建立福島第一核電廠時，完全沒有考慮到一九六〇年智利地震海嘯的水位（3.122公尺）（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一日的海嘯則升高至15公尺）；[16]其次，福島第一核電廠很可能在海嘯到來之前就已經被地震摧毀了；[17]第三，我們忽略了一個事實，最嚴重的核事故（如三哩島、車諾比和福島）每十年或二十年就會發生一次。然而，日本政府不但決定重啟國內核電廠，甚至試圖向越南、約旦和土耳其出口核能技術。日本政府的醜行顯示了其實際上不斷否認核電廠事故與震災。
[16] 添田孝史，《原発と大津波 警告を葬った人々》，岩波書店，2014，頁10。
[17] 田中三彦，〈原発で何が起きたのか〉收於石橋克彦編，《原発を終わらせる》，岩波書店，2011。
我們現在對於核戰可能性的「盲目」比起以往還要來得嚴重得多。我們要記得，安德斯擔心的並不是國家意志、算計和戰略衝突所引發的核武戰爭（彷彿依靠國家意志和國家理性製造出的「核威懾」便能避免核戰）。安德斯不斷試圖超越「國家意志」和「國家理性」的範疇，並認為隨機的政治危機、技術失誤或人為失誤都可能會導致一系列不受控制的核武攻擊。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地球上現在仍佈滿能夠毀滅全人類的核武，而這事實無論如何都無法反駁。冷戰軍備競賽中產生的許多核武仍作為負面遺產繼續存在。而直至今日，仍有國家不斷嘗試掌握核武。
事實上，最近美國的川普政府和北韓的金正恩政府在核武問題上的敵對已經導致東亞爆發核戰危機。即使各國不使用核武器，我們也不能排除恐怖組織在潛入國家監視的同時使用某類核武進行攻擊的可能。此外，二〇一三年公佈的美國機密文件也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實：這些行政文件報告指出，自一九六一年B52轟炸機墜落氫彈並差點引發爆炸的第一起事故以降，美國境內仍不停有導彈意外墜落。[18]最後，前美國陸軍工程師也於二〇一五年三月作證指出，在一九六二年古巴危機期間，裝備核武的沖繩部隊收到了對蘇聯遠東地區實施核攻擊的錯誤命令，還好最後發出錯誤命令的領導人撤回命令、避免發射核彈攻擊。[19]
[18] Ed Pilkington, “US nearly detonated atomic bomb over North Carolina”, The Guardian, 20130920.
[19]請見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四日刊載於《琉球新報》的〈冷戦下、在沖米軍に核攻撃命令 「核戦争寸前」、元技師ら証言〉。
所有這些事實清楚表明，儘管我們能精確建構某個系統，但操作系統的人卻始終無法避免錯誤、誤解和偏差。我們的判斷和行動本身總是包含超越理性和意志控制的危機、過度或裂痕。事實上，像安德斯這樣批評核能的思想家擔心的，正是判斷錯誤的可能性、行動的不可控性以及系統的失序。
我們必須面對自己想像力的限制，抵抗忽視事實的傾向，禁止自己唸出「不可能」的咒語，並決心放棄核能。為了克服我們對核災的盲目性，除了採取所有這些措施之外，別無他法。安德斯的末日願景已對我們下了最後通牒：讓所有核武與核電廠從地球上消失。
對核災盲目的加劇
正如我們文章開頭所說，安德斯在一九七九年，也就是三哩島核事故發生的那一年便注意到，人類對核災的盲目性變得更加嚴重。如果這位哲學家今天還在世，他會再次指出這種盲目更為變本加厲。事實上，福島第一核電廠爆炸的三座反應爐仍然處於失控狀態，沒有人知道核燃料的現況和未來會造成的放射性污染情況，也沒有人知道知道如何避免進一步污染。面對前所未有的局勢還聲稱下一次災難永遠不會發生的人，基本上無異於承認自己是白痴。如果我們參考安德斯的思想並回顧戰後日本的歷史，便不難看到日本領導人明確表達擁有核武的願望。例如，前首相岸信介（任期：一九五七−六〇年）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回憶他一九五八年訪問茨城縣東海村核能研究所時寫道：
核能技術本身既可用於和平，也可用於軍事力量。這兩種選擇取決於國家政策或國家意志。由於這裡的國家和民族的意志是絕不將核能用於軍事力量，因此日本僅將其用於和平目的。然而，隨著和平使用的核能技術不斷發展，其轉化為軍事使用的可能性必然越來越高。日本雖尚未擁有核武，但透過增加其擁有核武的潛力，便能在反核武或禁止核試驗等問題上對國際社會產生巨大影響。[20]
[20] 岸信介，《岸信介回顧録》，廣済堂出版，1983，頁395-6；引自山本義隆，《福島原発事故をめぐって》，みすず書房，頁8-9。
這份證詞清楚告訴我們，將核能的「和平使用」與「軍事使用」分開談論是完全不切實際的。對岸信介來說，促進核電生產是一個國家提高其擁有核武潛力計劃的一部分。簡言之，這兩種核能利用方式是國家政策中致力於管理甚至控制國際權力平衡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岸信介在一九八三年作出的證詞。這位前首相在三哩島發生之後仍毫不掩飾其想擁有核武的慾望，而三年後便發生了車諾比事件。由此不難看出為何安德斯不斷擔心我們「對末日的盲目性」不斷加劇。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發生後，仍有不少政客提及「核武」。在日本，「核末日盲目」症狀明顯惡化，就連自己領土上的核電廠都無法控制，還設想對別的國家發起核武攻擊。我們的結論很簡單：必須重新思索安德斯的論點。在「核末日盲目」影響下的後福島政治和社會局勢，顯然必須放棄所有核電、核武、核能。除非完全廢除核能，否則安德斯的末日願景將繼續縈繞著我們，隨時可能化為真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