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louse Falls Provincial Park，位於美國華盛頓
在地質學中，災變說是一種理論，認為地球很大程度上是由突然的、短暫的、劇烈的事件所塑造的，這些事件可能影響到全球範圍。這與均變論（有時稱為漸進論）形成對比，均變論認為，地球的所有地質特徵都是由侵蝕等緩慢的增量變化造成的。均變論的支持者認為現在是「過去的關鍵」，過去的所有地質過程（如侵蝕）都與今天可以觀察到的過程相似。自19世紀災變論者和均變論者之間的爭論以來，一種更具包容性和綜合性的地質事件觀點已經發展起來，科學共識是承認在過去的地質時期發生過一些災變事件，但將這些事件視為可解釋的自然過程的極端例子。 災變論的支持者認為，每個地質時代都以劇烈而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而告終，例如大洪水和大型山脈的快速形成。世界上發生此類事件的地區的動植物滅絕了，並被新的物種突然取代，這些新物種的化石定義了地質層。一些災變論者試圖將至少一次這樣的變化與聖經中諾亞洪水的記載連結起來。 法國科學家喬治·居維葉（1769-1832）在19世紀初推廣了災變論的概念；他認為，當地發生洪水之後，新的生命形式從其他地區遷入，並在他的科學著作中避免了宗教或形而上學的推測。
喬治·居維葉發現了不同層的化石，例如含有古獸和無獸（如圖）的化石，這使他相信一系列災難性事件毀滅了現代世界之前的世界。
｜歷史
▪︎地質學和聖經信仰
在地質學的早期發展中，以基督教為主的西方社會致力於將聖經中關於創世和大洪水的敘述與關於地球形成過程的新概念相協調。其他古代洪水神話的發現，被用來解釋為何洪水故事「在希臘人中以驚人的頻率用科學方法講述」，例如普魯塔克對奧吉吉亞洪水的記述。
▪︎居維葉與自然神學家
十九世紀初災變論的主要科學支持者是法國解剖學家和古生物學家喬治·居維葉。他的動機是解釋他和其他人在化石記錄中觀察到的滅絕和動物群演替模式。雖然他確實推測造成歐亞大陸最近幾次物種滅絕的災難可能是海水淹沒低窪地區的結果，但他並沒有提到諾亞洪水。他也從未提到神創論是滅絕事件後人口重新分佈的機制。事實上，居維葉受到啟蒙運動思想和法國大革命思想氛圍的影響，在他的科學著作中避免了宗教或形而上學的推測。居維葉也認為，地層記錄表明，在地球生命發展史上的長期穩定時期內，曾發生過幾次類似的災變，他認為這些災變是反覆出現的自然事件。這讓他相信地球已有數百萬年的歷史。 相較之下，在19世紀初自然神學頗具影響力的英國，包括威廉·巴克蘭和羅伯特·詹姆遜在內的一群地質學家對居維葉的著作有不同的解讀。居維葉曾為他的四足動物化石論文集寫過一篇導言，討論了他對災難性滅絕的看法。詹姆遜將居維葉的導言翻譯成英文，以《地球理論》為名出版。他在譯文中加入了大量編輯註釋，明確地將居維葉最新的革命與聖經中的大洪水聯繫起來。這篇論文在英語世界極具影響力。巴克蘭在他早期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裡，試圖用地質證據證明聖經中大洪水的真實性。他經常引用居維葉的著作，儘管居維葉提出的洪水地理範圍有限、持續時間較長，而巴克蘭為了與聖經記載一致，主張一場持續時間較短的全球性洪水。最終，巴克蘭放棄了洪水地質學，轉而支持路易斯·阿加西所倡導的冰川學說。此前，阿加西曾造訪阿爾卑斯山，親眼見證了冰川作用的影響。由於詹姆遜、巴克蘭和其他自然神學倡議者的影響，19世紀關於災變論的爭論在英國比在歐洲其他地區帶有更濃厚的宗教色彩。
聖經裡的諾亞方舟
▪︎地質學中均變論的興起
18世紀後期，地質學之父詹姆斯·赫頓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均變論，解釋了沉積岩的形成，並提出了對漫長地質時間（或稱深層時間）的理解。19世紀上半葉，地質學家查爾斯·萊爾以赫頓的思想為基礎，收集了大量觀測數據，支持均變論的觀點，即地球的特徵是由與我們現在觀察到的相同的地質過程塑造的，這些地質過程在漫長的時間內逐漸發生。萊爾在1930年代出版的具有影響力的三卷本著作《地質學原理》中闡述了他的觀點，挑戰了居維葉和巴克蘭等災變論者提出的地質災變理論。災變論和均變論之間的一個關鍵區別在於，均變論要求持續的過程擁有漫長的時間線，而災變論則承認似乎存在著突變。如今，大多數地質學家將災變論和均變論的立場結合起來，認為地球的歷史是一個緩慢漸進的故事，其間偶爾會發生一些影響地球及其居民的自然災害事件。 從1850年到1980年左右，大多數地質學家都認同均變論（現在是了解過去的鑰匙）和漸進論（地質變化在漫長的時期內緩慢發生），並否認諸如地震、火山爆發或遠超目前觀測到的洪水等災變事件，在地球表面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任何重要作用。相反，他們認為地球是由火山活動、地震、侵蝕和沈積等力量的長期作用所塑造的，這些力量至今仍可見。地質學家之所以拒絕接受這些觀點，部分原因是他們認為19世紀早期的災變論者認為上帝直接參與了地球歷史的形成。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的一些災變理論與宗教有關，災變的起源有時被認為是奇蹟而非自然事件。 均變論的興起使得引進新的災變理論變得異常困難。1923年，J·哈倫·布雷茨發表了一篇關於美國華盛頓州米蘇拉冰川湖形成的溝壑地的論文。布雷茨的理論遭到了當時地質學界的抵制，引發了一場長達40年的激烈爭論。最終，布雷茨於1979年獲得了彭羅斯獎章，美國地質學會的最高獎項。
▪︎伊曼紐爾·維利科夫斯基的觀點
在1950年代，伊曼紐爾·維利科夫斯基（Immanuel Velikovsky）在幾本暢銷書中宣揚災變論。他推測金星原本是一顆「彗星」，被木星拋出，在3500年前兩次與地球近距離擦肩而過，兩次之間相隔52年，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之後，金星與火星發生了相互作用，火星隨後與地球發生了一系列近距離碰撞，最終在公元前687年結束，之後才穩定在目前的軌道上。維利科夫斯基以此解釋了《聖經》中記載的埃及瘟疫、《聖經》中關於「太陽靜止一天」（《約書亞記》10:12和13，用地球自轉的變化來解釋）以及亞特蘭提斯的沉沒。但科學家們強烈駁斥了維利科夫斯基的猜想。
｜目前觀點
新災變論用高強度、低頻率的事件（如小行星撞擊、超級火山爆發、超新星伽馬射線爆發等）來解釋古生物學記錄中的突然滅絕事件，這與更流行的地貌學思想相反，後者強調低強度、高頻率的事件。
▪︎路易斯·阿爾瓦雷斯撞擊事件假說
1980年，沃爾特·阿爾瓦雷斯和路易斯·阿爾瓦雷斯發表論文，認為一顆直徑10公里（6.2英里）的小行星在6,600萬年前，也就是白堊紀末期撞擊了地球。這次撞擊導致大約70%的物種滅絕，包括非鳥類恐龍，並留下了白堊紀-古近紀界線（K-T界線）。1990年，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島的希克蘇魯伯隕石坑發現了一個直徑180公里（110英里）的候選隕石坑，標誌著這次撞擊。這些事件引發了人們對基於科學的災變論的廣泛接受，該論點與遙遠過去的某些事件有關。 從那時起，關於恐龍滅絕以及其他大規模滅絕事件的爭論就集中在滅絕機制究竟是小行星撞擊、大規模火山活動（大約發生在同一時期）還是其他機製或組合，大多數推測的機製本質上都是災難性的。 蘇梅克-列維9號彗星與木星相撞的觀測顯示災難性事件是作為自然事件發生的。
▪︎月球形成
現代理論也認為，地球異常大的衛星是災難性形成的。威廉·K·哈特曼和唐納德·R·戴維斯在1975年發表在《Icarus》雜誌上的一篇論文中提出，大約45億年前，在地球形成初期，一顆大型行星與地球發生了災難性的近距離碰撞，噴發出岩石碎片，重新熔化了地球，形成了月球，從而解釋了月球密度較低且沒有鐵核的原因。撞擊理論確實存在一些缺陷；有些電腦模擬顯示撞擊後會形成一個或多個衛星，而且地球和月球之間的元素並不完全相同。
（部分內容參考網路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