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罷免」浪潮下的社會脈動與挑戰：一場民主深化的考驗

I. 2025年台灣「大罷免」的社會縮影

2025年7月26日，台灣將迎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罷免投票日，這不僅是單一政治事件，更是台灣社會深層矛盾與民意變化的縮影 。此次投票主要針對24位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及目前遭停職的新竹市長高虹安，其規模之廣、涉及人數之多，前所未見，預示著可能對國會結構與未來政治生態產生深遠影響 。為保障公民投票權的行使，勞動部已公告7月26日為勞動基準法所定應放假日，確保具投票權的勞工得以放假並給薪，且雇主不得妨礙勞工投票，這凸顯了政府對此公民權利行使的重視與維護 。

這場「大罷免」浪潮在社會上激盪出複雜且矛盾的情緒，許多民眾在面對政治極化、資訊混亂與民主程序爭議時，普遍感到無奈與難過。這種情緒源於對民主進程的擔憂，以及對政治紛擾不斷的疲憊感。當公民目睹大量公共資源被投入到持續的政治衝突中，而非集中於其他緊迫的社會需求時，這種無力感便會加劇。例如，中選會估計每位立委的罷免投票成本約在1600萬至2000萬元新台幣之間 。當數十位公職人員同時面臨罷免，其累積的經濟成本對國家財政構成顯著負擔 。這使得公民在行使直接民主權利與國家資源有效配置之間，面臨一種權衡的困境，進而可能產生對政治永無止盡的內耗感到疲憊與失望。

II. 「大罷免」的緣起與發展

背景脈絡：從「青鳥」到「大罷免」

「大罷免」運動的根源可追溯至2024年5月的「青鳥行動」，當時民眾對在野黨（中國國民黨與台灣民眾黨）在立法院憑藉人數優勢，強行推動具爭議的「國會改革」法案表達強烈不滿 。這些法案的修訂，以及後續在野黨立委被指控凍結和刪減大量預算（包括國防開支）等行為，被批評為可能掏空財政並破壞台灣的民主憲政體制，引發部分民眾對台灣自我防衛能力可能被削弱的擔憂 。

在上述過程中，國民黨團總召傅崐萁等在野黨立委不僅被指控為「多數暴力」，更因其在去年4月率領16位國民黨立委訪問北京並會晤中國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等行為，被質疑為「親共賣台」或「紅色代理人」 。部分公民團體將罷免與「反共護台」掛鉤，認為這些立委推動的法案為中國在台灣打開統戰缺口，危害台灣國家安全，可能讓國際社會質疑台灣在民主道路上的選擇 。執政的民進黨也明確表態支持「大罷免」，並使用「罷免投同意，反共更有力」等宣傳口號，強調這是「與公民同行」，進一步強化了「反共護台」的訴求 。

然而，這場運動的性質並非單純的公民自發行動，它也顯現出政治鬥爭的延伸。在野黨，特別是國民黨，將「大罷免」視為民進黨在去年立委選舉失利後，試圖「選輸翻桌」以奪回國會多數的政治操作 。國民黨與民眾黨也曾發起「以罷制罷」的反制行動，試圖罷免泛綠民意代表，儘管最終無一通過連署成案 。這種「你罷我、我罷你」的互動模式，模糊了公民行動與政黨權力鬥爭的界線，使得罷免機制在某些觀點中，從制衡工具轉變為一種加劇政治對抗的武器。當民主程序被視為主要用於黨派鬥爭的工具時，公民對政治進程的信任便會受到侵蝕，進而產生對政治現況的無奈感。

罷免案的規模與時程

中選會已宣告，首批罷免案定於2025年7月26日（週六）進行投票，時間自上午8點至下午4點 。這批罷免案主要針對24位國民黨籍立法委員，以及目前遭停職的新竹市長高虹安 。此外，國民黨南投縣立委馬文君、游顥的罷免案則定於8月23日投票，與全國性公民投票合併舉行 。南投縣議員陳玉玲的罷免案已於7月13日投票，但因未達門檻而失敗 。中選會指出，此次罷免案的選區數量佔全國單一選區三分之一以上，是史上最特別的一次 。

根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罷免立委需經過三階段：第一階段提議連署（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1%以上），第二階段連署（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10%以上），第三階段投票（有效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票數，且同意票數達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1/4以上，即為通過） 1。若罷免成功，被罷免人應自當日起解除職務，且4年內不得參選同選舉區同公職；若否決，則在被罷免人任期內，不得對其再為罷免案之提議 。

III. 爭議事件與民主信任的考驗

在「大罷免」浪潮中，多起爭議事件不僅引發社會關注，更對民主程序的公平性與公信力構成嚴峻考驗，加劇了民眾的無奈與難過情緒。

宣傳車誤導事件：資訊戰的陰影

在台中街頭，近日出現一輛印有「726投同意救回國民黨」字樣的宣傳車，其看板圖案與國民黨黨徽極為相似，引發了誤導民眾的爭議 。國民黨台中市黨部主委顏文正已向台中地檢署提告，指控該宣傳車有誤導民眾之嫌 。然而，台中市的罷團（罷免團體）則表示，該宣傳車並非他們所有，且有罷團志工指出，宣傳車上的圖案實為中華民國國徽而非國民黨黨徽，其白日較小且未頂邊，與國民黨黨徽的「白芒頂邊藍天」有所區別 。

這類事件凸顯了在高度政治對抗中，資訊戰與誤導性宣傳的普遍性。無論是蓄意為之或無心之失，這種模糊不清的訊息傳播都可能影響選民的判斷，進而損害選舉的公平性與公信力。當選民難以分辨訊息真偽時，他們對公共資訊的信任度便會下降，導致一種被操弄的無力感。這種資訊混淆的局面，使得公民在嘗試理解複雜政治議題時面臨巨大挑戰，加劇了社會的焦慮與無奈。最高檢察署、中選會、檢警調廉移等單位已合作，全力查察，確保罷免投票不受金錢、暴力及「不實訊息」等不正手段干擾，並對假訊息進行查證與澄清 。

公報夾帶文宣與擺拍爭議：程序正義的挑戰

在桃園中壢，罷免團體「中壢•破蛋除魯•罷免魯明哲」指控，國民黨立委魯明哲的反罷免文宣被夾帶在官方的罷免理由書中一同發放 。此舉被罷團抨擊為破壞選舉公平性 。桃園市選委會對此事件表示，已將相關情況移送法辦 。選委會已再次函文各區公所，要求務必注意行政中立，並責請中壢區公所提醒里長，對尚未發送的罷免公告及投票通知單，改由里幹事發送，以確保公正性 。

針對圖檔，里長已確認是自己辦公室，但不認得是誰拍照與夾帶，相關人員也已移送地檢署。這起「假裝把不同意罷免夾在公報擺拍後再拿掉」，結合桃園公報夾帶文宣被移送法辦的案例，暗示了這類試圖影響選民觀感的行為，已引起官方的法律介入和行政調整 。官方選舉公報和通知單理應保持中立，提供客觀資訊。然而，當這些官方渠道被用於夾帶特定政治立場的文宣時，行政中立原則便受到挑戰，使得選舉程序的公正性受到質疑。這種行為不僅可能誤導選民，更會削弱民眾對選舉機關公正執行的信任，導致公民對民主程序完整性的擔憂。桃園市選委會採取法律行動並調整發送方式，反映出此類問題並非孤立個案，而是可能在地方層面挑戰行政中立的普遍現象，進一步加深了民眾對政治環境的失望感。

連署舞弊疑雲：民主基石的動搖

在罷免案的連署階段，出現了多起涉嫌偽造連署書、盜用個人資料，甚至利用往生者名義進行連署的案件 。中選會已向最高檢察署告發41件涉嫌偽造或往生者連署的罷免案，其中涉及泛藍、民進黨立委及地方議員的罷免案 。檢調單位已陸續搜索、約談相關人員到案，甚至有國民黨黨部主委等高層人員因涉嫌偽造文書罪遭到羈押禁見 。

這些連署舞弊的指控，嚴重衝擊了相關政黨的形象，特別是國民黨因多名黨工涉案而面臨信任危機 。在野黨則質疑檢調單位存在「選擇性辦案」的問題，進一步加劇了政治互信的危機 。連署是罷免程序的第一步，其真實性是民主程序合法性的基石。當連署過程出現大規模舞弊疑慮時，不僅是對選舉法規的公然挑戰，更是對民主制度核心價值——公民真實意願表達——的動搖。這使得公民對其所行使的直接民主權利產生疑慮，對整個政治體制的公正性感到失望與無奈。最高檢察署呼籲民眾踴躍檢舉妨害選罷法的不法情事，並提供高額獎金（最高兩千萬元），顯示官方對維護選舉公正性的決心和對此類行為的嚴肅態度 。

IV. 社會情緒與民意光譜

無奈與難過：社會深層的焦慮

台灣社會在「大罷免」浪潮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政治極化與對立。藍綠陣營的激烈對抗，以及對「親共」與「獨裁」的相互指控，加劇了社會的撕裂 。民眾在充斥著不實訊息、誤導性宣傳和程序爭議的環境中，難以辨識真相，對民主程序的健全性產生疑慮，進而感到無力與沮喪 。這種無奈感也源於對政治動盪的疲憊，以及對國家未來走向的不確定性。

國民黨方面將「大罷免」定調為民進黨「選輸就翻桌」的政治鬥爭，指控其「越來越獨裁」，試圖藉罷免「用人民納稅錢陪民進黨重選」 。中國國台辦也呼應此論調，稱這是民進黨政府的「政治操弄」，將強化台灣社會的「綠色恐怖」、「綠色獨裁」氛圍 。這些論述加劇了社會的對立與不信任，使得不同政治立場的民眾之間難以進行理性對話，深化了社會的無奈與難過。當民主工具被視為黨派鬥爭的武器，而非解決問題的機制時，公民便會感到被捲入一場無止盡的政治消耗戰，這種疲憊感正是「無奈與難過」情緒的根源。

「反共護台」訴求的民意基礎與侷限

儘管「反共護台」是罷免陣營的核心訴求之一 ，且《美麗島電子報》6月民調顯示，台灣民眾有高達69.8%反感中國共產黨 。然而，這種反感度並未完全轉化為對罷免案的普遍支持。同一民調顯示，在反感中共的民眾中，僅有47.4%認為投同意罷免「台灣才會更有力量反抗中國共產黨」 。全台整體趨勢顯示，全面性的「大罷免」並非民意主流，台灣民意基金會今年3月至6月的四次全台民調顯示，贊成全面罷免的比例約在3成左右徘徊，而不支持者則一直超過5成 3。

以下表格呈現了台灣民眾對「反共」與「罷免」態度的民調摘要，進一步說明了民意的複雜性：

表：台灣民眾對「反共」與「罷免」態度民調摘要

民調機構調查時間反感中國共產黨比例認為投同意罷免能加強反共力量比例贊成全面罷免比例反對全面罷免比例美麗島電子報2025年6月有69.8%支持反共。其中有47.4%同意大罷免--台灣民意基金會2025年3-6月--約30%支持大罷免，超過50%不同意大罷免、台灣民意基金會2025年7月14日--41.7%同意大罷免，47.9%不同意大罷免。

資料來源：

學者分析指出，「反共」訴求的效果有限，因為即使選民不滿意或不理解國會整體狀況，但如果他們認為自己選區的議員表現良好，仍然會願意支持自己選出來的代表 。這表明，罷免運動試圖將地方選舉全國化、意識形態化，但選民的投票行為仍深受在地關切和候選人個人表現的影響。

在不同選區，罷團會採取不同策略。例如，在新北市雙和地區，部分民眾不太在乎「反共」，認為「大部分人沒有這麼意識到中國跟台灣壁壘分明的關係」 。而在花蓮等選區，民眾可能更關心民生議題，但這不代表他們不關心國防議題。部分「正藍軍」的國民黨選民，其「反共護台」的立場是基於守護中華民國，而非支持「親共」的國民黨路線 。這也促使花蓮罷團使用「心中有國旗，罷免傅崐萁」的標語，並播放中華民國國旗歌，試圖凝聚不同光譜中反共護台的藍營支持者 。這顯示「反共」訴求雖具廣泛共鳴，但在實際投票行為中，其影響力會因選區特性、在地議題及選民對候選人個人表現的認知而有所差異。這種複雜的民意光譜，使得罷免運動的結果充滿不確定性，也讓社會各界難以精準預測其走向。

民主韌性與社會對話

對於「大罷免」的解讀，不同政治立場有著顯著差異。罷免支持者認為這是對異常現狀的抗爭，是公民自主發起的運動，旨在守護民主、反制「親共」勢力 。他們認為，所謂的「撕裂與對立」本來就是民主的特質之一，因為民主有修復這些裂痕的能力，有不同的聲音甚至爭吵，在民主體制來說都是可以接受的 。

反對罷免者則認為這是執政黨「選輸翻桌」、破壞民主制衡的行為，甚至將其比擬為「綠色恐怖」或「清算鬥爭」 。他們強調應有制衡執政的力量，不應將所有制衡力量罷免掉，並認為「最大亂源不是中共，其實是民進黨」 。

社會學者吳介民觀察到，台北市凱達格蘭大道曾出現同時有「台獨旗」和「中華民國旗」的民眾聲援罷免遊行，這在過去「幾乎難以想像」，顯示這場以「反共護台」為訴求的罷免行動，正逐漸打破「台派」與「泛藍反共派」之間的界線 。這種現象表明，儘管政治光譜兩極化，但在某些共同的國家安全與民主價值觀下，仍可能出現跨黨派的公民動員，這既是民主活力的展現，也對傳統的政治分類提出了挑戰。這種暫時性的團結，反映了台灣社會在面對外部壓力時，可能展現出超越傳統黨派界線的共同意志，但也同時考驗著這種團結的持久性與深度。

V. 結論與展望

「大罷免」浪潮是2025年台灣政治場域中極具指標性的事件，它不僅是對台灣民主制度的一次全面檢視，也深刻反映了當前社會的複雜情緒與挑戰。短期而言，這場運動已顯著加劇台灣的政治極化與社會對立，帶來資訊混亂、程序爭議，並消耗大量社會資源。其結果將直接影響國會的朝野結構，並可能引發後續的補選與持續的政治角力。這使得社會在面對政治紛擾時，普遍感到無奈與難過，對未來走向充滿不確定性。

長期來看，這場運動是對台灣民主韌性的一次重大考驗。它揭示了公民社會力量的崛起，也暴露了民主程序在面對高度政治化與資訊戰時的脆弱性。罷免機制作為直接民主的工具，其在台灣的廣泛應用，既是公民權利意識提升的體現，也帶來了民主成本與政治穩定性的權衡挑戰。當罷免被視為一種政治鬥爭的手段，而非單純的問責機制時，它可能導致社會信任的侵蝕和政治疲勞的蔓延。

「大罷免」並非單一面向的事件，它融合了公民對國會行為的不滿、對國家安全的擔憂、以及政黨間的權力鬥爭。本文求呈現其多維度與複雜性，避免簡化或帶有偏見的解讀，以促進更深層次的理解。

面對未來，台灣社會需要思考如何有效應對政治極化，促進理性對話，而非不斷加劇對立。這包括提升媒體素養，讓公民能更有效地辨識不實訊息。如何建立更健全的機制來防範不實訊息、維護選舉程序的公正性，將是提升民主信任度的關鍵挑戰。這需要法律、行政和公民社會的多方合作。中國政府對此事的態度，雖然目前看似「按兵不動」，但其對台灣社會內部對立的觀察，仍可能影響其對台策略，值得持續關注 。罷免結果，無論成功與否，都將向外部行為者傳遞關於台灣內部穩定性和民主能力的訊號。

儘管過程充滿挑戰，但「大罷免」也反映了台灣公民對民主的投入與對政治的關切。公民的自主團結與積極行動，是民主活力的展現，也是民主進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維護民主的健康發展，需要政府、政黨、媒體與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包括強化法治、提升資訊素養、促進公共領域的理性討論，以避免「無奈與難過」的情緒持續蔓延，並確保民主進程能持續深化。這場「大罷免」不僅是當下政治格局的寫照，更是台灣民主在不斷演進中，尋求平衡與成長的必然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