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香港國家安全維護法》（以下簡稱國安法）實施滿五週年。曾幾何時，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香港被視為一個與中國內地截然不同的自由社會——在這裡，即便公開批評中國，也不會帶來什麼實質後果。
直到2019年6月，大規模的反政府運動（以下簡稱「反修例運動」）爆發，整個城市陷入了前所未見的動盪。隔年6月30日，北京迅速制定並推動國安法，以徹底終結這場抗爭浪潮。如今，在日本媒體的報導中，香港成了「失去自由的城市」、「政治打壓的受害者」。這些描述並非誇張，而是對當前局勢的基本寫照。
然而，當這些報導反覆強調自由之喪失與壓迫之嚴苛時，我們也開始逐漸忽略了另一個現實——香港如今依然有750萬人生活於此。即便有部分人選擇出走，但整體人口結構並未翻轉，日常生活仍在如常運行。
這篇文章，便是我時隔五年再次踏上香港街頭後的觀察與隨筆。
■國安法，遇外人就腿軟？
這趟旅程的起點，竟然與一場「預言」有關。七月初，日本社群媒體上瘋傳「7月5日東京將發生大地震」的謠言。結果，原本熱衷赴日旅遊的香港人紛紛取消或延後行程，造成東京—香港航線機票價格暴跌。這樣的突發機會，讓我起了心動的念頭。
其實，自國安法實施後的一段時間內，香港曾有針對「不受歡迎的外國人」進行入境拒絕的紀錄，多數情況發生在香港機場。但從2024年9月起，這項流程被「前置」到了出發國的機場直接告知旅客無法登機，不必再到香港現場「碰運氣」。
我知道自己的作品內容自然不討中共當局歡心。多年來不願重返香港的主因，也正是擔心會被拒絕入境。然而，當前這波「謠言特價機票」成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只需花數萬元日幣，就能在成田機場親自測試自己是否還能進入香港，這誘因實在不小。
於是，我搭上廉航班機，往香港飛去。結果如何？毫無問題。不僅順利登機，也毫無障礙地通過入境審查。我原本擔心手機或電腦中儲存的資料會被檢查，特地把所有主力裝置都留在日本，結果完全是多慮了。
當然，我並非在否認風險的存在——在2023年6月至2024年6月之間，至少已有三位日本人因過往支持反修例運動而遭香港機場拒絕入境。但深入調查後我發現，有些曾明確支持運動、甚至在國內外媒體公開發言的大學教授或電視工作者，卻照樣能平安入境。
這些看似矛盾的個案讓我提出一個推測：香港政府對國安法在外國人身上的應用其實頗為謹慎，甚至有點心虛。特別是對那些具有一定社會地位、媒體影響力或國際知名度的人士——就算他們過去明確表態支持香港民主運動，政府也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反之，那些曾遭拒絕入境的三位日本人，或許正因為不具備「國際話題性」，反而成為了無聲封殺的對象。
說得再直白一些：北京雖然強勢推動國安法，但香港政府面對外國人時，顯然不想把事情鬧大。他們也知道，若把國安法不分青紅皂白地套用在所有外國人身上，等於親手摧毀香港「國際城市」的形象，對招商引資與觀光發展只會百害而無一利。這層微妙的政治心理，幾乎能夠感受到其若隱若現的壓力。
■變與不變之間──香港街頭的五年後
實際踏上香港街頭的那一刻，我有些意外：這座城市看起來竟然和五年前沒有太大差別。治安依然良好，讓人覺得即便是小孩，也能單獨搭公車或地鐵出門。
街上依舊熱鬧，人氣餐廳門口照常排隊。若從一個未經提醒的外人視角觀看，如今的香港與國安法實施前並無明顯差異。無論是觀光還是商業活動，日本人來此都不會遇上什麼問題——表面上，一切如常。
但當我開始放慢腳步觀察，逐漸發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以下，是我五年來第一次回訪所觀察到的幾個面向。
① 五星紅旗大舉進城
香港自1997年主權移交中國後，名義上一直是「特別行政區」，但過去在街頭上，中國國旗的存在感其實不高。尤其在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期間，中國國旗經常成為抗議標的，不是被扯下就是遭潑墨，街頭出現五星紅旗更是少之又少。
如今則大不相同。在鬧區裡，處處可見像萬國旗一樣綿延懸掛的五星紅旗與香港區旗（多半出現在大型中國資本的建築周邊）。更講究的是，香港區旗的尺寸往往刻意小於五星紅旗，連視覺層級都強調「主從關係」。
此外，遍布街頭的選舉橫幅，也幾乎全是建制派（體制派）政黨與候選人的標語。這些標語中，不乏高調呼應中國共產黨口號的句子，讓整座城市染上濃厚的「政治正確」氣息。過往那些「我要真普選」「民主香港由我決定」之類的標語早已銷聲匿跡。
回想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之間，香港曾一度掀起一波「本土認同熱」。那時街頭上流行各種以「香港人」為主題的T-shirt、文創產品、甚至連鎖書店也擺滿了歌頌本地文化與反思中國關係的書籍。
而如今，這類商品雖未完全消失，但已所剩無幾。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不再是一門能夠公開陳列的生意。
② 普通話在港「越講越通」
香港作為粵語主場，對「普通話」一向不太友善。即便現在大多數香港人都能聽說基本的普通話，在日常生活中卻仍極少使用，講普通話的人在街上總顯得格格不入。
其實，香港這座國際都市一直對「其他華人」抱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排外感。五年前，如果你在街頭說普通話，很可能會遇上冷眼對待。這種現象，不只讓中國大陸人感到刺耳，連來自台灣的旅客也會隱隱察覺到被「低看」的氛圍。
從文化心理的角度來看，這或許源於一種儒家社會深植的潛在民族階序感——一種無關政治制度或價值觀，而是與語言、服裝、行為「是否體面」有關的直覺判斷。換句話說，香港人與台灣人之所以普遍對日本人展現親切態度（被日本人經常看錯為“親日的（しんにちてき）”的態度），或許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在他們內心的文化序列中，「日本人」被視為較高階的一群。
不過話說回來，在過去的香港社會標準中，說普通話的人通常被視為社會序列中的「下位者」，尤其是那些仍帶有濃厚「大陸味」的中國觀光客，或來自中國內地、從事基層勞動的新移民，經常淪為鄙視與嘲弄的對象。在香港這個特殊場域裡，中國同時是名義上的統治者，卻也是源源不絕輸出低階勞工的「他者」來源，形成一種在全球殖民地歷史中也相當罕見的扭曲結構。這種結構，讓「反殖民情緒」與「排斥新移民」的民情得以並存而不顯矛盾。
這也解釋了為何在2010年代中期，香港社會出現了舉著擴音器、當街辱罵中國觀光客與新移民的「本土派」激進青年。他們的行為，表面上是對北京中央強勢干預的反撲，但背後更深層的動力，則是整個香港社會早已內化的「對中國人的階級歧視」——一種將「粗魯、沒教養、破壞規矩」等標籤投射於中國人的文化想像。正因這類偏見已廣為人知，這些本土派的激進言行才能在當時獲得一定程度的共鳴，儘管在政治上並不正確。
但時至今日，這種仇視與排斥情緒已大幅收斂。在香港街頭講普通話，不再那麼容易遭白眼。餐館、便利店、地鐵站內，越來越多員工以普通話應對自如，尤其是從內地來的基層勞動者佔據了不少服務性職位。
一位土生土長的香港男子告訴我，這幾年連平常拿來「開玩笑」的小圈子貶低語言梗也消失了不少。曾經主張排陸、號召抵制的那些「本土派激進人士」，也隨著運動瓦解而消聲匿跡。
從某個角度來說，國安法的效果之一，竟然像是一部全世界最「有效」的仇恨言論防止法：以高壓力量取代教育、輿論與對話，強行消除社會的歧視與分裂。又或者，更諷刺的說法是——當香港人被明確告知誰是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後，社會階序便重新書寫，從此沒有人再敢貶低「上位者」了。
③ 反修例運動，逐漸變成「黑歷史」？
2019年反修例運動，在香港人集體記憶中已經漸漸退場。這不僅是因為國安法的壓力，形成了對某些話題「不可言說」的默契；更因為生活總要繼續，記憶終究會淡化。
然而，記憶的遺忘不總是來自外力。有時候，是時間自身的洗刷。
換作我們日本人自己的社會也一樣：2021年東京奧運帶來的交通封鎖、2022年安倍前首相遭槍擊的震撼、還有疫情期間的口罩之亂……這些曾經佔據整個媒體版面的「歷史級事件」，如今還有多少人記得？
對香港人而言，反修例運動發生在這些事件更早之前。儘管那場抗爭曾深刻改變了城市樣貌，但國安法的邏輯與特點在於：只要你不碰「禁忌詞」，你便可過著與過去幾乎一樣的日常生活。於是，在時間與習慣的雙重作用下，五年足以讓一切激情沈澱。
我們必須承認，香港人與我們一樣，是會遺忘的人類。在日常生活繼續推進的前提下，物價、房租、八卦與娛樂新聞，總會一點一滴地把政治記憶推向後方。
④ 北上消費與城市空洞化
在這些變化之中，有一個趨勢最為鮮明，那便是「北上消費」——越來越多年輕人選擇跨越邊界，前往深圳吃喝玩樂。
其實早在十年前，香港中老年人就喜歡去深圳做按摩、吃火鍋、購物。但如今，這股風潮已明顯轉向年輕族群。畢竟，香港物價高漲，餐廳難訂又昂貴，而深圳既便宜又時尚，不僅餐飲娛樂選擇多元，更是中國科技與新資本的集中地。
在深圳，唱一次KTV的價格可能只需香港的一半。包括甜品店與潮流品牌在內的外資業者選擇放棄進駐香港，轉而直接落腳深圳。對他們而言，香港的租金過高，而中國內地反而提供了成本較低、市場較大的更具吸引力的投資條件。
搭地鐵從香港過去，只需不到一小時。以東京來說，這幾乎等於我們在新宿搭電車到成田或鎌倉，卻發現那裡的物價是市中心的一半，而且還到處林立著超高大樓、購物中心與乾淨整潔的街道。
語言問題也不再是障礙。雖然深圳講粵語的人減少了，但現在的香港年輕人多少都能應付基本普通話。
問題是，當越來越多香港人選擇「北上」，本地消費自然衰退，導致老字號餐廳與街坊食堂接連倒閉。2019年運動時期曾風行的「黃店文化」（以黃色象徵民主派）如今也消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經營困難與街道蕭條。
諷刺的是，如今熱衷於北上消費的年輕人，很多五年前也曾站在街頭呼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但時代流轉，理想與現實的落差，讓他們在五年之間從政治關心者變成價格敏感的消費者。
也許，這正體現出華人世界一項極具彈性的文化邏輯：不是要你始終如一，而是要求你善於「見風轉舵」。當政權與價值觀都不再被認為是長久之計，能隨社會變動而調整姿態的人，才被視為「真正聰明的人」。
⑤ 社會底層的某些要素已悄然消失
從歷史上來看，香港其實並非一個特別政治化的地方。長期作為殖民地的它，不論統治者是英國、大日本帝國，抑或是後來的中國，居民始終無法真正參與最高層的決策——在本質上，它始終是一個「被統治的城市」。
然而，奇妙的是，在20世紀後期，這座城市意外地孕育出一種類似先進國家的社會模式：個人主義盛行，價值觀多元，人們各自為政、各安其志，過著講究實用與效率的自由生活——這正是過往我們所熟悉的香港。
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在這短短五年間，大量高喊抽象口號的年輕人湧上街頭，讓整個城市迅速政治化。但若從更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看，這段期間反而更像是香港發展中的「例外」，並非常態。
更準確地說，這種「非政治性」的香港，其實正是建基於一個矛盾但珍貴的背景——除了無法干涉高層決策之外，其他一切領域幾乎都是自由的。
儘管是殖民地，香港市民卻擁有集會、結社與言論的完整自由。因此，不論你是悼念六四、主張香港獨立、支持與中國統一，抑或對政治完全無感，只想一心追逐金錢與娛樂——在那樣的香港，這些立場都可以並存，沒人會干涉你如何生活。
在這種環境下，香港人彼此視為「自由之民」：即使你捍衛某種正義，我也可以選擇旁觀、保持距離；而那些倡言正義者，也未必總是板起臉孔、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樣。
一個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在日本媒體眼中常被描繪為“硬派民主媒體”的《蘋果日報》。實際上，這份報紙除了犀利批評政權與中國之外，也大肆刊登勁爆八卦、B級新聞與情色專欄，風格直率奔放，可說是政治與庶民趣味完美交織的「娛樂報紙」。
過去那個「非政治性」的香港社會，正是建構在這樣的自由、放任與無拘無束的文化基礎之上。
然而，國安法實施後，香港人的選項被壓縮為兩種：「作為中國城市居民愛國」，或「即便心中有話，也選擇閉口不言」。說得更明白些，香港已被固定為與中國內地居民相同的存在狀態。事實上，早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社會就已出現「支持抗爭／反對抗爭」的二元分裂，政治空間早已陷入僵化。
當然，即便這樣，「自由」作為社會底色的消失，並未立即毀壞人們的日常生活。政治上的自由被剝奪，對一般市民來說或許只是「看不見的事」，人們依然可以快樂、可以享受日常，街景似乎也與過去沒有太大差別。
說實話，若僅從表面觀察，如今的香港並不像某些日本報導中所形容的那般「沉重壓抑」。整座城市仍然有秩序、有活力，民眾也未見集體哀愁。
但即便如此，「某些重要的構成要素已然失落」的感覺仍舊隱隱浮現。特別是，當未來的可能性被徹底封死，只剩下「被中國同化」一條路的時候，原本想為城市創造更好未來的人們，也逐漸失去了動力。
社會表面上雖然還在運轉，但那更像是一種放棄自主判斷、改由自動導航的模式。從此，這座城市大概再也不會成為歷史的主角，也不會再孕育出新的可能性。說它已變成一個如同電玩RPG中的「NPC角色」（非玩家角色）之城，也許並不為過。
話雖如此，我仍得強調：從表象來看，香港並沒有什麼大問題。對於來此旅遊或經商的日本人來說，國安法的影響幾乎感受不到，金融體系依然穩健。
然而，今日的香港，已不再是那個令人嚮往的城市。而它的吸引力，未來恐怕也只會逐步下滑——即使如此，我們仍須承認：香港，還活著。人們，仍在這裡生活着。
原文連結在此：
https://bunshun.jp/articles/-/80564
https://bunshun.jp/articles/-/805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