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自1987年解除戒嚴、實行總統直選後，成為亞洲民主發展的重要指標。然而，制度上的設計與文化上的轉化未能同步，導致在形式民主背後潛藏諸多制度性與文化性問題。本文從四個面向探討台灣政治制度的核心困境：憲政結構偏向總統制、公民參與門檻過高、從政門檻受限於政黨控制，以及法治文化薄弱，並結合美國與德國等民主國家的制度比較，作為借鏡與對照。
一、憲法下的實質總統制與權力過度集中
台灣在名義上屬於半總統制，但實務上早已呈現強勢總統制結構。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規定，總統擁有任命行政院長的權力，無須立法院同意。而第2條第2項亦明定總統發布任免行政院長與解散國會之命令，不受副署限制。[1] 更重要的是，當立法院對行政院院長通過不信任案時，總統可在十日內解散國會（第2條第5項），賦予總統極大反制國會的能力。[2]
司法院釋字第627號也進一步指出，總統為「行政系統的最高首長」，進一步確立台灣總統在憲政運作中的優勢地位。[3] 相對而言，德國內閣制中總理必須仰賴國會多數支持，美國總統亦需受國會預算與司法審查制衡，顯示出台灣在制度實踐中總統權力異常集中。
二、民主制度要求公民參與，卻受憲政障礙與主權模糊所限
民主制度的基礎在於全民參與，特別是憲政改革、公民投票與政策討論等方面。然而，台灣憲法修正的程序極為嚴苛：依增修條文第12條，須由立法院三分之四出席並三分之四通過後，經全國選民過半同意始得通過。[4] 此制度設計使憲改實務上難以實現。
此外，主權問題的模糊也是一大障礙。中華民國憲法仍以「固有疆域」包含中國大陸為前提，未明確承認台灣主體地位，導致國名、領土、國旗等重大議題難以進入制度討論或經由公投解決。[5] 相較之下，美國以州為基礎建構民間法案與憲改程序，德國則透過政黨制度進行政策與制度層級參與，顯示出台灣制度在主體性與參與性上仍存斷裂。
三、高參政門檻與政黨壟斷資源
根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32條，立委候選人需繳交新台幣20萬元保證金，地方議員則約10～15萬元，若得票未達一定比例則不予退還。[6] 此外，實際選舉費用包括文宣、租賃辦公室、媒體曝光等，往往超過百萬元。對非政黨提名者而言，這些門檻形成結構性排除。
政黨在提名、媒體動員與政見平台上佔據主導地位，個人參政者若無政黨支持，幾無勝算可言。美國雖選舉資金門檻高，但法定門檻低，簽名連署即可參選；德國則不僅無需保證金，還透過《政黨法》提供按票數發放的公費補助，形成相對公平的政治競爭結構。[7]
四、法治文化不足與對權力濫用的容忍
台灣社會對政治人物違法或不當行為的容忍度相對高。例如，馬英九在特別費案中雖被質疑挪用資金，但因法院認定其無犯罪意圖，最終獲判無罪。[8] 此判決在法律上雖符程序，但在民間造成高度爭議。
此外，2024年大選期間，行政官員曾引用未經查證的「境外干預」資料，引起媒體與學界批評政府帶頭散布假消息，卻未見究責或查證。[9] 相較而言，德國與美國對司法獨立與資訊治理有更高標準，新聞機構與公民社會也對政府施壓要求透明與問責。
結語：從形式民主走向實質轉型
台灣的民主制度在亞洲堪稱典範，但制度設計與文化實踐仍存不對稱。總統權力過大、政治參與門檻高、從政需政黨庇蔭、社會對權力失誤容忍度高，皆反映出制度與價值未臻一致。台灣未來若欲深化民主，不僅需修憲調整權力制衡，更應培養全民法治意識與政治責任感。唯有公民主體與制度改革同步前行，方能真正實現民主的深化與穩固。
腳註
[1]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第2項、第3條。
[2] 同上，第2條第5項。
[3] 司法院釋字第627號解釋全文，確認總統為行政體系最高首長。
[4]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2條。
[5] 林毓生，《台灣民主的困境與轉型》，2020年。
[6]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32條，行政院中選會公告。
[7] 德國《政黨法》第18條：符合資格政黨每票可獲公費補助。
[8] 馬英九特別費案，最高法院判決書編號102年度台上字第442號。
[9] 《報導者》〈境外干預或假訊息？政府發布選舉訊息的爭議〉，2024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