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朋友M說，約莫三十年前與朋友來台灣旅行，發生了一件不可思議之事。當他們一行參觀忠烈祠的時候，該團台灣日語導遊說，「日本殖民台灣五十年，強迫台灣人改姓名，做了很多壞事情……。所以，台灣人聽到有人講日本語，就有本能上的反感……。」聽到導遊這番激進批評，溫和秀靜的M嚇得不出話來，整個腦回路全當機了。那時候，M還是出版社的新手，只想見識台灣的名勝古蹟，對台灣近現代史毫無所悉（他們也不清楚日本近代現史的發展），那名導遊的絕對說法佔有天時地利之便，當下成了M認識台灣歷史的入門手冊。
當然，M對此並非全盤接收，心中還有些遺憾，有待他日進行驗證。不過，眾所周知，日本上班族工作量大，激進派人士自稱「社畜」，其實這說法誇張戲謔成份居多，M就這樣帶著這疑惑的種子忙進忙出，忙碌到沒機會重訪台灣。直到三十年後，公司派遣M來台北參加國際書展，因其我們幾個台灣朋友帶領參觀台灣歷史博物館、台灣新文化紀館，走看文物展品，加上熱心解說，做到即問即答，三十年前，那個困住M的反日論調之繩，才得到了鬆綁和解放。當然，我們不可能藉此機會向M來個反洗腦（我認為這種做法並不光明磊落），而是提供公開的史料給予判斷，加深對台灣歷史的理解。這種寬容的做法頗有意義。
上次，旅日學者K教授來茶行接受我的訪問時，就指出了一個極好的例證。1970年代，他因黑名單不得返回台灣，心情自是鬱悶糾結的，但他並未意志消沉，在公開和私人場合上，依然向左翼日本人教授遞出橄欖枝。當年，崇拜毛澤東思想手捧小紅書的E教授就是由紅左轉向台灣綠的契機。正如上述，K教授不能回國還鄉，為了讓E更了解真實的台灣現況，他委託台中母校的L教授陪同E教授下鄉，深入台灣的社會，用其所見所聞來建構自己的台灣史觀。如果借用極左的說法就是，「E教授通過這次下鄉考察（調研），終於把半世紀的污泥髒水給蕩滌出去了。」
說來奇妙，在那以後，E收起了紅衛兵般的狼牙棒，變成了溫雅斯文的台灣派（研究者），一有休假就來台灣或長駐台北。從這個角度來說，不論出版社的M或E教授，他們二人都有共同的經歷，亦即曾經被強悍的政治意識形態（狂熱的民族主義）緊緊捆綁住，使其疊加為牢固的想法，而作用於日常生活和教學講義裡。那該怎麼辦呢？我認為還是有解決的辦法。正如領土和政權的概念一樣，它是變動和複雜因素的暫定結果，但不存在「自古以來所屬」這種反推歷史的詭辯。所以，在尚未找到最好的答案之前，不必看到黑影就開槍，不必把毒酒當成高檔紅酒，保持「兼聽則明」似乎能給自己帶來諸多的好處。（2025年8月17日）
推薦書目：
《翻訳家の仕事》（岩波新書，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