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隨著以色列發起新一輪攻勢，加沙二次停火宣告破裂，各方也開始了新博弈。
首先是以色列的長驅直入。3月18日，以色列空襲加沙全境，造成超過400人死亡；3月19日，以軍重啟加沙地面攻勢，再度進佔內扎里姆走廊（Netzarim Corridor）中部；5月16日，以方宣布發起「基甸戰車行動」（Operation Gideon's Chariots），目標是控制整個加沙。6月13日，以色列與伊朗爆發「12日戰爭」，標誌整場衝突的嚴重升級；8月8日，以色列安全內閣批准佔領加沙城（Gaza City）的軍事方案；8月20日，以軍正式展開對於加沙城的第一階段的軍事行動。顯然，無論是哈馬斯或伊朗，都無法阻止以色列在加沙的肆無忌憚。而其結果，就是加沙人道危機的持續升級。2025年7月，聯合國沉痛指出，因為以色列的高強度封鎖，加沙100%的人口正在經歷「高度嚴重的糧食不安全」，約20%的人口面臨災難性的糧食短缺；另根據加沙衛生部統計，截至2025年8月，加沙有至少60,138人死亡，每37人中就有1人喪生，平均每天有91人死亡，其中至少50%是婦女和兒童。《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8月報道更指出，戰爭導致加沙的人均預期壽命下降35歲，嚴重程度堪比盧安達種族滅絕。
毫無疑問，這種破壞規模既會摧毀加沙的完整世代，也正在腐蝕以色列的國家形象；而長期支援以色列、資助血腥戰事的西方國家，也同樣被指責是「種族滅絕幫兇」。這就導致歐美開始了一系列「形象工程」：美國積極協調阿拉伯國家斡旋停火，英國、法國、加拿大、澳洲則表態要在9月聯合國大會承認巴勒斯坦的國家地位。
顯然，隨著以色列大開殺戒、西方「人權燈塔」形象蒙塵，局勢也來到兩種極端的詭異共存：一邊是加沙世代的滅絕浩劫，一邊是巴勒斯坦的建國幻夢。而這種天堂地獄的一體兩面，正好體現哈馬斯、以色列、伊朗、美國、阿拉伯國家、西方世界的複雜博弈。隨著戰事進入第22個月，這六方所構成的三層互動，也將是牽引加沙終局的最大關鍵。
哈馬斯與以色列：共生死敵的極限拉扯
第一層是直接交戰的哈馬斯與以色列。基本上，這對死敵雖然立場迥異，卻在行動邏輯上長期「共生」。
從1987年哈馬斯成立起，以哈就都是彼此的激進理由：哈馬斯在「反抗以色列壓迫」的大旗下，長期策劃針對以色列平民的襲擊、反對推進「兩國方案」的奧斯陸和平進程；以色列右翼則同樣在「哈馬斯是恐怖分子」的敘事下，毀棄左翼曾經的和平努力，出台各種掏空「兩國方案」的強硬政策，包括以定居點蠶食西岸、用軍事在加沙反覆「割草」（mowing the grass，כיסוח דשא）。
而這種詭異共生背後，其實帶有政治上的各取所需。對哈馬斯來說，殘暴以色列是自己的激進底氣，也是與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一別苗頭、爭奪政治聲望的重要資本；對以色列右翼而言，激進哈馬斯同樣是自己的屠殺理由，更是毀棄奧斯陸和平進程、實質推進一國方案的「天賜良機」。最終，惡性循環在「阿克薩洪水行動」（Operation Al-Aqsa Flood）來到高點，並在扭曲至極後反噬雙方。
首先，哈馬斯雖以行動推進部分政治目標，包括向全球展示以巴問題的尚未終結、向巴勒斯坦人展現自身鬥爭意志、干擾沙特與以色列的建交進程，卻也無疑付出了慘痛代價，不僅哈尼亞（Ismail Haniyeh）、辛瓦爾（Yahya Sinwar）等重要領袖先後身亡，哈馬斯作為加沙統治者的地位也受到動搖：除了以色列宣稱要推翻哈馬斯統治，當前由西方與阿拉伯國家共同擬定的停火協議未來規劃，也同樣要求哈馬斯解除武裝，加沙更在今年3月爆發反哈馬斯的大規模示威。
而以色列雖以「哈馬斯先動手」為由，在加沙大開殺戒，又先後入侵黎巴嫩、敘利亞，甚至與伊朗互射導彈，看似正對「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各個擊破，卻始終沒能完成自己在加沙的三大目標：救回所有人質、推翻哈馬斯統治、避免加沙再度成為以色列的安全威脅。即便眼下以軍擴大戰事、造成慘重傷亡，哈馬斯也只是在8月19日表態接受停火、而沒有同意解除武裝；但人質家屬的耐心已經逼近極限，來自全球的「種族滅絕」指控則愈發洶湧，以色列的西方盟友更已開始「明哲保身」。
整體來說，從持續挨打的哈馬斯視角出發，如何在不被以軍殲滅的情況下維持抵抗、在不解除武裝的前提下實現停火，是一直以來的兩大難題；但對大殺四方卻無法真正擊潰對手的以色列來說，如何在戰略泥淖中排序戰爭目標、在輿論交迫下持續用兵，同樣是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政權的兩大隱憂。
因此，當前慘絕人寰的加沙浩劫，其實更多是被雙方當成博弈籌碼：以色列想借人道危機驅動阿拉伯國家、加沙民眾內外施壓，迫使哈馬斯主動解除武裝；哈馬斯則想利用加沙慘狀激發全球譴責，迫使以色列立即停火撤軍，結束自己的垮台危機。
簡單來說，哈馬斯希望維繫根基，以色列卻希望一勞永逸，這就導致雙方都在「拖字訣」下原地打轉，不肯為了鞏固停火真正讓步。而這也解釋了，為何從2023年11月第一次停火至今，以哈雙方雖然持續談判，卻又都在行動上「反覆橫跳」：哈馬斯多次承諾解除武裝，卻也屢屢改口反悔；以色列多次承諾停火撤軍，卻也從來沒有真正撤出加沙。
伊朗與美國：敵對雙方的避戰共識
而這就牽動第二層的美國與伊朗博弈，畢竟對以色列與哈馬斯來說，美伊兩國就是自己的最有力靠山。而也正如以哈這對死敵的彼此「共生」，美國伊朗雖在許多領域針鋒相對，卻也在加沙戰爭上形成罕見共識：不論衝突如何慘烈，雙方都要避免戰事升級成以色列、美國與伊朗的全面戰爭。
首先是伊朗。從德黑蘭利用黎巴嫩內戰、伊拉克戰爭、敘利亞內戰、也門內戰打造「抵抗軸心」起，伊朗的戰略目標就從來不是決戰美國，而是要蠶食美國撤出所遺留的權力真空，同時建立自己的戰略縱深與勢力範圍。
當然，美國永遠是神權政府的威脅，但德黑蘭最直接的地緣對手，始終是同在中東的以色列，還有以沙特為首的海灣阿拉伯國家。這就解釋了，為何伊朗會在過去策動胡塞武裝襲擊沙特，甚至在2023年策應哈馬斯發起「阿克薩洪水行動」：前者是要迫使沙特進行戰略收縮，後者則是在沙特伊朗已經復交的局面下，要阻止以色列進一步滲入海灣。
整體來說，伊朗更希望耕耘自己在中東的「一畝三分地」，而不是仿效俄羅斯，與美國展開勢力範圍的大博弈。但有鑑於以色列與美國的特殊關係，伊朗與以色列的鬥爭一旦超出某個臨界點，就必然牽動美國與伊朗的危險平衡。
因此加沙戰爭爆發後，伊朗雖然第一時間調動「抵抗軸心」支援哈馬斯，卻也不斷上演「唾面自乾」的戰略克制：從2024年4月的以色列轟炸伊朗駐敘利亞使館、7月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遇刺、9月黎巴嫩真主黨領導人納斯魯拉（Hassan Nasrallah）遇刺、10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12月敘利亞變天，再到2025年6月的「12日戰爭」，伊朗即便對以色列攻勢有所回應，也更多是以「戰略止損」為最高目的。
再來是美國。從奧巴馬（Barack Obama）規劃撤出中東、重返亞洲起，美國如何在減少投入同時維繫影響力，就始終是歷任政府的大哉問。
而從現實布局來看，美國的「撤出後格局」維繫，其實主要是仰賴以色列，還有以沙特為首的海灣阿拉伯國家，來為自己確保能源、水道、基地等關鍵資產的安全。只是在「抵抗軸心」持續擴張的背景下，美國撤出必然加劇以色列、沙特面對「伊朗威脅」的不安全感，導致前者的各種「先斬後奏」與後者的對美離心。因此如何為盟友管控「伊朗威脅」，也始終是美國的一大難題。
當然，隨著沙特在2023年與伊朗復交，情勢已與過往不同，但以色列的「伊朗威脅」焦慮還是沒有消除，這就給加沙戰爭下的美國帶來極大挑戰：如何在「阿克薩洪水行動」已經爆發的背景下，既為以色列降低「伊朗威脅」，又避免引爆中東大戰？
從結果來看，美國選擇了逐一削弱「抵抗軸心」：針對加沙，美國持續要求哈馬斯解除武裝、結束統治；針對黎巴嫩，美國雖與法國共同斡旋停火，卻也持續施壓黎巴嫩政府，令其敦促真主黨解除武裝；而針對「後阿薩德（Bashar al-Assad）時代」的敘利亞，美國默許了以色列的入侵駐紮，並通過沙特來遂行自己的間接統治，阻止德黑蘭重拾影響力；至於針對伊朗，以伊「12日戰爭」本身就是美國「開綠燈」的產物，當然倉皇收場也是必走之路。
因此聚焦美伊兩國的加沙棋局，雙方雖然立場敵對，卻也不是毫無共鳴：對支援哈馬斯的伊朗來說，如何在牽制以色列同時保全「抵抗軸心」、在維繫顏面同時避免對美開戰，始終是德黑蘭面向局勢的底線思維；而對擔任以色列靠山的美國來說，如何既「兩肋插刀」又不至於「捨命陪君子」、既維持戰略威懾又不至於重返中東泥淖，也同樣是需要拿捏分寸的危險遊戲。
但這種「避戰默契」不等於圍繞加沙的「真實共識」：伊朗出於保全「抵抗軸心」的考量，當然希望以色列停火撤軍，卻顯然不樂見哈馬斯解除武裝，因為這等於讓自己的多年投入付諸東流；而美國雖不想重開中東戰線，卻一來出於跟以色列的特殊關係，對其安全感「責無旁貸」，二來出於中東布局考量，希望削弱「抵抗軸心」，所以也不樂見哈馬斯繼續統治加沙，因此即便成功斡旋出兩次停火，卻也始終沒有強逼以色列遵守。
歸根結柢，當前美伊兩國都出於自身利益考量，不願接受隱患未除、動搖根基的停火狀態，自然也就不會迫使以哈雙方對核心底線進行讓步，停火也就因此難以鞏固。
阿拉伯與西方：美國隱形的間接統治
而在前述兩層的基礎上觀察第三層：廣泛的阿拉伯與西方國家，就能看到更耐人尋味的現實。
直覺上理解，面對加沙浩劫，西方與阿拉伯理應是冷淡與激憤的兩邊，前者為以色列護航、後者為巴勒斯坦吶喊。當然，這也確實是「阿克薩洪水行動」爆發之初，雙方政府的制式反應，只是從戰爭進入第22個月的當前發展來看，現實遠比想像複雜：「冷淡與激憤」的分野確實存在，卻不糾纏於西方與阿拉伯國家，而是割裂在政府作為與民間輿論上。
換句話說，對於加沙的同情其實跨越國界與族群分野，卻沒有真正過渡到政策場域。而這背後原因，其實來自美國行之有年的「間接統治」。
首先是歐洲、澳洲等西方國家。從冷戰開始，這些國家就是美國影響力輻射的勢力範圍，即便近年因為美國國力衰弱、特朗普代表的「美國優先」崛起，各國不如過去「唯美是從」、也在外交上更有自主性，但至今為止，西方還是沒有旗幟鮮明的「反美政府」；就算近年歐洲出現所謂「極右崛起」，這些政治明星也大多在追逐權力核心、獲取政權的過程中，削掉稜角、靠向主流，並在執政後的對美方針上蕭規曹隨，例如意大利的梅洛尼（Giorgia Meloni）政府。
而這背後原因，除了西方各國的意識形態本就與美國相對接近，也與美歐安全利益的高度綁定有關：即便特朗普要求各國提高軍費支出，引發不少外交口角，歐洲也終究還是在「搭美國的安全便車」。換句話說，與冷戰時期相比，美國對於西方各國的影響力確實下降，但也正因冷戰時代的漫長積累，雙方當前互動還是依循曾經的主從模式，美國影響力也遠不到蕩然無存的程度。
這就解釋了西方面對加沙浩劫的真實取態。「阿克薩洪水行動」爆發之初，歐洲、澳洲等國無一例外，全都跟隨美國支持以色列。當然，這背後也有「反猶主義」是禁忌、以色列大力遊說等因素，但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都是美國強勢調控下的必然發展。雖說目前戰事加劇，美國之外的西方國家多有微詞、甚至表態要承認巴勒斯坦，卻也始終沒有逾越美國的對以方針：各國可以口頭譴責以色列屠戮加沙、軍事掃蕩西岸，甚至進行小規模的軍火禁運，卻永遠不可能對以色列發起對俄等級的大規模制裁，更不要提派兵介入。
再來是姿態更微妙的阿拉伯國家。綜觀中東，除了伊朗反美色彩明顯、土耳其主打機會主義外，基本上多數阿拉伯政權，都是一定程度上的「親美政權」、或者至少是「不反美政權」，也就是雖在中美俄間操作戰略對沖，卻不會真的走上反美路線，以沙特為首的海灣阿拉伯國家就是鮮明案例。
當然，從意識形態光譜、政治制度來看，阿拉伯國家與美國差異頗大，與華盛頓的協調程度也遠不如歐洲。但以沙特為例，該國除了當前皇室外，還曾孕育攪動風雲的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對華盛頓來說，當前皇室即便「不完美」，卻已是比後者更好的合作夥伴。
而雖說沙特等海灣國家明顯擺盪在中美間、希望極大化國家利益，但美國與當地也不是毫無重要聯繫，例如大小不等的軍事基地、始終沒有廢除的石油美元制、金額驚人的軍火貿易，以及近年興起的半導體投資。正如針對埃及、約旦等國，美國援助也同樣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
因此在這種背景下應對以巴衝突，阿拉伯國家或許會嚴厲譴責以色列，卻不會真正挑戰美國支持以色列的現實結構：衝突發生至今，沒有任何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斷交，更不要提出兵干預；各國在附和美國停火斡旋、談及加沙未來規劃時，也都表態要求哈馬斯解除武裝；埃及甚至進行了輿論維穩，要求作為伊斯蘭世界燈塔的艾資哈爾清真寺（Al-Azhar Mosque）撤除對於加沙飢荒的公開譴責。
而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這種美國影響阿拉伯國家對以政策的結構，其實早在「阿克薩洪水行動」前就已成形，包括經歷中東戰爭挫敗後，各國都在行動上實質拋棄巴勒斯坦，接著是埃及、約旦與以色列的先後建交，再到特朗普大力促成「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以及之後拜登（Joe Biden）曾大力推動的沙特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當然，這背後也不能排除阿拉伯國家對伊朗「抵抗軸心」的提防，例如沙伊兩國雖已復交，但從沙特積極配合美國干涉敘利亞來看，利雅德其實也樂見「抵抗軸心」衰弱。
因此聚焦加沙停火議題，對美國之外的西方各國來說，資助戰爭與維持道德門面，實在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正如作為「巴勒斯坦同胞」的阿拉伯國家，也終究難在國家利益與民族道義上兩全。這就導致雙方即便都對浩劫本身「口惠實不至」，卻也都希望加沙盡快停火，好為自己免除輿論質疑與道德拷問。
只是歸根結柢，不論是西方當今的彆扭姿態、又或是阿拉伯國家的集體迴避，其實都是美國「間接統治」的直接結果。而在以色列與哈馬斯持續僵持，伊朗希望保全自身、美國又不願徹底約束以色列的背景下，西方的承認巴勒斯坦國，其實也就等同阿拉伯國家的不承認以色列，都是政治正確的形式過場，無改戰事僵持、衝突反覆的底層結構；正如沒有大國推動的「兩國方案」，其實也就形同廢墟上的光鮮招牌，只能擺拍不能營業，能供顏面掃地的各方擦脂抹粉，卻保障不了巴勒斯坦人的最基本生存權。
無奈的是，在這六方的當前立場出現突破性變化前，不論各方口頭如何表態，籠罩加沙的都只會是屍山血海的無邊虛妄：種族滅絕持續發生，建國前景則一片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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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