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說謊，只是沒說清楚真相。」這個我們都聽過的詭辯，在1938年十月三十一日的全美各大報上成了現實。奧森威爾斯的確以廣播劇《世界大戰》引起不小的風波，但在記者的筆下，這場騷動宛如世界末日般的恐怖。
美聯社率先報導了此事，由於它的發訊聯絡處眾多，在後知後覺的民眾心裡，自然留下「動亂席捲各地」的錯誤印象。此外，許多跟風的報社在未經查證下，囫圇吞棗地刊載各種臆測與謠言，讓星星之火，險些釀成燎原之災。
在這些報導裡，廣播公司被描寫成缺乏社會責任感，且唯利是圖的業者。報紙不但指責它們「為經濟大蕭條後的美國社會增添無謂恐慌」，也暗示各州政府已準備採取查禁行動。
這個指控並不公平，CBS為了將危險性減到最低，早已於節目開場、兩次廣告時間與節目尾聲留下警語，提醒聽眾內容純屬虛構。CBS不但要求演員於現場廣播結束後，接聽民眾來電闢謠，它更與警方合作，冷靜地應對任何可能的混亂。事實上，就連原作者H.G.威爾斯也對報紙的興風作浪嗤之以鼻，甚至在與奧森威爾斯的對談中稱它為「假裝看到鬼」。
奇怪的是，在事件過後一兩天，《世界大戰》的後續報導突然消失無蹤，除了坐收漁翁之利的奧森威爾斯仍出盡鋒頭(有一派陰謀論即認為，這是威爾斯與報媒一搭一唱的好戲)，各大報對此事的關注瞬間冷卻，彷彿前日的一切只是幻象。
報社的冷處理態度，顯示他們一開始就不打算窮追猛打。再者，由於當晚的事件多以誤傳居多，自知理虧的報社早就鳴金收兵。但他們的目的已大功告成，因為這個事件成為報業攻擊廣播界的好題材，讓兩者長久以來的競爭與恩怨，正式浮上檯面。
《《世界大戰》恐慌的迷思》一文認為，193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徹底改變了報紙與廣播的版圖。廣播有著傳播快速、及時性，與節省油墨印刷成本等優點，因此在大蕭條時期取代報紙成為傳播界寵兒。面對後起之秀的崛起，報業的反擊方式，便是利用類似事件為藉口，對廣播界無所不用其及的抹黑，而意外地炮製出這個現代神話。
另外，西班牙語版的《世界大戰》廣播劇的確在1949年的厄瓜多引發嚴重的暴動，造成七人死亡、報社與廣播公司遭到焚毀的慘劇。不少好事者將兩個事件混為一談，因而增加這則故事的傳播速度及可信度。
不過，即使媒體有誇大不實與公器私用之嫌，當晚的零星混亂的確是不爭的事實。就算聽眾對原著不熟悉(1953年才有首部改編電影)，為何會對如此離譜的故事信以為真？假使將威爾斯的廣播劇比作火苗，報紙比作增強火勢的強風，那麼引燃火苗的火種，恐怕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害怕被捲入國際戰事的焦慮及恐懼。
H.G.威爾斯在寫作《世界大戰》時，也嘗試將類似的恐懼放進小說，讓身為歐陸強權的英國，遭到科技高人一等的異生物入侵 ，藉此反諷英國的優越感。奧森威爾斯的另類改編，除了製造噱頭外，也的確重現了原作的初衷，讓戰爭陰影下的聽眾設身處地的參與另一場沒有勝算的戰役。他更以無聲的絕望結尾，取代火星人遭到大自然「天譴」的樂觀結局，使他的《世界大戰》傳達出強烈的反戰訴求。
多年後，奧森威爾斯的理念找到了繼承者，那就是史蒂芬史匹柏於2005年推出的電影版《世界大戰》。史匹柏大可模仿其他的改編版本，先還原小說的十九世紀背景，然後做一些不痛不癢的更動，但他反而將時空設定在九一一恐攻後的美國社會，並放棄原著格局龐大的視角，改從一位單親爸爸攜子逃難的過程，見證美國榮光的傾圮與毀滅。而外星入侵電影一貫的愛國主義及英雄神話，也彷彿在三腳攻擊機的凌厲攻勢下灰飛煙滅。
湯姆克魯斯飾演的主角雷，在浩劫來臨時貪生怕死、罔顧人命，甚至不惜動手殺人也要保護女兒的描寫，讓《世界大戰》與同年上映的《慕尼黑》並列史匹柏生涯中最黑暗的作品。雖然史匹柏在結局懸崖勒馬，回歸原作劇情的安排，引發不少「老派」或「虎頭蛇尾」的批評，但觀眾在九成時間裡感受到的絕望震撼，絲毫不亞於奧森威爾斯當年掀起的風暴。
如果將威爾斯的《世界大戰》當成二戰的前奏曲，那麼史匹柏的《世界大戰》或許可視為對二戰的辛酸回顧。片中人類被屠殺後落下的粉塵、在河上漂流的成堆屍體、人類躲在牆縫中躲避追捕的慘狀，以及呼嘯而過的著火列車，都令人聯想到歐洲戰場的慘烈景象，或從集中營火葬場的煙囪飄出的猶太人灰燼。無論是無意或有心，這可說是兩位名導間最深切的交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