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透過「勞動女性紀念公園」（舊稱二十五淑女墓）此紀念地景，切入都市空間政治的討論，包含「誰的記憶」、「為何記憶」、「如何記憶」等。第二章主要回溯二十五位罹難女工的「重要角色」，反映這群住在中洲一帶的勞動女性，面對什麼樣的時代結構，又怎麼在結構中做出選擇？
勞動女性紀念公園（2025年農曆七月間攝）
章節開始，作者分享一段會議所聞的故事，男性教授們深受《孤女的願望》感動，更有教授感念妹妹的付出：「每次聽到這首歌，就想起我的妹妹情不自禁的目眶紅……」（p57.）。
這個故事與書本主軸有三點連結：1.女工的故事在每個人腦海中都能擁有一段記憶，共同記憶意味「爭論（政治過程）」的可能。2.女工的故事，不只是經濟轉型改善家庭環境，也使社會（家庭）轉型，家庭關係有了新的秩序。3.工業主義下誕生了「工業的情感結構」重新塑造個人與集體認同。
第三點自己懞懞懂懂，作者說明這是「一種難以捉摸的無形意識形態，讓人注意到工人生活『可見可觸的此時、此地、此刻、活躍生動的當下性』。」為社會帶來一個認可生活、謀生，以及家人、社區建立連結的情感方式（p59.）。
自己嘗試理解為，談及台灣社會的「勞動女性」幾代中存在共通感受，像4～6乃至7年級生，當提及工業、加工區這些關鍵字，共同情懷、感念某個時代的美好，便會被帶出來。比方父親常常提及我阿嬤的偉大，經歷過短暫加工區生活，後又轉向家庭代工承擔家庭經濟，那個時代的女性吃苦耐勞等等。
其中第二點家庭的改變，即牽涉性別關係，像是作者故事中所見「男性」教授們敘說著「女性」親屬的犧牲奉獻。如作者所敘「權力關係網緊緊交織在生產與再生產工作運行的社會構造之中」（p59.），也確立「女性勞工」作為民族誌焦點與主體的意義。
- 高中六號事件的背景（段落：性別、全球工業化與台灣）
後面分別自全球與旗津的地方脈絡，進一步談到高雄的出口擴張工業發展，對於旗津女性的影響。台灣在全球工業化下的情境中，大幅解放女性成為廉價勞動後備軍（日本時代固然已有職業女性，但數量比例上仍有限）。台灣的企業也在情境中，發展出基於性別意識形態的勞工管理模式——家族企業小工廠的「家長式控制」。這樣的管理下，與家庭角色連結的「性別認同」優先於「勞工認同」被建構，勞工自認成為「工人」只是年輕時代的短暫階段，學者過去稱之為「兼職無產者」（p63.），勞工權運動推展緩慢也跟這個結構有關。不過作者有趣的研究發現是，女性勞工仍保有「能動/自主性」，會將合理化女性從屬地位的家庭意識形態，拿來作為顛覆自身權力位階的策略(p64.)。
但性別優先於勞工的狀態，也一路影響到勞動女性紀念公園命名的政治議程中，一般民眾有感的是女工個人的性別與家庭身份，而非勞工身份。
- 高雄與旗津的地方脈絡
旗津臨近產業設施（翻攝自本書p28.）
戰後的高雄港，在美援、國家建設的擘畫下，國營企業（中油、中鋼、中船）、第二港口開發，以及加工出口區一個個出現。旗津在時代過程中逐漸失去發展地位，產業發展還是著重在內海這側的（國營、國軍）造船。地方原本仰賴的漁獲捕撈、養殖都是發展計畫下的犧牲品，環境以及產業體質都遭到破壞——港口開發壓縮漁業、允許傾倒工業廢棄物、污水等廢料。
大約1970年代後，奠定多數旗津人的勞動足跡，就是離開被切斷的孤島，回到海上擔任漁民、漁工、船員，或是到對岸的加工出口區尋找工作機會。
- 地方女性？（段落：邊緣的現代性）
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旗津的地方發展交會後，對於旗津當地產生極大的影響。旗津作為發展計劃的邊緣地區，1966年加工出口區成立，製造業、工業提供大量工作機會，給予旗津居民新的生活追尋選擇，也在觀念上給予居民相當大的衝擊——尤其給了女性一條新的出路。
加工出口區作為現代性的縮影（p74.），作者從「經濟」、「個人發展」、「日常生活」三方面說明了對於地方女性的影響：1.經濟面：更多的經濟剩餘（實質收入）流入女性手中，遠高於在家中幫忙。2.個人發展面：有機會走出家庭乃至旗津，看見更大的世界（現代工廠、各式員工福利與服務、工作認同）。3.日常生活面：給予自己在家庭中，更多的話語權、自由度。
- 家、家、家（段落：一切都是為了家）
女性獲得了前往加工出口區的工作機會，敘事上常會急著視其為個人解放，但報導者卻也談到一個重要影響因素——「為了這個家！」「把個人的職涯選擇描述成是自己的決定——或是自己無能置喙、別人為他們做的決定——未必不對，但肯定不夠完整。（p79.）」
個人跟家庭間難以分割，前往加工出口區不是自己的事情而已，也承載著與全家人的期待與願景（p81.）。這也反映在作者從罹難者家屬口中收集的故事，都描述女兒、姊姊乖巧體貼，為家庭付出、任勞任怨（p83.）。
- 人生未圓滿點出的問題
「家庭固然重要，但家庭內的社會關係也的確不平等。」（p84.）
「一方面年輕女性渺小，在父系親屬制度中次於男性，直到結婚那天都是台灣工業勞動市場的臨時工。但大眾默認的暫時身份卻讓他們成為雇主偏好的勞動力，也成為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p84.）
即便現實是，在父系家族中女性的角色就是家族的「暫時」成員，當女性邁向「結婚」的交叉口後，權利義務也得隨之改變。但作者設計章節標題時，希望肯定這些年輕女性「即便被父系家庭、國家這些視他們渺小不足道的對象占便宜，卻是時代不可或缺的角色」。
作者點出婚嫁與否對於女性的關鍵影響，緊接又提問：「如果年輕女性沒有結婚或沒有機會結婚就離世呢？」聚落的眾多家庭，如何面對社會與情感面的失落呢？社群如何自我修復，讓地方社會恢復運作呢？就要從第三章，回看當年政府如何與罹難者家屬共同面對高中六號事件的社會療傷了。
事件的發生也揭開地方社會、民俗對女性的另一層壓迫，某方面與女權團體以「鬧鬼」為態勢，促使大眾正視女性在生活與身後世界的性別秩序，這部分在第三章、第四章中被更仔細地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