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可能自廢武功的經濟實驗
《經濟學人》最新封面故事以「台灣病」（Taiwanese Disease）或「福爾摩沙流感」（Formosan Flu）形容台灣央行長期壓低台幣匯率的政策。文章引用大麥克指數指稱台幣對美元被低估了55%，是全球最被低估的貨幣，並認為這造成了勞工購買力受損、房價飆漲、金融風險累積等問題，建議台灣應該學習新加坡和中國，規劃匯率長期升值的路徑。
這個診斷看似合理，實則忽略了台灣經濟結構的脆弱性與產業競爭力的特殊性。為了讓讀者更具體理解匯率大幅升值可能帶來的衝擊，本文進行一個思想實驗：假設台幣升值30%，台灣經濟會發生什麼事？
答案是：這不是治療「台灣病」的良方，而可能是一場經濟災難的開端。更嚴重的是，在打擊台灣最具競爭力的半導體等核心產業後，新的支柱產業並不會自動形成，最終結果可能是產業空洞化、經濟長期停滯，真正演變成長期經濟停滯。
「台灣病」的倒果為因謬誤
《經濟學人》創造了「台灣病」或「福爾摩沙流感」這個名詞，將其定義為「當一個國家的央行為了保護出口競爭力、人為壓低匯率，而種下了令人憂慮的經濟後遺症」。但這個診斷從根本上就搞錯了因果關係。
真正的問題不是央行「人為壓低匯率」，而是台灣經濟結構高度依賴技術密集型製造業出口。這個結構不是央行政策造成的，而是台灣數十年產業發展的結果。央行的匯率政策只是在既有的經濟結構下，試圖維持產業競爭力和經濟穩定。
更荒謬的是將台灣的情況與荷蘭病類比。荷蘭病的核心問題是：天然資源出口導致貨幣升值，削弱了其他製造業的競爭力，造成經濟結構失衡。這是一種「資源詛咒」，因為過度依賴不需技術投入的天然資源，忽視了需要人力和技術的製造業。
但台灣完全相反。台灣沒有任何天然資源優勢，半導體、精密機械、資通訊等產業的成功，依賴的是數十年的技術研發投入、龐大的資本設備投資、完整的產業鏈建構以及人才培育體系
這些都是台灣最寶貴的資產，是用人力和智慧建立起來的競爭優勢。台積電能在全球半導體產業獨占鰲頭，不是靠運氣或地理條件，而是靠台積電張忠謀等人的遠見、工程師的努力、政府的支持、數千億美元的投資。這種競爭力應該被珍惜和保護，而不是被視為需要「矯正」的問題。
《經濟學人》的邏輯等於是說：「台灣半導體產業太成功了，導致出口太強，所以應該讓台幣升值來削弱這個產業」。
真正存在的是台灣經濟結構的特殊性：小型開放經濟體，高度依賴技術密集型製造業出口。在這樣的結構下，匯率穩定至關重要。《經濟學人》建議台灣讓台幣升值，等於是要求台灣自廢武功。主動削弱自己最具競爭力的產業，寄望於並不存在的「新產業」會自動出現成為新的支柱。
思想實驗：台幣升值30%的災難性後果
讓我們進行一個更務實的思想實驗：假設台幣升值30%，台灣經濟會發生什麼事？這個升值幅度雖然低於《經濟學人》大麥克指數所顯示的55%低估幅度，但已足以對經濟造成毀滅性衝擊。答案遠比該文所描繪的樂觀情境要嚴峻得多。
首先要理解的是，台灣不是日本，也不是德國。台灣是一個人口僅2300萬、GDP約8000億美元的經濟體，出口占GDP比重超過60%，其中半導體產業就占了35%以上。這種高度依賴單一產業出口的結構，使得台灣對匯率衝擊的承受能力極為脆弱。
台幣升值30%，等同於對台灣最具競爭力的產業課徵30%的「競爭力稅」。這不是促進產業升級，而是直接削弱國家經濟實力的自殺式政策。
半導體產業的毀滅性打擊
台積電是台灣經濟的命脈，也是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關鍵樞紐。2024年台積電營收約2.9兆新台幣，毛利率約56%，台積電自己曾明確指出：台幣每升值1%，毛利率就會下降0.4個百分點。
若台幣升值30%，台積電毛利率將下降12個百分點（30×0.4），從目前的56%大減至44%左右。這是獲利能力的根本性削弱。要知道，台積電的高毛利率是建立在技術領先、製程複雜、良率控制等多重優勢上的，12個百分點的下降，相當於抹煞了多年技術投資帶來的競爭優勢。
台積電超過80%的營收來自海外，以美元計價。若台幣升值30%，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光是匯兌損失就可能達到3000億新台幣以上，相當於整年度稅後淨利3成。這還只是直接的匯兌損失，尚未計入競爭力下降帶來的訂單流失。
更嚴重的問題是價格競爭力。半導體製造是資本密集產業，設備折舊、廠房攤提、人力成本、水電費用都以新台幣計價。台幣升值30%意味著，要維持相同的新台幣獲利，晶圓價格必須上漲超過30%。
這時，三星和英特爾將成為最大受益者。在韓圓和美元相對穩定的情況下，他們的成本結構不變，但台積電的成本以美元計算卻暴增30%。過去十年台積電能壓制三星，技術領先是一部分原因，但成本競爭力同樣關鍵。一旦成本優勢消失，即使技術領先一個世代，客戶也可能為了成本考量選擇次先進製程。
台積電每年資本支出超過1兆新台幣，主要用於採購設備和建廠。台幣大幅升值後，在台灣投資的相對成本激增，赴美國、日本、歐洲設廠將變得更有吸引力。這不是單純的產能外移，而是技術和製造能力的根本性流失。一旦連先進製程也大規模外移，台灣在半導體產業的領導地位將被全面削弱。至今台灣仍能保持的，就是在技術與規模還有成熟完整產業鏈的支援，即便在美國建廠規模也遠不及台灣。
半導體產業占台灣GDP約15-20%，占出口比重超過35%，直接或間接雇用數十萬人。這個產業的衰退，將對整體經濟造成無法承受的打擊。《經濟學人》認為「有些倚賴出口補貼勉強生存的傳統外銷廠商，勢必縮編甚至出場」，但半導體產業絕非「倚賴出口補貼勉強生存」的邊際產業，而是台灣最具全球競爭力的核心產業。打擊它，就是打擊台灣經濟的心臟。
製造業的全面崩潰
前面講的還是國際競爭力最強的台積電和半導體產業。除了半導體，台幣升值30%對其他製造業的衝擊同樣致命。台灣約有15萬家製造業廠商，雇用超過300萬人，占總就業人口的36%。這些企業中，絕大多數是中小企業，毛利率在10-20%之間，根本無法承受30%的匯率衝擊。
以傳統產業為例，工具機、自行車、紡織、塑化、鋼鐵等產業都面臨嚴峻的國際競爭。這些產業的利潤率本就偏低，台幣升值30%將直接威脅生存。《經濟學人》或許認為這些是「過時的模式」應該淘汰，但問題是：這些產業雇用了數十萬勞工，他們的生計怎麼辦？
即使是相對高附加價值的電子零組件、資通訊產品、精密機械等產業，也會受到嚴重衝擊。這些產業的全球市場競爭激烈，韓國、中國、日本都是強勁對手。台幣升值等於給競爭對手巨大的成本優勢，市占率的流失將不可避免。
日本的經驗清楚顯示，一旦製造業大規模外移，技術、人才、供應鏈都會跟著流失。1990年代日本家電、消費電子產業大量外移後，到2000年代就被韓國、中國全面超越，再也回不來了。索尼、夏普、東芝等曾經的全球霸主，如今只剩下品牌價值。台灣的產業規模更小、市場影響力更弱，一旦外移，復原的機會更渺茫。
更關鍵的是供應鏈完整性問題。台灣製造業的競爭力來自完整的產業聚落和快速反應能力。半導體產業依賴數百家設備、材料、零組件供應商；電子產業依賴緊密的上下游協作。一旦大量企業因匯率壓力而倒閉或外移，整個生態系統就會崩解。屆時，即使台積電等龍頭企業想留在台灣，也會因為缺乏完整供應鏈支援而被迫外移。
新支柱產業的幻想：服務業無法填補空缺
《經濟學人》暗示，台幣升值後，服務業將擴張，這是典型的經濟學理論與現實脫節的案例。
台灣人口僅2300萬，即使台幣升值30%提升購買力，內需市場規模仍然極為有限。對比日本人口1.25億、市場規模是台灣的5倍以上，都無法單靠內需支撐經濟成長，何況台灣？
更重要的是，台灣服務業普遍缺乏國際競爭力。金融業受限於兩岸關係、國際地位、法規限制，很難有突破性發展。所謂「亞太金融中心」的願景，新加坡、香港、東京早已占據這些位置，他們的優勢建立在數十年的制度建設、國際網絡、法律環境、英語能力上，不是台幣升值就能追上的。
零售、餐飲、娛樂等內需服務業，台幣升值反而可能受到更大衝擊。升值使進口服務變便宜，國際連鎖品牌將大舉進入台灣市場。本土業者在品牌、規模、管理上都處於劣勢，可能遭受嚴重打擊。
最關鍵的問題是：即使服務業能擴張，它能提供多少工作機會？服務業能創造製造業同等數量、同等薪資水準的工作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零售、餐飲、照護等服務業職缺薪資普遍較低，無法吸收製造業釋出的勞動力。金融、醫療等高薪服務業職缺數量有限，且需要不同技能。
結果將是：製造業大規模倒閉或外移，釋出幾十萬失業人口；服務業雖然擴張，但提供的多是低薪、不穩定的工作。高技能勞工找不到合適職缺，被迫接受降薪或轉行或是外移；整體失業率攀升，所得下降，消費緊縮，形成惡性循環。這不是產業升級，而是經濟結構的惡化。
日本失落三十年的殷鑑不遠
《經濟學人》建議台灣學習中國，規劃匯率長期升值的路徑。但這個建議忽略了關鍵差異：中國有14億人口的龐大內需市場，有完整的工業體系，有多元化的產業結構。即使人民幣升值，中國仍有足夠的經濟縱深來吸收衝擊。台灣完全不具備這些條件。
更貼切的參照案例是日本。1985年廣場協議後，日圓在兩年內從240日圓兌1美元升值至120日圓，升值幅度高達50%。短期內，日本確實出現榮景：資產價格飆漲，股市衝上38915點，東京地價一度可以買下整個美國。但這只是貨幣幻覺和資產泡沫。
1990年泡沫破裂後，日本陷入失落的三十年。製造業大規模外移，產業空洞化嚴重。新的支柱產業並未如經濟學家預期的那樣出現。服務業雖然擴張，但多是低附加價值、低薪資的工作。經濟長期停滯，年輕人找不到好工作，形成「就業冰河期」世代，至今仍是嚴重的社會問題。
日本至少還有1.25億人口、多元化的產業結構、全球知名的品牌。豐田、索尼、任天堂、優衣庫等企業在全球市場仍有競爭力。即使如此，日本都無法擺脫長期停滯。台灣的條件遠不如日本，一旦遭遇類似衝擊，後果可能更嚴重。
台灣缺乏多元化的產業支柱。日本有汽車、電子、精密機械、化工、娛樂等多個全球領先的產業。台灣的核心競爭力高度集中在半導體，其他產業在全球的影響力有限。一旦半導體產業受重創，整體經濟很難靠其他產業支撐。這種產業結構的脆弱性，使得台幣大幅升值的風險遠高於日本當年面臨的情況。
就業與社會的撕裂
台幣升值30%造成的不只是經濟數字的變化，更是社會結構的深刻撕裂。製造業雇用的300萬勞工，多為中高齡、技能專一的藍領工人。一旦工廠倒閉或外移，這些人很難快速轉職到服務業。
40-50歲的工具機技師、產線領班、品管工程師，要他們去做零售店員、外送員、照護員，不只是薪資大幅下降的問題，更是尊嚴和身份認同的喪失。這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長期失業、家庭破裂、心理疾病、甚至自殺率上升。日本1990年代的經驗清楚顯示，經濟長期停滯會帶來深刻的社會創傷。
年輕世代也會受衝擊。台灣每年培養大量工程師、技術人員，製造業是他們的主要就業管道。產業外移意味著這些工作機會大量流失。雖然可能增加一些金融、醫療等服務業職缺，但這些領域能吸納的人數有限，且需要不同的教育背景。
結果將是大學畢業生找不到與所學相符的工作，被迫接受低薪的服務業職缺，或者乾脆離開台灣。人才外流會進一步削弱台灣的競爭力，形成惡性循環。這不是「產業轉型」，而是「人才流失」和「國力衰退」。
所得分配也可能惡化而非改善。《經濟學人》認為台幣升值會提升勞工購買力，但前提是勞工不會失業、不會被迫降薪。實際情況可能是：少數能保住工作的高技能勞工確實受益，但大量中低技能勞工失業或被迫接受低薪工作，貧富差距反而擴大。
資產持有者可能獲益，因為台幣升值會吸引國際資金流入，推高股市和房地產。但這只會讓本就擁有資產的富人更富，沒有資產的年輕人和中低收入階層更買不起房。這不是解決所得分配問題，而是加劇社會不平等。
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
《經濟學人》指出台灣壽險業持有大量美元資產，台幣若升值會造成損失。但若真如該文建議讓台幣升值30%，造成的不只是壽險業的損失，而是整個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
台灣壽險業資產規模超過30兆新台幣，其中約40-50%投資於海外，主要是美國公債和美元計價債券。台幣升值30%，這些資產以新台幣計算將損失約4-5兆新台幣。這不是帳面損失而已，而是實際的資本減損，會嚴重影響保險業的償付能力。
更嚴重的是，保險業的負債（保單）是以新台幣計價的長期承諾。若因匯率損失導致資本不足，保險公司可能無法履行給付義務，引發保戶恐慌，造成擠兌。這在金融危機中屢見不鮮，一旦發生，政府必須動用大量公帑紓困，否則將引發系統性金融危機。
《經濟學人》輕描淡寫地說「這些風險皆可透過管控來化解」，但實際上，如此大規模的金融風險是很難管控的。2008年金融海嘯、2011年歐債危機、2020年疫情引發的金融動盪，都顯示金融風險一旦爆發，後果往往超乎預期。要求台灣冒大的風險，只為了追求理論上的「更健全的體制」，是不負責任的建議。
總體國力的不可逆衰退
最根本的問題是：台幣大幅升值會導致台灣總體國力的不可逆衰退。
半導體產業是台灣在全球最具戰略價值的資產。台積電的先進製程能力，使得台灣在美中科技競爭中占據關鍵位置。這不只是經濟價值，更是地緣政治籌碼。一旦這個產業因匯率衝擊而衰退，台灣的戰略價值將大幅下降。
製造業的衰退會導致技術能力的流失。台灣工程師的技術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創新能力，都是在製造現場累積的。一旦工廠大量外移，這些能力也會隨之流失。下一代工程師將失去實作經驗的培養環境，技術斷層將不可避免。這在美國、日本的半導體產業都出現過，而他們想要把這個能力重新找回來，台灣反而要把他們消滅？
產業生態系統一旦崩解，重建極為困難。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優勢，不只是台積電一家公司，而是包含IC設計、晶圓製造、封裝測試、設備材料的完整產業鏈。這個生態系統花了三十年才建立起來，一旦因匯率大幅衝擊而瓦解，可能三十年也建不回來。
人才外流會加速國力衰退。當台灣的產業競爭力下降、工作機會減少、薪資水準下滑，優秀人才自然會選擇離開。如果台幣大幅升值導致產業崩潰，人才外流的規模將更大。
財政收入也會受嚴重影響。台積電等大型企業是台灣稅收的重要來源。這些企業若因匯率壓力而獲利大幅下降、或將生產基地外移，政府稅收將顯著減少。同時，失業增加、企業倒閉，需要更多社會福利支出和紓困補助。財政收支惡化，政府債務攀升，進一步限制經濟政策的空間。
最終結果可能是：台灣從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領導者，淪為邊緣化的小型經濟體；從人均GDP接近3萬美元的已開發經濟體，倒退回中等收入國家；從亞洲四小龍之一，變成經濟長期停滯的「失落的島嶼」。這是根據歷史經驗和經濟邏輯推演的合理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