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歷史上大規模對極權主義獻媚或捐輸，或簡稱「舔」，也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乃是當時德國納粹跟義大利法西斯崛起的現象。
Daniel Guerin是法國有名的左翼份子，從1930年代到1980年代活躍於法國文壇。他今天還普遍會被提及的原因，多半是因為他是位雙性戀，並且在當時仍舊壓迫同志的法國社會當中，利用左派理論去攻擊當時的法律跟風氣。更重要的是，他也曾直指了傳統共產主義團體對於性別的壓迫，他在1965年出櫃後，便被逐出了法國左翼團隊，文章也遭到法國左翼期刊封殺。被封殺後，他投身法國同志運動的大將，同昔日右翼敵人與左翼盟友開戰，今天被稱為「法國同志運動的祖父」。
如此不茍同於世道的人，Daniel Guerin的成名作也是有名的打臉作品，便是Fascism and Big Business，這本書出版於1930年代。一反當時對於歐洲極權主義的各種解釋：大眾社會的興起、戰爭、人的原子化、現代媒體等等，Guerin說：「對，你們都對，但你們的理論沒辦法解釋財團愛舔極權主義政府這件事」。
Guerin認為極權主義（像法西斯主義）名義上反對資本主義，但實際上卻高度依賴與財團、學者、政客的合作，公開於檯面的便是這些「舔x」之類的事情了。因為英文版是戰後才出版，Guerin還特別寫道，美國人因為在二戰時把「德、義、日」列為邪惡軸心國，灌輸了「法西斯＝壞蛋」的形像。
但事實上在二戰之前，Guerin說道，當時英美的企業界跟學術界卻是最喜歡跟納粹交流的，甚至公開稱讚納粹。比方說，當時Henry Ford（福特汽車創辦人），便常常公開稱讚說希特勒其人「有辦事能力、苦民所苦、搞經濟發展有一套」，不忘加上「美國應該多學學」這類的話。
這方面的後續研究其實很多，我們知道當時許多企業、美國大學、科學界，都跟納粹有交流。像Stephen Norwood教授研究哈佛大學的作品便提到，哈佛大學跟其他一流的美國大學，在1930年代是如何護航納粹在美國。
這本書以今日的觀點來看，缺點很多。Daniel Guerin主打的階級分析，以今天來看是有點老舊，主要是一種托派式的分析，分析本身的水準不如托洛斯基本人寫的FASCISM：What It Is and How To Fight It。另外的缺點還包括了，這本書未提及秘密警察、極權主義如何控制軍隊、納粹集中營等反猶手段，許多面向都未能包含。
然後這本書的核心貢獻，在今天讀來依然很有滋味。本書其實有兩個核心命題：第一個命題是問：誰是韭菜，都是誰在舔？第二個命題則是「舔x者遲早會被被x當韭菜割」。
針對「誰在舔」，Guerin認為在德國，主要是重工業，而非輕工業，原因跟產業的性質有關。一戰後的屈辱條約，讓德國素來強大的重工業失去了龐大的市場，如果納粹能夠透過開戰來廢除條約的話，這些重工業的廠商可以輕易的收復他們的市場份額。另一方面，相較於輕工業是需要較為和諧的勞工政策，重工業的龐大資本使得他們更害怕工會罷工，所以希望納粹政府的勞工政策可以消滅工會。
以今天來講，重-輕工業的區分可能沒什麼一般性，但Guerin操作的幾個變項，還是有解釋力：一是市場份額，二是政府如何介入生產要素（勞力、土地等）。以今天與中國合作最深的軟體業來說，其需要政府協助阻擋Google等外國廠商進入市場，也仰賴政府協助推行被馬雲稱作「巨大的福利」的996工時制度，這些龐大的勞力需求跟市佔率的保護，讓軟體業成為了跟政府合作極為密切的產業。
然而，Guerin卻認為，這些與極權主義的合作者，對於極權主義的政府來說，不過是待宰的肥羊，Guerin寫道：「這種經濟體的特徵便是國家功能的不斷擴張( The distinguished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economy is the continuous extension of the function of the state)(p.320)」，比方說，墨索里尼認為國家對經濟的掌控要做到「如果國家（aka我）睡著二十四小時，整個社會便將崩壞。」
於是乎，當這些財團不得不依賴極權國家所分配的市場、他所分配的勞工跟土地時，就像吸食高純度毒品般不可自拔。到了這個節骨眼，Guerin認為，此時，極權國家便會反過來割韭菜。
在書中提到，當希特勒提出「四年經濟計劃」時，德國重工業家的表情逐漸「毋通」（母湯），因為先前他們都是在「免稅特許名單」上面，但當元首/主席突然拍了拍他們的肩膀跟他們說：「現在是為了國家奉獻的時刻了」，接著，在四年經濟計劃裡，重工業被征收了超額重稅，進口的原料改由納粹政府統一分配，企業家也不再能支配他們生產出來的鋼鐵，因為一旦他們的工廠生產了新的鋼鐵，將會立刻被國家征用成為坦克與砲彈的材料。這些大資本家在報紙上投書，向希特勒抱怨，當時有些勇者像馬雲那般公開批判。
不久後，「四年經濟計劃」的負責人，「蓋世太保」的頭子戈林（Hermann Wilhelm Göring）便找了300名工業家出席了工商座談會，與會內容今日不知細節，只曉得工商人士散會後，個個都面有難色。會議後，戈林公開發表文章，向大家宣布寫道：「做生意的人，應該要知道自己為什麼而活，不是為了會計帳上的損益，而是為了完成國家給予各位的偉大任務」。
事已至今，人身為韭菜，先舔而後被割，德意志的資本家想全身而退，為時已晚。
儘管這本書階級分析的框架過於老舊，但誠如Guerin所說的，他不希望讀者囿於他分析德、義的脈絡，甚至是可以超越他分析的方法，他主要想做的，是提出新的「定律」，並希望大家去思考：誰在舔極權政府？極權政府如何融資？大企業為何淪為極權主義政權的喉舌？不同產業或不同特徵的公司，如何跟極權政體互動？這些議題，在政治經濟學上的研究，仍然有很多發展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