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一篇談論「哪個主義比較正確」的文章，而是一個黃昏、一家舊書店、一位老人， 以及我們這一代人無法迴避的現實提問： 當效率吞噬公平，當理想敗給制度，我們還剩下什麼選擇？
一位老書店老闆，替我上了一堂政治經濟學課
那時候是傍晚七點半吧，下班的人潮剛剛散去一條街，空氣中還是黏著一點點午餐肉的味道，但更主要的是從李記舊書店那裡飄出來的一種，怎麼說呢，舊紙張和濕氣混雜在一起的味道。我當時隨手拿起一本泛黃的《資本論》，書脊都快要脫落了，然後李老闆就從他那個堆滿了書的櫃檯後面抬起頭來，他七十多歲了，頭髮已經全白，但眼睛很亮。
我說：「老闆，你覺得資本主義這東西，真的比共產主義好嗎？」
他沒急著回答我，只是慢慢地從眼鏡上方看著我，然後拿起他那個老式的黃銅水壺喝了一口水，發出很小的「咕嘟」聲。他說：「後生仔，你這個問題問得太大了，你要看你站在哪裡看。」他從書堆裡抽出一本薄薄的、紅色的毛語錄，封面都磨白了。他說：「你看看這些書，以前很多人為了擁有它、為了相信它，把命都賠進去了。然後再看看外面這條街，我們這裡以前是漁村，後來是工廠，現在是滿滿的便利店和金店，這都是錢堆出來的。」遠處傳來一聲很熟悉的「叮叮」聲，是電車經過彌敦道的聲音。
李老闆把那本語錄輕輕放在櫃檯上，發出「啪」的一聲。他說：「共產主義那時候的夢想是很漂亮的，他說的是『人人平等』，說的是『沒有剝削』，大家都可以按需分配。誰不喜歡這種夢想？但問題是，當國家把所有東西都拿走，把工廠、把土地、把你的創意，全部變成『大家的』的時候，就沒有人會真正地去照顧它了。誰會為了『大家的』東西，去加班到半夜？沒有那種『我做多少，我就拿多少』的動力在裡面。以前大陸那邊是這樣子搞的，結果呢，大家都很窮，連吃飽飯都難。」他說得很慢，但意思很清楚。
我點點頭說：「但現在這個資本主義也沒多好啊，老闆。你看香港的房價，根本就是個笑話，年輕人一輩子都買不起一間廁所。那些大公司、大財團，他們用錢生錢的速度，比我們這些打工仔快幾百倍，這不也是一種剝削嗎？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這不是也走向了另一種不平等嗎？」
他笑了，有點像在嘆氣：「你說得對，這是資本主義的病。它很有效率，它能把餅做大，讓我們的物質生活比一百年前的人好太多了，你可以買到全世界的東西，可以坐飛機去任何地方，這都是效率換來的。但它最大的缺陷就是它對『公平』這件事很冷漠。它會說：『你努力，你賺錢；你不努力，你就活該。』它就是一個加速器，富的更富，窮的如果不跑快一點，就只能被淘汰！」
老闆拿起他櫃檯下的一個老舊的收音機，調低了一點音量，裡面傳來的是一段粵劇曲調。他說：「所以，現在你看那些歐洲國家，他們聰明很多。他們利用了資本主義的效率，讓市場自己去競爭、去賺錢，但同時呢，他們又用很高的稅收，把富人賺到的錢抽走一部分，拿去給窮人蓋公屋、提供全民醫療、免費教育。這其實就是資本主義的身體，穿上了共產主義夢想的外套，試著在效率和公平之間找一個平衡。這才是我們應該走的路，不是選一個極端，而是讓兩邊的優點互相制衡。」
他把那本語錄收了回去，眼睛看著我，像是突然想起了什麼：「當然，要做到這個平衡，你還需要一樣東西，就是『自由』，可以讓人們去批評、去說『這個方式不對』、『這個方法不好』，不然，不管是資本家還是共產領袖，一旦權力太大，結果都會一樣糟！」
我付了錢，拿起我那本《資本論》，感覺手上的書比剛才重了很多。我猜，人要活得好，靠的不是單純的理論，而是不斷地去調整和修補那個制度的漏洞……
我們常在極端之間做選擇，卻忘了真正的智慧往往存在於光譜的灰色地帶。李老闆說的「平衡」，需要的不僅是政府的調節，更是每一位公民對現狀的不妥協。
【Birdman 的思考室】
如果讓你重新設計一個社會制度，你會優先選擇「絕對的公平」，還是「極致的效率」？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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