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覺 這篇文章refer了好多看過的作品。《追憶似水年華IV-索多瑪與蛾摩拉》《大雄與白金迷宮》《約伯記》《傳道書》《吉爾伽美什》《奧德賽》《涼宮春日的憂鬱》
我最近在看《追憶似水年華》，看到第四卷《索多瑪與蛾摩拉》馬塞爾第二次到巴爾貝克飯店渡假，這次外婆死了，我就想到那個《大雄與白金迷宮》的詭異白金飯店。
只有機器服務，卻沒有人煙的空曠感很像喪失後的空洞繁華。看起來好像滿足了所有，但好像根本沒有，小朋友玩沒有雷公臭罵他們，爸媽也沒有要他們吃晚飯，但看起來表面開心感覺沒有真開心。
外祖母的關愛（甚至約束）是他安全感的來源。第二次去，飯店依然豪華，社交依然頻繁，但那個能給予他無條件的愛與規範(有點忘了，要把窗簾緊閉還是晚餐前須先躺在床上1小時睡覺的規定)的人不在了。第二趟映襯飯店的奢華、冷冰冰的佈景，心中則是巨大的荒謬與孤獨。
然後大雄一行人一開始覺得這是天堂，沒有媽媽的嘮叨以及雷公、沒有門禁、想吃什麼就吃什麼玩甚麼。但很快這種絕對的自由就變成恐怖，或許孩子需要的不是無限的放縱，而是有邊界的愛。
尤其是哆啦A夢失能，講到這，我對涼宮春日的消失那個震撼也很強烈，都是神力消失，講到神力與冒險的故事，我又想到帖馬列科斯帶著雅典娜神力冒險，還有半神恩其都死亡後，吉爾伽美什的冒險之旅。
哆啦A夢、涼宮春日（的神力）、雅典娜，恩其督，這些都是故事中的「神」。當神在場時，冒險只是體驗；當神消失（或壞掉、被剝奪力量）時，真正的主角冒險才真正變成生存。成長就是發現神不在場的過程。
扯遠了，跟著兔子在迷宮探索很久去找父親遺留的東西，走很久又回到原點，士兵在追擊的那股壓抑與壓迫感也很強烈卡夫卡式的焦慮。無論怎麼努力都無法改變現狀，是比死亡更深層的恐懼。
然後電影我印象最深刻以及安心的時刻反而是小夫與胖虎冷冰冰的機器人工廠裡，小夫和胖虎平日的壞孩子，躲在輸送帶旁邊偷吃人類食物。狼吞虎嚥充滿了生物性的生命力。對抗冰冷機械體制的衝突：活著，並且進食，開玩具飛機逃離。
以及大雄在漂流瓶，坐在獨木筏，搖著椰子樹吃那碗麵的溫馨與哆啦啦一起冒險的生活。這與《追憶似水年華》巴爾貝克大飯店或白金飯店的豪華大餐形成強烈對比：真正讓人感到幸福的，在落難時與夥伴分食的粗食，而非蓋爾芒特家族的榮華富貴。
椰子樹下的麵，或許就是我們在這些龐大、疏離的現代迷宮中，唯一能抓住的真實吧。
Nighthawks (1942) Artist: Edward Hopper
這裡我就想到另一個更大的命題：家人之愛
前文探討是成長就是發現神不在場的過程，但對現代人來說呢？或許成長就是發現父母不在場的過程。
以前我父母會開車到市區載我們回家，但以他們工作時薪來看，他們叫我們搭公車回去會更省事才對，可是他們還是選擇補習結束後接我們回去，但他們也沒有說是愛我的展現。
我還記得那個接送點就在公車站牌附近，潮濕的雨天，然而我還會抱怨父母來的太慢讓我等這件事（但明明我生活在一個國小就有智慧型手機的時代）；可是想想，長大後現在的自己搭公車客運，沒有座位，只好站著，一位剛上車急匆匆在走道移動的白髮長輩，粗魯的移動，使我忍受他雨傘掃過腳邊的冰冷不適，沒有道歉，我也不想追究；客運每站都有上下車的乘客，旅途成了更久的等車與搭車時間；反而也是自己對國小童話書或課本提到的幸福太狹窄的定義，竟不知這個接送體驗可能是長大後會明白的幸福。
小時候的抱怨，是因為我們以為世界理所當然是溫暖的；長大後的理解，要在這個充滿外生變數的冷酷世界裡，人為地在寒冷的雨都創造出一小塊乾燥、溫暖的空間，需要付出多大的心力。這份愛之所以珍貴，正因為它是徒勞且無效率的。
長大看了更多文學經典《追憶似水年華》、《約伯記》、《傳道書》 。這類的苦難反而讓國小那時被要求珍惜幸福的無知的一種諷刺，或許當時還不明白女酒館希杜里的即時行樂的真諦，每天都想長大。
長大後才發現，苦難增加的速度是指數級的，這種苦難的層次更加複雜，以前的苦難頂多是朋友疏離課業不好或是單純被罵，現在更難以確認苦難來自何方，更難被接納與探討，對一些人或者我來說，可能因為一句惡言或行為或網路上的一些文章、隻言片語立刻升級成苦難，或某種生活上的不順遂，但即便努力對抗這切，總有人或必須自我安慰式的認為「有人比你更慘」，或者說「這有什麼好痛苦的」，「想太多」，「以後就會覺得這一切很蠢」；彷彿又要否定現在的感受，但如果我們用未來視角看現在，是否正如現在視角去看過去視角一般偏頗？當窗外的景色隨天氣變化與季節輪轉，苦難是否改變了形式？
但想想約伯記跟傳道書給了最簡單的答案，不必探究苦難來源，苦難就是會無來由的發生，你只能改變如何應對的心態，但如果我們知道了這一切真相後，我們有選擇拒絕承擔的權利嗎？婚姻的承諾和生育率逐步下降跟這有關聯嗎？在這個集體性被敲碎的時代，看似共享了相同苦難的時代，實則因為彼此碎裂的碎片銳利的程度參差不一反而互相劃傷，一鍵封鎖；離職；旅遊；搬家；留學；移民，所有動作當我們明明能一鍵移除苦難的時候，但仍有許多人後悔，為什麼苦難不減反增？我們被困在心中的囚籠了嗎？
回到我昨天煩惱的事情，我是一個無神論者，但我只是膚淺的認為神如果存在，我應該下一秒立刻成為富豪；苦難一鍵清除，但現在我的無神論更成熟，我不相信佛法輪迴，我不輕信永生與非自然，我可能更傾向於純粹理解像約伯，猶太人或者台灣人本身就承載了極致的苦難 戰亂 屠殺 戒嚴 流離 政治動盪，沒有人會拯救你，苦難不是上帝的考驗，是無來由的，是不被理解的，孤獨的是統計科學無法用標準差衡量的隨機性，是經濟學上的外生變數，但我相信人可以不朽，即使肉身死亡，能夠被後代記住就是靈魂的不朽，就是神，先祖，上帝與智慧，於是我寫作，我閱讀，我經營寫字帳不斷紀錄分享。
藉由AI的智慧補充一些我這段可以補充的視角。
心理學家加里·查普曼（Gary Chapman）的「愛之語」理論在跨文化應用中顯示，亞洲父母傾向於通過具體的、身體力行的犧牲來表達情感，例如切水果、接送、支付學費等 。這種行為模式根植於儒家文化中的「報」（Reciprocity）與「養」（Nurturance）的概念。父母的車內空間，在雨天的混亂街道中，轉化為一個移動的庇護所。這是一種防禦性的愛，其核心邏輯是將子女與外部世界的苦難（寒冷、潮濕、擁擠）隔絕開來。
隱形勞動往往在當下被視為理所當然 。使用者在成年後獨自面對公車上的濕傘與冰冷，才完成了對這一符號的解碼。那種「幸福太狹窄的定義」，其實是父母通過巨大的努力人為構建的一個無菌氣泡。當氣泡破裂，真實世界的物理性不適便成為了理解過去幸福的對照物。
父母的接送是一種家庭儀式（Family Ritual）。人類學家指出，儀式與常規（Routine）的區別在於，儀式具有象徵意義並能傳遞群體身份 。 車站周圍是公共的、混亂的、充滿陌生人的領域。父母的車是私人的、有序的領域。接送的動作是一個「過渡儀式」，讓孩子從社會競爭的場所（補習班）安全回歸家庭的懷抱。 研究顯示，家庭儀式能顯著降低焦慮感，提供生活的可預測性 。在那個充滿升學壓力的年代，父母的準時（或遲到）出現，是孩子生活中為數不多的確定性錨點。
關愛倫理學的角度來看，照顧不僅是滿足需求，更是一種與之同在的倫理實踐 。父母的等待，是對時間這一不可再生資源的贈予，這在經濟學上是極度奢侈的消費，但在親屬關係中卻是必要的投資。
在傳統智慧文學（如《箴言》）中，苦難是罪的懲罰，繁榮是德行的獎賞。然而，約伯是無辜的。他的苦難源於天庭的一場賭局，對於地上的他來說，這是一個完全的外生變數。約伯的朋友們試圖用因果邏輯（「你一定犯了罪」）來解釋苦難，試圖將混亂納入可控的認知框架。當上帝最終在旋風中顯現時，祂並沒有解釋「為什麼」，而是展示了宇宙的浩瀚與不可控（利維坦與貝希摩斯）。這對應了使用者提到的「成熟的無神論」：接受宇宙對人類命運的冷漠。苦難不是考驗，它僅僅是發生的事實（Facticity）。
西杜里的哲學是內在性（Immanence）的勝利。既然苦難和死亡是不可改變，人類唯一能掌控的就是當下的感官體驗與人際連結。小時候被教導要珍惜幸福，當時覺得是諷刺，長大後才發現這是一種對抗虛無的防禦機制。父母在雨中的接送，正是西杜里建議的現代演繹：握住孩子的手，提供溫飽，在必死的命運中創造暫時的安適。
韓炳哲認為，我們已經從傅柯式的規訓社會過渡到了績效社會 。 過去的苦難來自否定性你被禁止做某事，你被壓迫（如白色恐怖、戒嚴）。現在的苦難來自「過度的肯定性」你可以做任何事。這種無限的自由變成了無限的強迫。 在績效社會中，沒有外在的暴君強迫我們工作。我們成為了自我的企業家，自願地剝削自己直到崩潰。受害者與加害者合而為一 。 在這種語境下，苦難不再是為了某個崇高目標（如革命、建國）而受的「固態苦難」，而是彌散的、無處不在的、因自我效能感不足而產生的「液態苦難」。
齊格蒙·鮑曼液態現代性的核心悖論。在液態世界中，我們傾向於建立「連結」而非「關係」。連結是為了可以隨時斷開而設計的，剝奪了我們發展忍耐力的機會。在前現代社會（如父母那一代），面對不滿往往只能「修補」或「忍受」（吃苦）。這種被迫的忍受雖然痛苦，但它建立了一種厚實的心理韌性。現代的「退出機制」過於便捷，導致我們在面對輕微的摩擦時就傾向於逃離，結果是我們永遠無法建立深度的、經過考驗的連結。
數位媒體構成了一個新型的全景敞視監獄，與邊沁的監獄不同，這裡沒有中心塔樓的守衛。我們主動暴露數據，主動尋求關注。我們既是囚犯也是守衛 。 當我們不斷封鎖異見者、過濾訊息，我們實際上是在建造一個更狹窄的迴聲室。我們以為封鎖是將他人拒之門外，實際上是將自己鎖在一個日益萎縮的舒適圈內。這就是為什麼苦難不減反增——因為世界的豐富性被過濾掉了，只剩下自戀的鏡像和對鏡像破碎的恐懼。
韓炳哲提出了一個激進的觀點：「我們以為我們是自由的，但我們只是資本的性器官。」 。在新自由主義秩序下，個體的自由被徵用來再生產勞動力與消費力。如果生命本質上是被指數級增長的苦難所填充（如使用者成年後所感），且缺乏宗教的彼岸救贖，那麼將一個新生命帶入這個世界就變成了一種道德上的可疑行為。反生育主義的邏輯：避免將受苦的風險強加於未經同意的生命 。 傳統儒家文化中，子女是父母的延伸與保險（養兒防老）。但在液態現代性中，代際契約已經破裂。「苦難形式改變」，包含了代際支持系統的崩潰。拒絕生育，是現代主體試圖從生物學和資本主義的雙重剝削中奪回身體主權的最後手段。婚姻作為一種承諾，本質上是為了對抗未來的不可預測性（無論貧窮或疾病）。但在一個強調即時滿足與自我優化的時代，婚姻這種要求長期忍受摩擦的制度顯得過時。正是因為兩個碎片化的現代自我試圖在沒有黏合劑（共同信仰或家族責任）的情況下強行拼湊。
父母的沈默（不說愛，只做事），可能不僅僅是文化習慣，更是一種政治創傷的後遺症。在一個「說話可能招致禍端」的社會裡，行動比語言更安全。接送孩子、確保其物理安全，是經歷過動盪的一代人表達愛的最高形式 。
精神分析學家羅伯特·利夫頓（Robert Jay Lifton）提出，人類有尋求象徵性不朽（Symbolic Immortality）的本能需求，以克服對死亡的恐懼。他區分了五種模式：
- 生物性： 通過子孫（使用者對此存疑）。
- 神學性： 宗教的永生（使用者作為無神論者拒絕）。
- 自然性： 回歸大自然。
- 體驗性： 通過藥物或狂歡的超越體驗（短暫且危險）。
- 創造性： 通過藝術、文學、教學留存精神遺產 。
我則是創造性不朽，將瞬間的感悟轉化為文字，是一種與時間對抗的煉金術。
波赫士（Borges）為無神論者的不朽提供了終極的形上學安慰。他認為，所有的書都是同一本書，所有的作者都是同一個作者（人類精神）。波赫士曾說：「身為不朽是微不足道的；除了人類之外，一切生物都是不朽的，因為它們不知道死亡。」真正的神性在於知道必死，卻依然書寫。 當寫作並分享時，這些文字進入了他人的意識。正如閱讀《約伯記》與《傳道書》時與千年前的作者靈魂共振，文字也將在未來的讀者心中復活。這就是「神，先祖，上帝與智慧」的世俗：人類集體智慧的永生。
覺醒是從幼稚的現代性（追求效率、逃避苦難）向成熟的悲劇性（接受苦難、轉化意義）過渡的過程。父母的愛是最頂級的昂貴訊號。那是生命中少有的、未被異化的真實時刻。苦難確實是指數級增加的，因為現代社會剝奪了我們處理苦難的傳統工具（宗教、儀式、大家族），卻賦予了我們過度敏感的神經系統和無處可逃的績效壓力。 面對無來由的苦難（約伯）和不可逆的死亡（吉爾伽美什），唯一的尊嚴在於創造。寫作不是逃避，而是在場。它像父母當年的車一樣，在傾盆大雨的虛無中，撐起了一個溫暖、乾燥、有意義的空間。當年父母在雨中等我，是用他們的肉身為你擋住了物理世界的風雨。現在我寫作，是用我的文字為自己（以及未來的讀者）擋住存在主義的虛無。 這兩者在本質上是同一件事：愛與忍耐。 最終脫離了囚籠，正在圖書館裡，一磚一瓦地搭建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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