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歲，對許多人來說是事業趨於穩定、甚至開始恐懼變動的年紀。但對於當時的鍾老師來說，那是他人生中最巨大的「斷捨離」。
想像一下那個畫面：一個三十多歲、身上還帶著軍旅硬漢氣息、眼神裡藏著江湖滄桑的男人，縮在一群大學新鮮人中間。
剛坐進大學教室的那幾個月，鍾老師迎來的並非枯燥的學術挑戰，而是一場深刻的生命洗禮。當教授在台上探討著教育的真諦，身旁的年輕同學正享受著青春的喧鬧時，他那身經過社會淬煉的氣息，顯得格外沉穩且與眾不同。雖然在那個當下，一種「格格不入」的孤寂感曾讓他在深夜裡自問：「這年紀重新出發，真的能行嗎？」 但這種自我懷疑，最終成了他蛻變的磨刀石。支撐他走下去的，不再是過去那種僅憑體力奔波的無奈，而是一股對「生命主控權」的強烈渴望。他明白，這份遲來的課桌椅，是他為自己爭取到的「第二次人生」。他並不是在跟年輕人「湊熱鬧」，而是在用這三十年累積的生命厚度，去印證教育最真實的力量。
在那之前的生命，他像是被環境推著走的獵物，被紀律要求、被生存壓迫。但在32歲那年，他意識到：如果他不拿起筆，他一輩子都只能用拳頭和汗水去換取別人的認可。
他在心路歷程中曾隱隱透露：這份勇氣不是來自於自信，而是來自於「走投無路」的清醒。 他知道這是最後一班車，如果不跳上去，他的人生就會在那種粗獷而荒涼的循環中消磨殆盡。
一旦決定不回頭，他體內那股軍人的「絕對執行力」就被點燃了。
他不像年輕學生那樣讀書是為了應付考試，他是為了「生存」。他用帶兵的意志力去死磕那些枯燥的理論。別人花一個小時讀完的章節，他花三個小時，因為他必須把這些文字嚼碎，化作他未來對抗命運的武裝。
在大學的這段歲月，最關鍵的心態轉折在於：他發現自己並不是在補課，而是在「定義自己」。
他開始明白，過去那段歲月，並不是垃圾，而是最好的養分。當他坐在課桌前，他心裡想的不是如何成為一個「溫和的老師」，而是如何成為一個「懂痛苦、懂掙扎、懂如何從泥淖裡爬出來的引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