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村子後方，有一座被大家戲稱為「看天嶺」的高地。那裡地勢高，風大，除了幾棵歪歪斜斜、被風吹得往一邊倒的相思樹，什麼都種不活。
但那裡住著一個怪老頭，我們叫他「憨叔」。
憨叔每天清晨五點準時坐在山頭最高的那塊大石頭上，點起一根新樂園菸，對著下山那條唯一的泥土路望著。他一坐就是一整天，直到太陽下山，火紅的夕陽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長老長，像是一道烙在山頭上的傷痕。消失的那個名字
村裡的人都說，憨叔是在等「阿榮」。
民國四十幾年的時候，兩個結拜兄弟說好要一起去高雄港闖天下。出發前那一晚，兩個人在山頭喝著廉價米酒，阿榮拍著胸脯說：「憨仔，你家裡有老母要顧，你先留下。我去拼，若是賺到錢，明年的冬至，我一定回來接你。我們說好了，就在這塊大石頭見。」
那一晚的月亮很白，兩個人擊掌的聲音很響。
結果，阿榮那一走，就是一輩子。
時代在變，石頭沒變
三十年間，世界翻了幾番。五分車停了，糖廠的煙囪拆了，連村子裡的年輕人都換了一批又一批。有人說阿榮在外面發了財，忘了窮兄弟；也有人說他早就客死異鄉，連個收屍的人都沒有。
大家看著憨叔從一個壯實的查甫人，慢慢變成一個背有點駝、頭髮花白的老頭。
有一年冬至，寒流冷得連水缸都結了一層薄冰。我阿爸路過山頭，看他凍得瑟瑟發抖，勸他：「憨仔，回去吧。阿榮若是要回來，早就回來了。這年代，誰還記得三十年前的一句話？你是要等到什麼時候？」
憨叔轉過頭，眼神清澈得像山裡的泉水。他笑了一下，缺了牙的嘴漏著風：
「他不回來，那是他的事。但我若是沒等，那當初這句『約定』就真的死掉了。我得讓這句話活著。」
散場的冬至
那是民國七十幾年的冬至，那天的霧特別大，大到連下山的路都看不見。
隔天清晨，路過的農人發現憨叔還坐在那塊大石頭上。只是這一次，他的菸沒點著，懷裡那一瓶要分給兄弟的米酒，已經冷得像冰。
他走了。走的時候，眼睛還是朝著那條路的出口望著。
阿榮終究沒有出現。沒有黑轎車，沒有西裝筆挺的老先生，也沒有遲來的道歉。那條泥土路上，除了被風吹亂的枯葉，什麼都沒有。
我們幫憨叔收拾遺物時，在他那個破草寮的牆上，看見他用木炭畫的一道又一道的刻痕。每一道，都是一個冬至。那牆上密密麻麻的，像是這塊土地幾十年來最沈默的控訴。
承諾的殘骸
憨叔下葬那天，山上的風很大。
我站在那塊大石頭旁，看著空蕩蕩的山谷，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酸。我突然明白，憨叔等的可能不是阿榮，他守的是那一代人最後的一點「純粹」。
在這個聰明人太多的年代，大家都在算計回報，合約寫了幾十頁，蓋了幾百個章，轉過頭就能為了利益不認帳。憨叔這種人，在別人眼裡是個笑話，但在這座山眼裡，他比誰都還要厚重。
阿榮為什麼沒回來？是不想回，還是回不來？其實已經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在那座荒涼的山頭上，曾有一個人，用他一輩子的孤獨，去餵養一句可能早就被遺忘的話。
現在，憨叔走了，那句承諾也跟著他埋進了土裡。那塊大石頭空了下來，風吹過去，發出一陣陣低沈的嗚咽聲。
這世間最傷心的事，不是等不到人，而是你守了一輩子的那個「理由」，到頭來，原來只有你一個人當真。
你不覺得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