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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後，我在《我不是故意發脾氣：認識與因應自閉症者的焦慮與崩潰》，才模模糊糊意識到，那一年的大腦卡住可能可以相對應的專業名詞是：認知過載。大腦在認知上超載，然後就「當機」了，起因則可能是：事情偏離了劇本。
只是，我沒有立刻崩潰。我往後退，躲起來，像小時候躲在儲藏室一樣，我把自己藏起來，不去處理當機，假裝沒這回事。
然後萬分荒謬地努力跟自己吵雜的、卡住的大腦和平共處。
後來，我常常在想，如果我沒有在逐漸恢復之後，回頭去問X，是不是結局可能不一樣？又或者，如果我那時候對自己的「特質」有足夠的認識，知道自己怎麼了，我是不是會選擇專業照顧？如果我選擇把自己交給專業照顧，那我可能不會有後來的崩潰。
那讓我重新審視了「病識感」的重要性。
成人自閉症在這幾年開始獲得重視，就是因為那些以前沒被發現的病患長大了，開始在各方面遇到難題，甚至，成為別人的難題。
其實，我在事發之前，曾經想過要趕快住院。
雖然我不太確定發生了什麼事，但我知道情況不對勁。我考慮住院的原因是，精神科病房的隔離特性，對內可以穩定我，對外可以阻止我做出不該做的事。但，我沒來得及把自己送進專業照護裡。
這是我所犯下的第二大錯誤。以我的個性與習慣，我應該要來得及把自己放進醫療專業體系。我如果當初把自己擠進去，應該就不會有後來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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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後來的事，就不需要多說了。
如果沒有X的誣告在先，並不會讓崩潰真的發生。又或者，即便發生，也不會這麼慘烈。
X無法諒解我之後的行為是自然的，因為那對她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同樣地，我也無法原諒X為了求生，所展現出來的生存策略。為了自保，先下手為強，不惜把我推入訴訟的深淵。打賭我會刪除對話紀錄而沒有證據，自己就可以全身而退。不管從哪個角度看，我都覺得這樣的起心動念，惡意遠勝過我精神崩潰後的失序行為。因為前者是理性考慮過後，決定的行為。
我的換位思考只能到此為此：我知道X是為了求生，極盡所能想避免人生最大污點，在那種情境之下，我是「可割可棄」，而且代價最小的選項。但，那也不應該變成選擇用那種方式對我。
面對我對她詐欺的質疑，X的回應我永遠記得：「我沒有法律義務解釋」。
我認為，X有必要去承擔一次訴訟壓力，她才會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什麼。以及，「對事實提告，遮掩得了一時，遮掩不了永久」。
就像X本意是掩蓋事實，最後卻變成被法院認證。
這本來是一件兩個人講清楚就沒事的事，X就算承認她騙了我，我也不會怎樣；我頂多就是弄清楚原來一切果真如此可笑。
我不知道是怎樣的心理機制，會讓X選擇「用訴訟證明清白」，結果反倒被法院認證。X這個算盤怎麼打的，實在很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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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復盤應該到此為止。
我其實不太需要再去思考更多什麼。因為，除了那一年大腦卡住的時候，我就已經設想過各種可能回應，並一一駁倒。X之後的所有行為，也都驗證了那個答案。
X的第一個反應是：否認她曾經與我交往過。隨後的訴訟過程，都與她的配偶聯手指控我，破壞她的家庭、他們的夫妻關係。
那個網路聊天七天就說要離婚、十天就說配偶已經答應的事，顯得無比荒謬。整體看起來，大概只有要求金援是真的。
這件事影響我後來的某些想法。譬如，我後來覺得，臺灣應該修改民法，侵害配偶權這件事，配偶只能告外遇者，不能告第三者，因為跟你締結民事契約的人不是第三者。而，如果外遇者與其配偶聯手告第三者，但雙方未離婚，應直接考慮是否涉及仙人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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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整件事最荒謬悲哀的地方，就在於，基於訴訟策略，一個主動追求、後來否認曾經交往過的人，要一直證明彼此之間有過感情，因為那是她唯一的訴訟武器。另一個人要一直證明，彼此之間沒有感情可言，只有詐欺關係。
我真的不知道X到底是多麼聰明的腦袋，當初怎麼會想到把一件簡單談清楚就好的事訴訟化？
不過，仔細想想，我從來都不曾理解過X這個人或她的意圖，這件事對我可能會是永遠的謎。畢竟對X而言，她沒有法律義務解釋，與此同時，任何要求她解釋的行為，都會被她提起告訴。
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反而正是從這點，可以合理推論當初X的接近確實另有目的。因為，一個真正清白、正直的人不會用這種極端的手段，迴避解釋自己是否涉及情感詐欺。毫無所瞞的人會提出證據，說她沒有，然後事情就結束。
我的固著，執意問個究竟，令我吃足苦頭。
現在回想，極不值得，我付出了極大的身心代價。幸好最後胃部腫瘤切片出來是良性，不然我一定更嘔。癌症不一定跟情緒有關，但腸胃問題與情緒卻是八九跑不掉的。
問題是，ASD的固著，是很難鬆動的；這是我得克服的問題。
回頭想想，這一切究竟所謂何來？我們只是這麼短暫交會的人，到底為什麼最後會付出不成比例的人生代價，除了個性，恐怕只有Karma能解釋了。
如今，代價都已經付了，也只能希望彼此都有從中學到一點什麼，否則，就太白費也太冤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