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前兩集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少年如何從南方的餘燼中爬起，並在黑白膠捲間煉成了魔法，那麼今天這一集，要聊的是他人生中最高光的時刻，卻也是最沈重的傷痕。
這是一個關於「當天才走得太快，心靈卻留在過去」的悲劇。
《一個國家的誕生》：藝術巔峰與道德裂痕1915年，電影史被劈成了兩半。
那一年，Griffith 推出了《一個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這部電影在當時簡直是外星科技般的啟示——長達三小時的篇幅、宏大的戰爭場面、催人淚下的家庭悲劇。Griffith 把他在 Biograph 實驗室裡磨練的所有技巧：平行剪輯、宏大遠景、細膩特寫，像交響樂一樣編織在一起。當時的美國總統威爾遜看後感嘆：「這簡直是用閃電在書寫歷史。」
然而，這道閃電在照亮藝術巔峰的同時，也灼傷了無數人的靈魂。
Griffith 內心那個頑固的「南方老靈魂」讓他選擇了宣揚白人至上與三K 黨英雄化的劇本。對他來說，這只是在重溫父親口中那個「優雅且英雄式的南方」；但對無數剛從奴隸制陰影走出的黑人家庭來說，這是一把撒在傷口上的鹽。Schickel 在書中精闢地指出，Griffith 的悲劇在於他是一個「活在 20 世紀的 19 世紀遺老」。他發明了未來，卻試圖用這套技術去修補一個早該崩塌的偏見。
這種天才技術與過時觀念的錯位，造成了電影史上最大的文明裂痕：藝術上的極致美學，竟成了偏見最致命的武器。
《忍無可忍》：巴比倫城牆下的藝術家狂熱
面對排山倒海的抗議與審查，Griffith 並非感到愧疚，反而感到極度的「委屈」。他認為自己是言論自由的戰士，而那些批評者才是真正的「不寬容」。
為了向世界反擊，他決定做一件人類史上從未有人敢想的事：他要拍一部橫跨四個時代、規模大到讓上帝都屏息的作品，題目就叫《忍無可忍》（Intolerance）。
那是一場瘋狂的豪賭。他在洛杉磯的日落大道上，搭建起了一座驚人的巴比倫城牆。根據 Schickel 的描述，那城牆高聳入雲，巨大的石象雕塑矗立在半空，數千名臨時演員在烈日下奔跑。為了拍攝這宏偉的奇觀，Griffith 甚至建造了一台巨大的升降機，讓攝影機從高空如鳥兒般滑落到細微的酒杯前。那種「孤注一擲」的氣勢，是他要把所有的憤怒、財產與野心，通通燒成膠捲上的火焰。
他坐在高高的導演椅上，指揮著千軍萬馬，彷彿成了掌握時間與歷史的神。那時候的他，深信自己能用這部宏大的藝術宣言，洗刷所有的爭議。
文明的悲劇：當天才成了時間的囚徒
但歷史給 Griffith 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
《忍無可忍》在美學上達到了人類的巔峰，但在票房上卻遭到了冷遇。人們開始覺得這種宏大的說教太過沉重，而他那種對道德純潔性的執迷，在日益世故的 20 世紀顯得格格不入。
這就是 Schickel 想要我們思考的思辨點：當一個人的天才技術服務於過時的偏見時，會產生怎樣的文明悲劇？
Griffith 的故事告訴我們，技術進步並不代表文明的同步提升。他擁有捕捉靈魂的攝影機，卻看不見同時代人的痛苦；他能跨越時空剪輯歷史，卻跨不過自己童年時在南方莊園築起的心牆。他像是一個手持核子武器的維多利亞時代騎士，越是努力證明自己，就離世界越遠。
巔峰後的隱約不安
1916 年的冬夜，當《忍無可忍》的熱潮漸退，Griffith 站在空曠的巴比倫佈景前，或許感覺到了一絲寒意。
雖然他依然是好萊塢公認的大師，但他察覺到，觀眾變了，製片廠的邏輯變了。人們不再需要一個神，而是需要一個「經理人」；人們不再著迷於宏大的史詩，而是開始追求更精緻、更世故的娛樂。
那種感覺就像是在繁華的舞會散場前，燈火雖然未熄，但空氣中已經隱約傳來了另一個時代的腳步聲。那種不安，是一個發明了時代的人，卻開始跟不上時代的初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