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克拉科夫的時候，沒有覺得什麼東西改變了。
我搭上月台的巴士，找到位子坐下，看著窗外的克拉科夫慢慢往後退，退成一條模糊的輪廓，退成另一個我去過的城市。我以為就是這樣了。
是後來才不一樣的。在別的地方，那些東西開始在我身體裡移動，像是你喝了一杯很燙的水，當下只感覺到熱，過了一會兒才感覺到那個熱落在了哪裡。我開始在意外的地方想起克拉科夫，想起那個廣場，想起某個我站在外面看的圓圈，想起那個我說不清楚的刺痛，然後我才慢慢理解，那個刺痛一直都在，克拉科夫只是給了它一個足夠清楚的形狀，讓我終於能夠看見它。
這是我試著把那一週寫下來的原因。
不是因為已經理解了，而是因為想看清楚那個熱落在了哪裡。
克拉科夫之前，我在布拉格待了五天。
布拉格很美，是那種你走進去就知道它美的城市，它把自己最好的樣子擺在最容易看見的地方，橋上的雕像、舊城廣場的天文鐘、伏爾塔瓦河的倒影，每一個角度都像是有人設計過的，讓你知道應該站在哪裡、往哪裡看。那種美是一種歡迎，是那個城市對陌生人伸出來的手，你接住，你感謝，然後你帶著那些照片離開。
克拉科夫不是這樣的。
我從布拉格搭巴士過來，帶著布拉格的殘影走進克拉科夫，第一個感覺是落差，是那種你預期某種東西結果遇見另一種東西的愣。克拉科夫沒有主動把自己擺出來，它就在那裡，封存著，像是一個很老的地方，老到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釋自己是什麼。
但有一件事讓我意外：克拉科夫的觀光局駐點比布拉格多，手冊印得精美，那個細節讓我覺得有點有趣，這個城市其實很認真在準備歡迎你，只是那個歡迎是把東西準備好放在那裡，等你自己來拿，而不是走過來牽你的手。
我想起在馬來西亞，大家說到馬來西亞就想到吉隆坡，但對我來說，真正的馬來西亞是另一個地方。也許每個地方都有一個大家知道名字、和一個真正住在裡面的人才知道的版本。
我在克拉科夫待了一週，試圖找到那個裡面的版本。
我抵達克拉科夫的那天下午，天空是一種我叫不出名字的顏色。
不是藍，不是灰，是介於兩者之間的某種東西，像是藍色正在想辦法變成別的顏色，但還沒有想好。我站在火車站外面，拖著背包，看了那個天空幾秒鐘，然後低下頭，看手機上的地圖。
我沒有特別的計畫。我在這裡訂了一週的住宿，其他的都是空白。
旅館在老城邊緣，房間小，窗戶對著一條窄巷，白天有陽光斜進來，晚上有說話聲和腳步聲。我把背包放下，在床邊坐了一下，想著要去哪裡，然後決定先出去走走，看看這個城市長什麼樣子。
市集廣場在老城的中心，走過去大概十分鐘。
那是一個你走進去之前沒有辦法預期它有多大的廣場。你從巷子轉出來，忽然就在那裡了，那個大讓你愣了一下，像是你本來以為要推開一扇門，結果發現門後面是一片空地，空地的盡頭是教堂，教堂的兩座塔樓在傍晚的天空裡像兩根插進去的蠟燭，一高一低，不對稱，但站在那裡很穩。
廣場的石板路被走了幾百年，磨得光滑，燈光打在上面，有一種低調的光澤。我在廣場邊緣站了一下，讓眼睛慢慢適應那個大。
觀光客還沒散完。幾個在噴泉邊拍照，幾個在露天咖啡座坐著，面前放著啤酒。賣紀念品的攤位正在收攤，一個老人把裝飾用的琥珀飾品一件一件放進扁平的紙箱，動作很慢，很仔細，像是那些東西是他自己的，不是賣出去的。
然後我聽見音樂。
不是從某個店裡流出來的背景音樂，是真實的、有人在現場演奏的音樂。手風琴和小提琴，節奏很快，像是要把什麼東西追上。我循著聲音走，在廣場的另一側找到了那個圓圈。
大約二十個人，圍成一個圓，在跳舞。
有隊形，有步伐，有人帶領，有人跟隨，手牽著手，腳踩著同一個節奏。他們的衣服不是特別的民族服裝，只是普通的外套和牛仔褲，但他們的身體顯然知道那些步伐，不需要想，腳就知道要去哪裡。圓圈外面有更多人圍著看，有些人跟著拍手，有個小孩坐在父親肩膀上，睜大眼睛看著。
我站在最外圍，看著那個圓圈。
有一件事我當時沒有意識到：我站了很久，久到周圍看熱鬧的人換了好幾批，但我沒有動。
現在知道那個站著是什麼意思了。
那個圓圈讓我感覺到的，不是羨慕，不完全是孤獨。那個感覺更像是，看見一個你知道有一把鑰匙才能進去的房間，然後意識到你不知道那把鑰匙長什麼樣子，甚至不確定那把鑰匙是不是存在，甚至不確定你要不要進去。
但那個晚上我不知道這些，我只是站在那裡，看著那個圓圈，感覺到一種我叫不出名字的東西。
後來我在旅館的床上翻手機，查到市集廣場的歷史，查到一個名字：Kościuszko。1794年，他在這個廣場宣誓起義，用波蘭語對著聚集的人群說，他代表全體波蘭人民爭取自由。那時候的波蘭已經被瓜分兩次，第三次瓜分是預言，是等待，是人人都知道但說不出口的事。一年後那第三刀落下，波蘭從地圖上消失，消失了一百二十三年。
我讀到這裡，把手機放在胸口，看著天花板。
一個即將消失的民族，在廣場上宣誓說，我們存在。那個宣誓沒有阻止消失，但它被記住了，被一代一代記住，成為那一百二十三年裡，那些沒有國家的人確認自己仍然是誰的材料。廣場是那個確認的容器，那些踩過石板路的腳，那些聚集過的人群，那些說過的話，都壓進了石頭的縫隙裡，留下來，等著下一個人踩上去，感覺到那個重量從地底傳上來。
那個重量，我在傍晚走進廣場的時候感覺到了。
我只是那個時候不知道那個重量叫什麼。
我在馬來西亞長大，身份證上的族裔欄寫著「華裔」。
這件事我從來沒有覺得是問題，就像你住在一棟房子裡，你知道某幾個房間你沒有鑰匙，但你住得久了，你不再每天想那幾個房間，那幾個房間就是那幾個房間，你繞過去，繼續過你的日子。
我在克拉科夫的那個傍晚站在廣場外圍，感覺到的那個東西，是那幾個房間的形狀。不是第一次感覺到，但是第一次感覺得這麼清楚，像是光線的角度剛好，讓你看見平時看不見的輪廓。
那個圓圈的邊界是怎麼畫出來的？那些手牽著手的人，他們是怎麼知道自己屬於那個圓圈裡面，而不是外面的？
這是我在克拉科夫那一週一直在問的問題。
那個問題的答案，我帶回來了一部分。
那天晚上，廣場上跳舞的人最後散了。
我走回旅館，窄巷裡的燈還亮著，有一家賣煙的小店還開著，老闆坐在門口的椅子上，看著手機，偶爾抬頭看一下路過的人。我走過去，他抬起頭，看了我一眼，又低下頭看手機。
我走進旅館，走上樓梯，進了房間，把外套掛好，脫掉鞋子，坐在床邊，感覺到那一天的重量從腳踝開始往上散。
窗外的窄巷很安靜。偶爾有腳步聲，偶爾有說話聲，是我聽不懂的語言，那個聽不懂讓我感覺到一種隔離，不是壞的，只是真實的，像是你知道自己是外來者，而那個外來者的身份，在某些地方其實比你以為的更老、更習慣、更根深蒂固。
我閉上眼睛。
那個圓圈的形狀留在我眼睛裡，在黑暗中緩緩旋轉，像是看了太久一個強光之後的殘影，一時消散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