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紀念日】立憲主義史下之日本國憲法非軍事和平主義之世界史意義

此正係，將數千年來咒縛人類史的「汝若欲和平，必先備戰」的戰爭與軍事擴張的哲學予以「哥白尼式轉換」的日本國憲法之「和平生存權」的——邁向「嶄新文明」——「正義大道」的展望與哲學之提言：「汝若欲和平，必先備和平，並育和平生存權」（Si vis pacem, para pacem et cole jus vivendi in pace）

——深瀨忠一

^{收錄於：《恒久世界平和のために—日本国憲法からの提言—》（勁草書房，1998年）}

深瀬忠一ほか編《恒久世界平和のために—日本国憲法からの提言—》（勁草書房，1998年）

導論

本日2026年5月3日為日本的憲法紀念日，同時也是日本國憲法生效79周年的日子。

說道日本國憲法，最為人所知者莫過於其最大特色的「非軍事和平主義」。而作為構成日本國憲法非軍事和平主義骨幹的第2章「戰爭放棄」第9條之規定如下：

第9條第1項

日本國民衷心希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之戰爭、武力威嚇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之手段。

日本国民は、正義と秩序を基調とする国際平和を誠実に希求し、国権の発動たる戦争と、武力による威嚇又は武力の行使は、国際紛争を解決する手段としては、永久にこれを放棄する。

第9條第2項

為達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力。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前項の目的を達するため、陸海空軍その他の戦力は、これを保持しない。国の交戦権は、これを認めない。

在釋義學上，憲法學界雖有有力說「第9條第1項全面放棄說」與多數說「第9條第1項限定放棄說＋第9條第2項全面放棄說」之爭，惟就結論上而言，皆認為第9條禁止包含自衛戰爭等正戰論下被認為係「正義戰爭」在內的所有戰爭，並禁止國家行使與保有軍事力。多數說雖然認為在第9條下仍保有單獨自衛權，但就自衛權之行使不得以軍事力之方式行使之。然而多數說這種對於自衛權之理解殊難謂國際上一般所理解之自衛權之概念，或可言，多數說雖認為名義上在憲法下雖仍保有並得行使自衛權，但實質上已與自衛權放棄說無太大差別。

然而，日本政府雖然在法解釋的構成上雖然採取了「第9條第1項限定放棄說＋第9條第2項全面放棄說」的形式，但在「戰力」的解釋上為了正當化自衛隊的存在，而自1954年以來採取了「為了自衛權而保持與行使未達『戰力』之必要最小限度『實力』並不違憲；所謂的『為了自衛的必要最小限度實力』就是不違反憲法所禁止之『戰力』者」的套套邏輯式解釋，承繼自警察預備隊開始的再軍備化路線，實質架空第9條至今。在這套「自衛力」論下，其軍備足以排進全世界常規武力前十名的自衛隊被解釋為「合憲」組織。

日本政府的這套解釋，亦被稱之為「自衛力」論。然而，日本政府的「自衛力」論也具有兩面性，它一方正當化日本保有事實上的軍事力，然而一方面同時也壓制日本的事實上軍事力的成長。比如說，在2014年的「7.1.閣議」解釋改憲以前，日本政府長年也秉持「非經修改憲法不得行使集體自衛權」之見解。又比如說，在「自衛力」論下，日本政府自己也認為國家不得保有「ICBM、戰略轟炸機、攻擊型航空母艦」等「專供毀滅他國領土之用」的攻擊性兵器。

換言之，安倍自民黨與高市自民黨等反動改憲派雖握有內閣依照日本國憲法第99條之誡命理應有擁護憲法之義務，然而他們卻連日本政府自己的「自衛力」論都視若無睹，這種「反．立憲」的政治，當然是對於立憲民主主義的踐踏。而這些反動改憲派雖好口稱「自主憲法」云云之言，然而他們不僅無視日本國憲法之制定具有遠高於大日本帝國之民主正當性之歷史事實，他們所推動的軍事化政策也是以強化日本在日美關係中對於美國與美軍的從屬性為前提。

1967年，「原則禁止，例外許可」日本製武器輸出的「武器輸出三原則」正式作為日本國策被確立。 1976年三木武夫內閣進一步強化武器出口三原則時，當時的外務大臣宮澤喜一「我國還沒有墮落到要靠輸出兵器賺錢的地步」。然而，2014年時安倍政權不顧反對，強硬廢除武器輸出三原則，以新的「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取而代之。然後，不過12年後，今年稍早，高市政權又更加無視反對與抗議之聲，全面廢撤原本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中的五類型限制，全面開放殺傷性武器出口。

不論是全面開放殺傷性武器出口又或是以「反擊能力」之名配備越來越多的攻擊性武器，又或是高市政權本身的軍國法西斯傾向，伴隨著年初高市自民黨大勝與國際社會情勢下的日本社會的右傾化——又或甚至該說已經倒達「法西斯化」之地步——日益嚴重與跋扈，不限於傳統護憲派的許多市民們也越加意識到守護日本國憲法第9條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包含「御宅族反戰」（「オタクによる反戦」）在內，以及每年登場的憲法大集會，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即使擁護法西斯的社會空氣日益嚴峻，仍然，又或說正因此，必須發聲反抗。

筆者的專門是立憲和平主義憲法學，其中主要的準據對象就是日本國憲法與日本戰後憲法學。雖然這麼說或許過於狂妄，不過筆者的碩士論文《日本立憲和平主義與和平生存權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2020年）應該是目前為止或至少是近年台灣討論與介紹日本國憲法和平主義最完整的著作。

作為2026年憲法紀念日與日本國憲法生效79周年之紀念，同時也有鑑於我國言論空間充斥著日本國憲法有許多受日本極右勢力影響太深而嚴重偏差的誤解，在此刊登筆者碩士論文《日本立憲和平主義與和平生存權之研究》中談及日本國憲法非軍事和平主義之於人類立憲主義發展史所具有之普遍意義與世界史意義的章節。雖拙作係法學論文對於非法律專業之讀者或許過於艱澀，但若讀者諸君閱讀完這部分後覺得有趣的話，尚請務必參閱拙作其他內容。作為台灣的大學院校的碩士論文，可於網路上取得全文。

以下刊登部分，出自拙作《日本立憲和平主義與和平生存權之研究》第60-70頁，即第2章「立憲和平主義」第3節「作為「將來」且「真正」的立憲和平主義之日本國憲法及其繼承與斷絕」第3款「「繼承」與「斷絕」：作為「個人的尊嚴」之實現必要條件的第9條」與第4節「立憲主義的再定義」部分的內文。節錄版的本文中註解編號與正式版不同，合先敘明。

「繼承」與「斷絕」：作為「個人的尊嚴」之實現必要條件的第9條

　　採取非軍事和平主義的日本國憲法，不只在日本憲法史上，在世界立憲主義發展史上都有著重大的意義。如同樋口陽一所指出，日本國憲法一方面「繼承」了來自西歐的立憲主義，然而，另一方面，日本國憲法在立憲主義憲法史上，又有著「斷絕」的意義。

樋口指出，「立憲主義的核心，在於對於權力的抑制」。樋口認為，日本國憲法之所以採取了「象徵天皇制」、「政教分離」與「戰爭放棄」，正是因為在大日本帝國憲法體制之下，「皇軍」以神權天皇之名對於國外進行侵略，以及打壓國內自由。然而，對於「皇帝／王」與「軍隊」的「抑制」，並不只是「日本憲法史」意義的問題而已。如同樋口所言，從近代立憲主義誕生以來，對於王權與軍隊的控制，一直都是立憲主義憲法史上最重要的憲法問題[1]。

樋口指出，不論是1689年英國權利法案，亦或是美國憲法增修條文，又或是1791年法國憲法，都有著意圖監視或是統制軍事權力的規定。然而，大日本帝國憲法卻與立憲主義史的發展背道而馳。「可謂作為立憲主義國家史無前例」，在明治憲法之下，軍事力、政治權力、宗教三者結合為一，對於政府與社會進行支配。樋口指出，日本國憲法和背離立憲主義發展趨勢的明治憲法不同，不但回到了對於王權與軍事力進行憲法統制的正軌，在對於軍事力的立憲統制上，更是一大飛躍[2]。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協調主義」、「和平主義」成為了各國憲法所接受的憲法原理，許多戰後所制定的憲法，都有一定程度的「戰爭放棄」條款。然而，做到全面否定國家軍事與戰爭權力的，只有日本國憲法一個。從比較憲法的角度來看，立憲主義史上首次規定「戰力不保持」的日本國憲法確實是一個「異類」，但事實上，則是如同樋口所言，日本國憲法之所以完全否定國家軍事與戰爭權力，其實正是追求近代意義的立憲主義自誕生以來的核心目標：藉由控制／限制國家權力，以實現「個人的尊嚴」[3]。

相較起形式立憲主義的明治憲法，以「個人的尊嚴」為核心、藉由貫徹權力分立以實質保障基本人權的日本國憲法，才是來自西歐的立憲主義潮流的「繼承」者。然而，以否定國家戰爭與軍事權力來達成「個人的尊嚴」的日本國憲法，同時也是對於西歐以來的既有立憲主義潮流的「否定」與「斷絕」。

樋口陽一指出，日本國憲法第9條除了有繼承立憲主義發展史的一面之外,同時也有著予之斷絕的意義。即使自法國大革命以來，對於軍事力的憲法統制一直都是立憲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大課題，但立憲主義發展史的「正統」潮流從來沒有真正地徹底否定戰爭與軍事權力的正當性。「持武器者投票」、「為了權利的鬥爭」、「對抗法西斯的自由之戰」等等「正義的戰爭與軍備」直到今天，仍然是被西歐文明視為不證自明的傳統與常識。甚至，日本國憲法自己本身也是「對抗天皇法西斯大日本帝國」的「正義的戰爭」的產物。然而，誕生於「正義之戰」的日本國憲法卻徹底否定了「正義之戰」的正當性[4]。

樋口指出，「選擇非武裝和平的基礎，並不是因為一九四五年同盟國『正義之戰』的勝利而產生的樂天主義，而是看透了〔十五年戰爭中日本的〕『聖戰』的虛偽的厭世主義與現實主義」[5]。大日本帝國在當年也是以「聖戰」、「正義之戰」之名發動戰爭[6]，結果就是造成國內與國外無數的破壞與犧牲。因此，日本國憲法即使是誕生於「對抗法西斯的正義之戰」之中，卻仍然看透了「正戰論」的荒謬，並且否定了「正戰論」的理論深處所存在的「對於國家權力的相信」。

如同樋口所言，「這個厭世主義與現實主義成立在對於權力的徹底懷疑之上，在這個意義下，〔日本國憲法〕在最深層之處繼承了『個人的尊嚴』＝近代立憲主義的核心」[7]。

和某些人所說的「理想主義」相反，日本國憲法第9條是誕生於徹底的「現實主義」之上。相信世界上存在正義的戰爭、相信有「好的國家權力」存在，在這套現實主義眼中，才是「毫無根據的樂天主義」。「世界上並不存在正義的戰爭」，因此，對於國家權力徹底懷疑，因為認清唯有對於國家的戰爭與軍事權力徹底否定，才有可能實現「個人的尊嚴」[8]。這正是日本國憲法第9條背後的價值。換言之，日本國憲法第9條，正是「個人的尊嚴」完全實現之必要條件。

樋口確實將日本國憲法的非軍事和平主義稱為「積極的選擇」[9]。不過，本文以為，這個「積極的選擇」同時也是立憲主義發展的「必然」。樋口將繼受「個人的尊嚴」卻否定「正戰論」的日本國憲法在立憲主義發展史上同時具有「繼承」與「斷絕」的兩個側面。本文認為，這個「繼承」與「斷絕」其實是一體兩面者，日本國憲法接受了既有立憲主義的核心原理「個人的尊嚴」，同時又拒絕西歐立憲主義的既有理論中妨礙「個人的尊嚴」真正實現的矛盾。因此，本文認為，日本國憲法可以說是對於立憲主義發展的「揚棄」，同時這也意味著，這是對於「西歐」，以及對於「近代」的「揚棄」。

樋口在1991年的一次國際憲法學研討會的演說中，曾經如此說道：「我知道，西歐民主的傳統可以回溯到武裝男性市民的自治。『持武器者投票』正是希臘民主制的想法。我也知道，不論是戰爭或是革命，暴力正是『為了權利的鬥爭』之原動力的歷史。可是，在這個──不論是藉由常規兵器或是其他東西──大量屠殺的時代，以個人的尊嚴為核心的西歐立憲主義，正面臨著新的局面。而日本國憲法第9條，正是對於這個展望的回答」[10]。揚棄了「近代」的日本國憲法，正是一盞指引西歐立憲主義發展的明燈。不過，「作為『個人的的尊嚴』之條件的第9條」，倒也不是完全與西歐無緣的思考[11]。

日本國憲法第9條的其中一個直接根源，正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論》。今日人們在閱讀《永久和平論》時，通常都只將它作為一本「和平論」的著作。可是，柄谷行人指出，《永久和平論》並不只是一本「和平論」的著作而已，更是康德「革命論」的一部分，在解讀《永久和平論》時不能忽略它「革命論」的一面。毋寧說，康德的「和平論」與「革命論」，是一體兩面的[12]。

柄谷指出，對於康德來說，要求全面廢除常備軍、建立起非戰諸國家聯邦的《永久和平論》，其實是實現「目的之國」的條件。柄谷指出，對於康德而言，「完全的市民體制」是「每個人都被當成『目的』而非單純的『手段』對待」的體制，而且，因為國家相對於其他國家而存在，因此只在一國之內革命是無法產生「完全的市民體制」。必須先有諸國家聯合的狀態，革命才可能成功。可是，康德同時又指出，如果各個國家不先是「完全的市民體制」，就不可能產生諸國家聯合的狀態[13]。

柄谷指出，康德解決這個「二律背反」的答案，就是《永久和平論》。唯有終結一切國家間的敵意、揚棄國家，才有可能實現「完全的市民體制」。這也意味著，「目的之國」只可能以「世界共和國」的方式出現[14]。康德所謂的「目的之國」其實就是「個人的尊嚴」完全實現的狀態，也是立憲主義的終極目標。而這也意味著，唯有否定國家的戰爭與軍事權力，才有可能實現「個人的尊嚴」。換言之，日本國憲法第9條，正是「個人的尊嚴」之條件。

柄谷行人有別於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以「交換／交通」而非「生產」為切入點對於人類的經濟、社會行為進行觀察，提出了「交換模式」論[15]。在交換模式論中，交換模式A是基於「互酬」，也就是「贈禮與回禮」的交換模式，國家出現前的氏族社會，正是以交換模式A為主的社會模式。而在今天的「近代世界系統」中，「國族」這種「基於情感的交換」，正是交換模式A的呈現。

交換模式B則是「掠奪與再分配」，也就是「國家」這種交換模式。交換模式C則為「商品交易」（貨幣經濟），也就是「資本」的交換模式。柄谷指出，在「現代」所處的「近代世界系統」，交換模式C為最主要的交換模式。

然而，除了交換模式A、B、C之外，還有一種「尚未存在過」的交換模式D。柄谷認為，交換模式D是「真正公平」的交換模式、最為理想的交換模式。D是A高次元的回復，亦即，D確實是一種「贈與」的原理，但同時又否定了A，並且也否定了B與C。交換模式D在歷史上雖然尚未真正實現過，但以普遍宗教的草創期理論或是社會主義的方式，以「理念」之姿而存在。而在柄谷眼中，康德「世界共和國」，正是實現交換模式D的狀態。

柄谷並且將康德的理論與馬克思的「世界革命」理論做結合，認為「永久和平」正是唯一有可能實現的「世界同時革命」。對於馬克思而言，「完全的市民體制」是消滅所有不平等的社會主義狀態，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廢除國家。然而，廢除國家的革命是不可能只在一國之內實現（因為，國家相對於其他國家而存在，蘇聯等「誕生於共產革命的巨大專制國家」正是一國社會主義革命必然失敗的最好註腳），必須世界各個主要國家「同時」發動革命，才有可能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柄谷指出，康德所要求的「永久和平」其實就是「揚棄國家」，因為國家是相對於其他國家而存在，因此，一旦「國家的敵對性」消失，國家就不再是政治意義上的國家了。因此，柄谷認為康德的「永久和平」其實就是一種通向交換模式D的「世界同時革命」。而且，也是唯一有可能實現的「世界同時革命」[16]。

柄谷行人指出，日本國憲法第9條，正是讓世界通往D的關鍵。乍看之下，日本國憲法似乎只要求日本國放棄戰爭與軍事權力，然而，日本國憲法的和平主義從來就不是「一國和平主義」。日本國憲法所期望的「和平」，並不是只有日本放棄軍備的世界，而是全世界都放棄軍備、全世界主權國家的戰爭與軍事權力都被否定的「恆久和平」。這點，可以在和平生存權清楚看見[17]。

康德《永久和平論》認為，「商業精神」與「戰爭」之間是矛盾的關係，因此「商業精神」能夠驅使人類邁向和平[18]。然而，柄谷並不贊同《永久和平論》之見。柄谷認為，「自我增值」是資本的本質，為了能夠持續自我增值，資本會盡一切手段尋求「剩餘價值」，19世紀的帝國主義戰爭，正是根基於資本的需求。因此，柄谷並不認為「商業精神」最終能夠到來和平。「商業精神」，也就是「錢的力量」，反而是戰爭的原動力[19]。

柄谷認為，要阻止戰爭、要阻止交換模式C，終究得回到「道德性的動機」。柄谷指出，此一「道德性的動機」以基督宗教的話來說，就是「愛之力」，而以唯物論而言，就是「純粹贈與」。「純粹贈與」雖然「不求回報」，但它仍然具有「互酬性」。被「贈與」的對象一旦被贈與，因為無法「回贈」，所以無法對抗贈與者。而贈與者也藉由贈與而失去「暴力」，形成了贈與者與被贈與者都互相平等且獨立的狀態。這種「不求回報」的純粹贈與，超越了互酬交換，是比軍事力與經濟力還要更加「強大」的力量。柄谷認為，「普遍的『法治』，並不是基於暴力，而是建築在贈與之力之上。『世界共和國』就是如此形成」[20]。

柄谷指出，以軍事大國為前提的聯合國，充其量只是「君主的牢籠」。要讓聯合國成為「世界共和國」，就必須進行「世界同時革命」。而柄谷認為，日本的「憲法革命」，將會是聯合國根本性改革的開端[21]。

柄谷認為，日本國憲法並不只是單純地「放棄」了自衛權而已，更是將自衛權「贈與」給國際社會。一旦日本在國際社會宣言要實行日本國憲法第9條，將會形成世界同時革命的端緒。.日本一旦施行第9條，將會為世界帶來決定性的改變。贊同日本的國家將會接連出現，形成一個「不斷擴大的聯合」。最後，將會取代以就同盟國軍事力為前提的現有聯合國，讓聯合國往人類史的目標「世界共和國」邁進[22]。如同柄谷所言：「有人認為憲法第9條是非現實的，因此強調有對處現實之必要。但是，最為現實的做法，其實正是高舉憲法第9條，並且實行之。實行第9條，恐怕正是日本人唯一做得到的普遍且『強力』的行為」[23]。

柄谷認為，當今的世界上正面臨著戰爭、貧富差距、環境破壞三大迫切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又都可以集約於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以及人類與人類的關係。柄谷指出，這些問題並不是「一國之內」就可以解決的問題。然而，主權國家卻往往會干擾想要解決這些問題的跨國網路與運動。因此，柄谷認為，要對抗主權國家，只能同時發起「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的運動，兩者分進夾擊，才有可能成功。「由下而上」是由市民在國內與國際上進行聯合；而「由上而下」，則是由讓各國的軍事主權讓渡於國際組織，具體而言，就是在世界規模普遍實行第9條[24][25]。

事實上，在憲法學的領域中，也可以見到「日本國憲法第9條為世界革命之關鍵」的思考。第9條的提案者幣原喜重郎[26]便曾經在眾議員平野三郎對其之訪談[27]中，說明了當初在制憲時為何要提出第9條的構想。

幣原認為，全世界的武力必須全部統一為一個。因為，一旦有兩個或以上的武力存在，則所謂的「和平交涉」，其實只是以武力為後盾的交涉。因此，為了在交涉中獲得勝利，各實體必然會強化各自的武力，結果就是造成永無止盡的軍備競賽，甚至引發武力衝突。因此，「要消滅戰爭，武力的統一為絕對條件」。

幣原並且指出，「武力的統一就是交戰權的統一。交戰權的統一，就是世界政府。當然，要世界所有國家放棄其主權納入一個政府傘下，為近乎空想的事情。那個至少，要達成交戰權全部集中於一個的狀態。亦即，如果不採取某種形式的世界政府的話，不可能實現沒有戰爭的世界」[28]。

那個要如何達成「交戰權的統一」呢？幣原指出，具體的做法，就是進行世界規模的裁軍。然而，「國家是極端的利己主義者」，戰前幣原外交的失敗，讓幣原深知推動裁軍的困難。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願意放棄武力上的優勢，結果，就是造成「寧靜的戰爭」不斷繼續下去。而「寧靜的戰爭」的終點，只有毀滅[29]。

「要使裁軍成為可能，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全世界一起廢止一切軍備。齊數一、二、三，所有國家一起把兵器丟進大海的話，裁軍馬上就完成了。當然這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就是不可能。想到這裡時，我腦海中浮現了第九條這個點子。就是這樣。如果，誰自發性放棄武器的話──」[30]。國家是相對於國家而存在，一國保有軍備，將會造成其他國家為了「防禦」而也強化軍備，結果，「外國的軍備強化」又會使得該國進一步強化自己的軍事力。除非有國家願意放棄「利己主義」，做出反其道而行的變革，否則這個惡性循環只會永遠持續下去。

幣原這麼說：「世界現在正需要一個狂人。只要沒有人自願成為狂人，世界就無法逃離軍備競賽這個蟻獅地獄。這不正是美好的狂人嗎。這會是開啟世界史之門的狂人。這個歷史的使命，由日本來達成」[31]。換言之，幣原認為，「自願放棄武器的狂人」，也就是擁有日本國憲法第9條的日本，將會使促使世界脫離「寧靜的戰爭」，開啟「世界史之門」，成為世界和平的起點。

而那「世界史之門」的彼岸，正是「個人的尊嚴」得以完全實現的「世界共和國」。通往「共和國（res publica！）」的其中一把鑰匙，正是日本國憲法第9條。

如同深瀨忠一所言，第9條不止是統治原理條項，更是基本人權條項。戰爭徹底否定了「個人的尊嚴」，因此，藉由否定戰爭確保了「個人的尊嚴」之可能性的第9條，正是「第一且最重要的人權」，也就是在前文中所確認其存在的「和平生存權」[32]。

如同深瀨所言，和平生存權，正是「在拒絕自己被殺害的同時，也拒絕殺害他者、他民族」的權利。「正是因為尊重人類普遍的『和平生存權』，所以有著負起對於他者的無止盡之負，甚至要因此而犧牲自己的利益、自國的國益與之奉獻的勇氣」[33]。和平生存權，不只是「自己」的權利，同時，也是對於「他者」的責任。因為，不只「自己」，「他者」也是「目的」。不論是「他者」或「自己」，都不能被當成純粹的客體而對待。國家自衛權、國家的戰爭與軍事權力，正是將他國民視為可以被殺害的「國家行為之純粹客體」。這正意味著，國家自衛權是阻礙「個人的尊嚴」實現之阻礙。而第9條，就是要消滅這個阻礙。

第9條所要保障的和平生存權、身為「將來」且「真正」的立憲和平主義體系之核心的和平生存權，正是體現了「個人的尊嚴」之原理的核心基本人權。「全世界的國民」皆平等享有的和平生存權，正是「所有個人皆是目的」這個普遍原理最深層的體現。

立憲主義的再定義

日本國憲法第9條的誕生，是歷史的偶然，但也是歷史的必然。

深瀨忠一指出，制憲時第9條的形成過程，是一件複雜的錯縱體。以結論而言，是幣原喜重郎與當時GHQ總司令麥克阿瑟的合作。幣原向麥克阿瑟提出第9條的構想，當下深感贊同的麥克阿瑟才將第9條納入GHQ的憲法草案之中[34]。戰後，雖然各黨派與民間知識分子都積極推出新憲法草案，但如同深瀨所指出，除了尾崎行雄與宮澤俊義等極少數例外之外，當年的各方勢力的憲法草案幾乎都沒有積極的反戰、和平條項[35]。因此，如果沒有幣原當年的提案，或許今天就不會有第9條了。

然而，即使在當時日本民意壓倒性支持第9條，但如果只有幣原，恐怕也不會有第9條。難以想像，主權國家在「國家理性」之下會自願採納否定國家戰爭與軍事權力的憲法[36]。幣原也很清楚這一點，因此他看準了日本處於被占領下的大好時機，借用佔領軍的力量，讓第9條成為了憲法[37]。

可是，第9條在立憲主義史上的出現，同時又是歷史的必然。康德雖然在《永久和平論》中提出「世界共和國」或是做為其替代物的「諸國家聯邦」的構想，可是他並不期待人類能夠靠「理性」建立世界聯邦。反之，康德認為，人類的「反社交的社交性」，也就是「攻擊性」會帶來世界聯邦的誕生。因此，對於康德來說，「世界共和國」或是做為其替代物的「諸國家聯邦」並不只是「提案」，更是世界史的「必然」[38]。

而另一方面，立憲主發展史上的「異類」的日本國憲法第9條，確實是極為「日本」的產物，但它同時也帶有世界性的普遍意義。

柄谷行人指出，雖然自1950年以來第9條都沒有被真正實行，但第9條卻仍然屹立不搖。在民意高度支持第9條之下，自民黨政府始終無法明文改憲，只能透過解釋改憲不斷架空第9條。柄谷認為，第9條的高支持度，其實正反映了作為集體的日本人對於戰爭的「潛意識的罪惡感」。

柄谷認為，正是因為日本人對於戰爭抱持的是「潛意識的罪惡感」，所以才能那麼根深蒂固。如果是「有意識地」反省戰爭，那麼日本應該早就和德國一樣修憲成立國防軍了。正因為是潛意識（無意識），也就是「超我」的層次，所以無法透過教育、宣傳等方式改變，而根基於日本社會的「文化」之中。而第9條之所以能夠如此根深蒂固，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痛經驗之外，更與明治之前長達兩百多年的「德川和平」有密切關係。柄谷指出，「攻擊欲動」，也就是「死亡衝動」，只能藉由「攻擊欲動」來抑制。「德川和平」其實就是一種抑制「攻擊欲動」的體制。明治開國以來日本打破了「德川和平」，大量顯露攻擊欲動，不斷進行侵略戰爭。結果，在敗戰後原本的對外發散的攻擊欲動反過來克制自己，形成了厭惡戰爭的超我、潛意識的罪惡感，也就是「良心」。而第9條，正是根基於此[39]。

可是另一方面，日本國憲法第9條又帶有普世意義。日本國憲法的和平主義，絕非一國和平主義，而有著更宏大的世界藍圖。如同水島朝穗所言，「貫徹憲法的無軍備和平主義理念，可以說是經由『個別國家對外關係的立憲主義化』，以邁向『國際社會立憲主義』的確實道路」[40]。深瀨忠一也指出，日本國憲法其實要求了「最小限度」的世界聯邦[41]，而深瀨在其所提出的「綜合和平保障基本法」試案中，也要求了「各主權國家應該放棄軍備保有權」、「各主權國家的戰爭遂行權，應移轉於世界聯邦性的世界和平中心機構」[42]。

如同深瀨忠一所指出[43]，立憲主義的發展史必然會從「現代立憲和平主義」邁向「將來的立憲和平主義」。日本國憲法並不是「異端」，而是領先世界，率先成為了「將來」且「真正」的立憲和平主義。「繼承」與「斷絕」立憲主義發展的日本國憲法，確實是「藉由近代，超越了近代」。

在此，我們再次回到本章一開始的問題，「什麼是立憲主義」。

山內敏弘認為，如同「立憲和平主義」的論者們所言，立憲主義與和平主義之間有著緊密不可分的關係。在這個基礎上，山內敏弘認為可以將立憲主義進行再構築，並且將立憲主義定義為：「立憲主義，乃係以規定國民主權、權力分立、和平主義之作為最高法規之憲法統制國家權力，以保障人人之基本人權之原理」[44]。

本文將立憲主義簡潔地定義為：「藉由限制國家權力，以確保個人的尊嚴之實現」。雖然這個命題中看似沒有「和平」的要素，但本文認為，立憲主義必然得是立憲和平主義。「將來」且「真正」的立憲和平主義，才是立憲主義的完整型態。

「國家握有軍事力的合法性」、「國防、軍事事由作為基本權／基本人權限制事由」這些在所謂的「普通國家」被視為不證自明的「常識」，必然會伴隨「客體化」的效果。承認國家軍事主權的合法性，等於是認為可以為了「國家的利益」而命自國國民去死以及去殺人。此外，將軍隊與戰爭權力視為「合法」的同時，也代表著預設了「外國人」是一群可以「合法」消滅的存在。對於軍隊、或甚至說，對於國家自衛權而言，不論是本國或是外國人，都只是「純粹的客體」。這正意味著，本來理應只是「手段」的國家自我目的化，反將「個人」作為實現國家的手段。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擁有自衛權的國家和在革命前一樣仍然還是「目的」，而個人也依然和專制國家時代一樣，還是被作為實現國家目的的手段。立憲主義的理想，至今仍然尚未達成。「共和國（res publica！）」仍然尚未在人類歷史上出現。

本文認為，軍隊與軍備的存在本身、國家的戰爭與軍事權力、國家自衛權，必然是違反「個人的尊嚴」的國家機關與法律概念。因此，不應該依循「普通的國家」的基準，認為國家的戰爭與軍事權力乃以「個人的尊嚴」為核心的立憲主義所容許。國家自衛權與常備軍，正是時時刻刻威脅著「個人的尊嚴」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採取「真正」的立憲和平主義的日本國憲法，就是要消滅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因為，就如同清宮四郎所言，「日本國憲法，在確立民主主義體制的同時，也高舉了徹底的和平主義。和平主義，也是根基於『個人的尊嚴』此一根本原理。戰爭將眾多生命置於危險之中，並且顯著限制自由。因此，戰爭與該原理〔筆者註：個人的尊嚴〕並不相容，是再明白不過的事」[45]。

如同水島朝穗所言，日本國憲法，「藉由否定國防權力，將立憲主義徹底貫徹到保障國民的和平生存權為止」[46]。「將來」且「真正」的立憲和平主義體制的核心之處，正是「和平生存權」。在接下來的兩章中，本文將針對和平生存權，進行系統性的分析與論述。

註釋

[1] 樋口陽一，憲法Ｉ，頁417，1998年1月。

[2] 樋口陽一，憲法Ｉ，頁420，1998年1月。

[3] 樋口陽一，憲法Ｉ，頁419，1998年1月。

[4] 樋口陽一，憲法Ｉ，頁421，1998年1月；樋口陽一，立憲主義展開史にとっての一九四六年平和憲法憲法，載：恒久世界平和のために，頁139-140，1998年5月。

[5] 樋口陽一，立憲主義展開史にとっての一九四六年平和憲法憲法，載：恒久世界平和のために，頁141，1998年5月。

[6] 直到今天，部分日本右翼人士仍然認為當年日本發動侵略是為了從白人手中「解放」亞洲。

[7] 樋口陽一，憲法と国家，頁185，1999年8月。

[8] 請參閱本文第二章「立憲和平主義」第三節「作為「將來」且「真正」的立憲和平主義之日本國憲法及其繼承與斷絕」第二款「「穩健和平主義」論與正戰論之超克」（→2-3-2）。

[9] 樋口陽一，憲法Ｉ，頁422，1998年1月。

[10] 樋口陽一，憲法と国家，頁193，1999年8月。

[11] 深瀨忠一認為，日本國憲法非軍事和平主義可謂世界各方思想的匯流成果。除了西方立憲主義與基督宗教具有和平思想之外，深瀨也認為東洋自己的文化亦不乏和平思想。深瀨指出，在制憲國會上，幣原就屢屢引用「德不孤，必有鄰」等儒家經典為第9條進行論辯，樞密院議長鈴木貫太郎也引用了老子的「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深瀨認為，日本國憲法非軍事和平主義其實帶有再次發現日本文化深層的和平思想的色彩，但同時，也讓東洋的和平文化「接木」於來自西洋的立憲民主和平主義之上。參閱：深瀬忠一，恒久世界平和のための日本国憲法の構想，載：恒久世界平和のために，頁49-50， 1998年5月。

[12]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92-106，2016年4月。

[13] 柄谷行人，世界史の構造，頁475-478，2015年1月，文庫版；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01-105，2016年4月。

[14] 柄谷行人，世界史の構造，頁475-478，2015年1月，文庫版；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01-105，2016年4月。

[15] 交換模式論作為柄谷行人理論的核心，其說明可見於柄谷諸多著作，如：柄谷行人，世界共和国へ，頁17-40，2006年4月；柄谷行人，帝国の構造，頁23-30，2014年8月；柄谷行人，世界史の構造，頁8-47，2015年1月，文庫版；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18-133，2016年4月。

[16]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05-109，2016年4月。

[17] 請參閱本文第四章「和平生存權的辯證」（→4）。

[18] Immanuel Kant、宇都宮芳明譯，永遠平和のために，頁74，1985年1月。

[19] 柄谷行人、小嵐八九郎訪談紀錄、林暉鈞譯，柄谷行人談政治，頁146-147〔柄谷行人發言部分〕，2011年7月；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29-131，2016年4月。

[20] 柄谷行人，世界史の構造，頁490-491，2015年1月，文庫版；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28-133，2016年4月。

[21]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32，2016年4月。

[22]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32-133，2016年4月。

[23]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98，2016年4月。

[24] 柄谷行人，世界共和国へ，頁225，2006年4月。

[25] 深瀨忠一在「綜合和平保障基本法」試案中，也提出了類似的世界聯邦構想。深瀨認為，所有主權國家都應放放棄軍備，並將戰爭遂行權讓渡於世界聯邦。同時，深瀨也否定該世界聯邦以軍事力「維持和平」，並且指出該聯邦不能是地球規模的超級官僚制組織。世界聯邦應該採行「聯邦主義」與「地方自治」，要重視從下而上的市民跨國連帶。參閱：深瀬忠一，戦争放棄と平和的生存権，頁528-534，1987年5月。

[26] 幣原喜重郎在戰前曾擔任外務大臣，任內致力於推動裁軍與和平外交，但也因此得罪軍部。戰時幣原雖然被冷遇，但在戰後復出政界，曾在制憲時期擔任內閣總理大臣，並且向麥克阿瑟提出第9條的構想。「人間宣言」也是由幣原所起草。

[27] 幣原喜三郎口述、平野三郎紀錄，幣原先生から聴取した戦争放棄条項等の生まれた事情について，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文書名：憲法調査会資料（西沢哲四郎旧蔵），資料請求編號：165。本文所參照之再收錄文獻：深瀬忠一編，文献選集日本国憲法3戦争の放棄，頁39-55，1977年6月；鉄筆編，日本国憲法 9条に込められた魂，頁125-185，2016年3月。

[28] 值得注意的是，幣原洗三郎認為「世界政府軍」有其必要性。在關於第9條的憲法學說中，或多或少都帶有世界主義或是國際立憲主義的色彩，然而，對於是否肯定軍事力本身這件事，則有時代性的不同。以宮澤俊義為代表，戰後日本憲法學界初期雖然普遍肯認日本放棄一切戰爭與軍事權力，但是傾向於由聯合國軍擔保日本的安全保障。然而，深瀨忠一、山內敏弘、水島朝穗等相對晚近的憲法學者，則對於聯合國軍亦保持否定態度，認為應該以「非軍事」的和平手段促成世界和平。參閱：宮澤俊義，日本國憲法，頁157-183，1955年9月；深瀬忠一，戦争放棄と平和的生存権，1987年5月；山内敏弘，平和憲法の理論，頁391-423，1992年5月；岩間昭道，憲法破毀の概念，頁435-437，2002年5月；水島朝穂，平和の憲法政策論，2017年7月。

[29] 幣原喜三郎口述、平野三郎紀錄，幣原先生から聴取した戦争放棄条項等の生まれた事情について，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文書名：憲法調査会資料（西沢哲四郎旧蔵），資料請求編號：165。本文所參照之再收錄文獻：深瀬忠一編，文献選集日本国憲法3戦争の放棄，頁39-55，1977年6月；鉄筆編，日本国憲法 9条に込められた魂，頁125-185，2016年3月。

[30] 幣原喜三郎口述、平野三郎紀錄，幣原先生から聴取した戦争放棄条項等の生まれた事情について，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文書名：憲法調査会資料（西沢哲四郎旧蔵），資料請求編號：165。本文所參照之再收錄文獻：深瀬忠一編，文献選集日本国憲法3戦争の放棄，頁39-55，1977年6月；鉄筆編，日本国憲法 9条に込められた魂，頁125-185，2016年3月。

[31] 幣原喜三郎口述、平野三郎紀錄，幣原先生から聴取した戦争放棄条項等の生まれた事情について，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文書名：憲法調査会資料（西沢哲四郎旧蔵），資料請求編號：165。本文所參照之再收錄文獻：深瀬忠一編，文献選集日本国憲法3戦争の放棄，頁39-55，1977年6月；鉄筆編，日本国憲法 9条に込められた魂，頁125-185，2016年3月。

[32] 深瀬忠一，戦争放棄と平和的生存権，頁226，1987年5月。

[33] 深瀬忠一，平和の憲法と福音，頁45，1990年2月。

[34] 深瀬忠一，戦争放棄と平和的生存権，頁131-138，1987年5月。

[35] 深瀬忠一，戦争放棄と平和的生存権，頁132，1987年5月。

[36] 即使是禁止常備軍的哥斯大黎加憲法，也沒有完全否定國家的軍事與戰爭權力。

[37] 幣原喜三郎口述、平野三郎紀錄，幣原先生から聴取した戦争放棄条項等の生まれた事情について，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文書名：憲法調査会資料（西沢哲四郎旧蔵），資料請求編號：165。本文所參照之再收錄文獻：深瀬忠一編，文献選集日本国憲法3戦争の放棄，頁39-55，1977年6月；鉄筆編，日本国憲法 9条に込められた魂，頁125-185，2016年3月。

[38] ImmanuelKant、篠田英雄譯，啓蒙とは何か 他四篇，頁42-50〔「世界公民的見地における一般史の構想」部分〕，1950年10月；Immanuel Kant、宇都宮芳明譯，永遠平和のために，頁56-75，1985年1月；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99-100，2016年4月。

[39]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2-79，2016年4月。

[40] 水島朝穂，武力なき平和，頁218，1997年7月。

[41] 深瀬忠一，恵庭裁判における平和憲法の弁証，頁189，1967年10月。

[42] 深瀬忠一，戦争放棄と平和的生存権，頁533，1987年5月。

[43] 請參閱本文第二章「立憲和平主義」第二節「立憲主義與和平主義的交錯」第二款「立憲和平主義的世界史視野」（→2-2-2）。

[44] 山内敏弘，立憲平和主義，載：法律時報増刊 戦後日本憲法学70年の軌跡，頁36，2017年5月。

[45] 清宮四郎，憲法Ⅰ，頁108，1979年6月，3版。

[46] 水島朝穂，現代軍事法制の研究，頁2，199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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