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信箱】：「六四事件」學生無法退場的原因

問：請問老師 ，當時有受國外的力量以任何形式在背後幫助與操作嗎？

答：我很負責地告訴你，完全沒有任何國外力量在背後幫助和操作。為什麼我這麼肯定呢？因為「六四」之後，大批的學運組織者，包括我自己在內，被捕入獄，接受調查。以我個人為例，在整個運動時期，幾乎每天的行蹤，當局都有完整的記錄。很多事情我自己都不記得了，但是預審官員都很清楚，可見當局對我和其他組織者，可說進行了徹底的清查。

我們都知道，中共最擅長抓住一點小事情，就把中國的反抗運動抹黑為「西方反華勢力的操縱」。如果他們在全面清查的過程中發現了任何一丁點的證據，說明我們和所謂的國外力量有所聯繫，你不難想像，當局一定會大作文章，廣泛宣傳，並列為罪證。

可是，如果你願意花時間去看1991年大審判的時候，當局對我的起訴書和判決書（可見我寫的《王丹獄中回憶錄》），裡面沒有一個字提到「國外力量」的問題。顯然，當局投入那麼大的力量，用了一年多的時間，也沒有找到任何證據，說我們的行為與「國外力量」有關。這等於從反面回答了你的問題。

　　　　　　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Photo source : wikipedia CC BY SA 3.0

問：紀錄片說您是支持學生先復課的，可是最後運動還是被激進的領袖領導了。當時你們對如何退場是怎樣思考的呢？有沒有考慮過配合一下趙紫陽呢？或許可以和共產黨博弈出一個好一點的結果。但歷史沒有如果，學生合作也會冒著很大的風險被秋後算帳。通常越激進越容易得到大多數的支持，導致最後最激進者劫持了所有人。面對強大的對手，想一下就擊倒對方是不切實際的，最後就是悲劇發生。

答：我完全同意你後半段話提出的判斷。就算學生當年真的撤出了廣場，真的做出了妥協，其實也沒有人可以保證，事態就會完全平息下去，中國的局勢就會穩定。認為學生撤離就天下太平，只不過是沒有證據的臆測。

然後我來回答你前半段的問題：在學運發生以後，尤其是運動的後半期，一些主要的運動協調機構，其實一直都有在討論退場機制的問題。我們當然希望能配合黨內的改革力量，但是配合也需要對方能協同行動。遺憾的是，以趙紫陽為代表、主張溫和解決學運問題的中共黨內力量，不可能跟我們協同行動。因為當時的中共，完全是鄧小平一人獨裁的人治體制，趙紫陽雖然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軍委副主席，但是鄧小平一句話，就剝奪了他決策的權力。

趙紫陽等黨內改革派儘管一再努力，也無法推動鄧小平等中共元老答應學生任何一條要求。在這樣的情況下，在當時是沒有妥協的空間的。即使我們這些組織者希望轉換運動方式，但如果學運的基本訴求完全得不到當局任何一點善意的回應，我們的訴求也沒有任何的合法性和說服力。

結論就是，妥協是雙方的行為，中共強硬拒絕抗議民眾的所有訴求，不給妥協留下任何一點可能的空間，才是導致學生無法退場的根本原因。

封面圖片來源：wikipedia CC BY SA 3.0

編輯：熊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