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六四事件」撤出廣場的四次機會

「六四事件」已經過去27年了，關於八九民運的是非功過，各種討論已經汗牛充棟。做為當事人，我覺得與其去討論、爭論是非，不如多從記憶中整理出一些史實，提供後人參考。畢竟，真正有資格說話的，其實是事實。而這一篇，我想就記憶回顧一下，自1989年5月13日學生走上廣場、開始絕食行動之後，曾有過幾次撤出廣場的機會。很多不了解事實的人，有的出於好意，有的處於惡意，都會疑惑或指責當年的學生為什麼不及時撤出廣場。但是，事情並非如此簡單，就讓我們回到歷史現場，再下結論好了。

5月13日絕食一開始，從當局到知識份子，都一直有人建議和勸說學生撤出廣場；後來的事態發展中，也確實曾有幾次機會，是有可能撤出廣場的。

Photo Credit：看懂六四（天安門）事件

第一次機會，是根據趙紫陽的回憶錄記載。在他出訪北韓回來北京之後，曾表示對《人民日報》426社論的不滿，而「修改426社論」正是當時學生絕食提出的兩個條件之一。所以趙紫陽以總書記的身分，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提議，重新發表一篇社論，改變426社論對學生運動的「動亂」的定性，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眾所周知，這個建議被否定了，因為426社論是根據鄧小平講話的調子寫的，而否定鄧小平的意見，鄧小平是不可能答應的。但是，如果當時真的按照趙紫陽的意思修改了426社論，學生絕食的條件公開得到滿足，撤出廣場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第二次機會，是5月19日中共宣布戒嚴令。事態進一步惡化之後，在學者曹思源的積極活動之下，24位全國人大常委聯署，呼籲正在美國出訪的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緊急返回，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廢止戒嚴令。全國人大至少在名義上是中國的最高權力機關，如果萬里真的回國主持並要求國務院廢止戒嚴令，這不失為一次透過既有的權力機制解決問題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