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保守派更加慎重務實的瑞典左派：福利國家談退休金制度
瑞典有一種小規模的行銷活動，叫做「家庭派對」（Home Party）。在二三十年前，瑞典家電廠商和全國各地的家庭合作，這些家庭邀請他們的街坊親友來家裡參加派對，在派對上家電推銷員讓大家試用和選購吸塵器或是果汁機。現在大家都在家電專門店買家電了，但還是有很多當地的小廠商，像是服裝設計或釀造啤酒的品牌，用這種方式讓大家試穿、試喝，製造和顧客面對面的機會。有趣的是，有些瑞典政黨，尤其是得票率在進入國會的門檻（4％）上下徘徊的小政黨，也常採用這種方式和民眾接觸，和台灣的「掃街拜票」有點像。
去年瑞典大選前，瑞典女性黨就在全國進行了一連串的家庭派對。各地的女性黨黨員或是支持者，只要安排15人以上的派對，黨主席Gudrun Schyman就會去參加，有時候她一天要跑4、5場。我的婆婆剛好被朋友邀請去其中一場，問我們要不要一起去，所以我和我先生和公公婆婆去參加了人生第一次「轟趴」。
我婆婆的朋友租了一個社區的公用空間，容納30多人，我一眼望去，發現大約三分之一是男性。主人提供了咖啡，大家先聊天敘舊一下，接著Gudrun來到會場，和大家打過招呼後，她說：「我聽說今天在座有很多退休的朋友，請問各位，在你的家庭，女方每月退休金比男方少的有哪些，請舉手。」幾乎所有退休年齡的男女都舉手了，我的公公婆婆也舉起了手。她接著說：「根據統計，目前瑞典的退休人士中，男性的平均每月退休金比女性多了45％，也就是6000多克朗（近三萬台幣）。當然，現在的退休朋友，你們是來自於另一個時代。」聽到這台下的阿伯阿嬸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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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的瑞典，男性勞動率比女性高，男女收入差距也比現在大更多，造成了現在的落差。但是，我們可以預測30年後的退休金分佈。」她看了看我們幾個比較年輕的聽眾。「就算夫妻收入相當，女性的退休金，也將會比男性少10％~15％。造成這個現象的主因，是因為退休金很大一部分是以生涯收入，也就是生涯工時計算。女性每一次因為生育和育兒減少的工作時數，都會對退休金造成直接影響。」
接下來，她提出了幾個改善的方案，和大家討論這些方案的長短處和可行性。回答了大家的問題後，她匆匆趕往下一場派對，留下意猶未盡的聽眾們繼續交流自己的經驗和想法。
被燒掉的10萬瑞典克朗
兩性平權運動其實就是發覺體制中的權力傾斜，並且給予矯正的過程，因此我覺得從推動兩性平權的過程中，可以看到推動各種社會平等和權益的縮影。從這一場「女性政治轟趴」的經驗，和對北歐推動兩性平權的一些觀察中，我得到了許多並不僅限於兩性議題的領悟：
一般在福利國家，「應急」、「養育」和「存老本」這些需求以社會保險和退休金制度來代替，民眾一般是不太儲蓄的，因此每月退休金多寡幾乎直接反映了老後的生活。當我聽到現在瑞典退休男性平均每個月比女性多拿近三萬台幣的退休金，還聽到以後我的退休金將會是我先生的九折，就不禁對在場男性們燃起了怒火。但是我發現身邊的女性，包括主講人，都沒有把矛頭指向男性。其實，在聽到這些數據的時候，我公公的臉上也難掩吃驚的神情。在座的男性和女性，一起把矛頭指向制度，試圖找出癥結。
女性黨目前在瑞典成功引起最大聲浪的活動，是一位廣告公司的老闆策劃的。根據統計，如果把瑞典全國的男性總和起來，因為制度的優勢，他們每一分鐘都比女性多獲得10萬瑞典克朗（約40多萬台幣）。於是他捐了10萬克朗給女性黨，由Gudrun在一個政治活動上，花一分鐘把那些紙鈔燒光。這個行動在各大媒體製造了爆炸性的話題。
他說，如果資助女性黨買廣告刊登文宣，就算倒好幾個十萬克朗，都很難得到民眾的注意，還不如把十萬克朗燒了，現在全瑞典的媒體都在幫女性黨免費宣傳。為女性黨想出這個企劃的廣告公司老闆，他是男的。而現在瑞典女性黨最大的經濟支持者之一，是瑞典知名樂團ABBA的團員Benny Andersson，他也是男的。
一個巴掌拍不響，兩性平權必需要兩性互相理解和合作。相同的，勞工權益要勞資雙方互相協商，而社會平等的理念如果無法滲透到社會菁英和富人階層，永遠只是口號。
少一些對立的激情，多一些冷靜的檢討
我聽過一個故事，一個老師在教室前放了一個桶子，讓在座的學生們輪流把球丟進桶裡，看誰能投進。對於這個明顯有漏洞的規則，坐在越前排，情勢越有利的學生，質疑的聲音就越小。我們可以想像，讓佃農起而反對地主其實並不難，真正難的，是讓社會上的菁英富人階層願意犧牲自己的利益來支持平等。
每次瑞典大選結束，都可以在網站上看到全國投票的分佈，了解每個地理區域，甚至一個社區的居民投給了哪些政黨。一個粗略的方向是，在社經地位一般的中產和藍領區塊，可以看到一片支持平等、偏左的社民黨玫瑰紅；而在那些「高檔」的社區，比方說斯德哥爾摩的高級住宅區，中間偏右的藍色溫和黨分佈更廣。這是一個可以預想的，很自然的分配。但是吸引我目光的是，無論是在多「高檔」的街坊，照理應該是最相信獎勵卓越的「成功人士」們住的地方，還是可以看到不少偏左政黨的紅色調，在一片藍色的背景中，像花朵一樣點綴。
我想，瑞典之所以有這麽多支持兩性平權的男性、推動勞工權益的老闆，和鼓吹社會平等的菁英富人，是因為瑞典的改革少了對立的激情，多了冷靜的檢討，以及讓整體社會受惠的永續構想。當女性黨在燒那十萬克朗的時候，他們並不是在向男性抗議或發怒，而是向社會發送信號，邀請男性女性一起來參與討論。最後，許多處於優勢的人們，也能漸漸理解與肯定這些制度改革對整體社會帶來的正面作用，相信從長遠來看，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下下一代都會因此而受益。
我們在人生中都或多或少有坐在前排和後排的經驗。坐在前排的時候，我們是否能察覺到優勢？是否看看身邊同在前排的人都沒說話，就不作聲了？坐在後排的時候，我們的不滿，是來自對前排的眼紅，恨自己沒有坐在前排，還是真正希望打造更永續更公平的規則？
男女比是1：1，貧富比是99：1，就理論來說促進社會平等應該比爭取兩性平權容易多了，在民主制度下用多數民意改善不平等的規則，應該像摧枯拉朽一樣。然而，在台灣，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好像都不是這麼簡單？
什麼才是真正的「階級流動」？
我想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的眼光常被侷限在「不滿既得利益者」的格局裡。現在台灣輿論很重視「階級流動」，抗議權貴複製階級。然而大多人對階級流動的詮釋，似乎只包含了由下往上的單方面流動。這個傾向本身，是否和「平等」的真意自相矛盾了？在抗議階級複製的同時，誰來深入質疑「階級」的本質？結果，晉身前排以後就突然看不見規則漏洞的人比比皆是。結果，我們生氣的對象，原來只是坐在前排的人，而不是不公平的規則。
我發現真正落實階級流動的國家，並不是一味地製造「往上攀升」的管道，而是致力讓社會每一個階層都有尊嚴和選擇的自由。我身邊中產家庭出身的瑞典親友，大多也都走入了中產階層，但是選擇就讀職業學校，或是念完大學以後選擇開火車、務農的人也不在少數，這對我來說簡直是天方夜譚。
但是他們高學歷高收入的父母都放心支持，因為他們知道無論做什麼，他們的孩子都會有尊嚴，有不錯的生活，以後他們的孫子想要當律師或是當修車技工，也都不會遇到任何外在的阻礙。這種社會的「平流」，也許才是真正永續的「階級流動」。
在不滿權貴的同時，卻隱隱希望自己也能晉身權貴。在憎惡坐擁房地產的人把房屋當商品炒作的同時，卻隱隱希望自己也可以賺一筆，這是在許多人內心上演的戲碼，也是人之常情。而打造更公平的社會，往往必須把眼光放遠，才能描繪出真正永續的藍圖。
看到現在北歐在兩性平權的成績，很難想像在一百年以前，北歐各國的女性都沒有投票權。他們這一百年在兩性平權的成長，可能讓人有女性運動急先鋒的感覺，但如果仔細回朔，會發現他們其實步步慎重，只是不曾停滯。
反覆檢討與分析之必要
現在瑞典有18個月的育嬰假，育嬰假期間領八成薪水，父母分著用，爸爸至少要使用一個月。目前男性使用育嬰假的平均值是25％，也就4.5個月。從2016年開始，政府規定爸爸至少要使用3個月的育嬰假，到時男性使用育嬰假的比重預估將會提升到30％。
就算是在如此提倡男女平權的瑞典，目前男性分攤育嬰假的比重還是只有25％。而他們近階段目標也不是理想的50％，而是30％。
現在瑞典爸爸平均使用4.5個月的育嬰假，在這樣的情況下，強制爸爸育嬰3個月的政策，看起來似乎沒什麼作用？經過Gudrun的解釋，我才知道原來這一個政策的目的，是去改變一種「典型選擇模式」。這種模式出現在女性處經濟弱勢的家庭，通常是爸爸收入比媽媽還要高很多，導致爸爸如果選擇育嬰，將會造成較大的經濟損失。這樣的家庭由媽媽育嬰，是再自然不過的選擇。這種選擇雖然避免了短期的經濟損失，但無論是對職涯發展或是往後退休金上的負面衝擊，都將由女性承擔，最終更加深了女性的經濟依賴程度。這次的新政策，對夫妻收入相差不大的家庭沒有太大影響，但卻能影響到目標族群。
在社會政策上，右派思維偏向強調人人都應有選擇的自由，不應該干涉。而左派思維則認為在看似自由的社會中，我們的選擇其實常常被現實束縛。如果一個選擇是出於身不由己，並且造成不平等的結果，則適度的干涉，才能達到真正的自由。當然，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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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尤其是左傾政黨）在討論社會政策的時候，常使用「選擇模式」這個關鍵字來分析不平等的前因後果，試圖干涉這種模式。比方說，很多瑞典媽媽都選擇使用大部分的育嬰假，這個選擇模式是導致女性退休金較低這個不平等結果的一大主因。
干涉選擇模式可從兩個角度，第一是去影響選擇前的誘因，第二是調整選擇後的結果。
在分析誘因的時候，可以看到媽媽們決定多使用育嬰假的原因林林總總，但是上文提到女性處於經濟弱勢的案例，是這個選擇模式最大宗的「典型誘因」，這種左右人們選擇的「典型誘因」往往能反映出社會問題的癥結。要改變誘因，有強制和獎勵兩種方式。目前瑞典已經有獎勵父母平均分攤育嬰的政策，但看來對影響這個典型誘因沒有成效，所以這次政府決定使用強制的方式。
在調整後果方面，瑞典政府也可以改變退休金計算的方式，讓女性拿到更高的退休金，但是這個方案不但會增加社會支出，而且也變向地鼓勵了這種選擇模式，違背推動兩性平權的初衷，因此這個方案沒有被考慮。
我用這麼大篇幅來分析這個政策，其實只是想要表達，這個看似很小的改革在正式推行之前，是經過了這些考量和檢討，力求在有限的社會資源下，把支點放在能產生最大槓桿力的地方。從25％~30％，這個小小腳步背後的深思熟慮，和其投射的遠景，都不是表象可以言喻的。
「25歲時如果不是左派，表示你沒有愛心。35歲時如果不是右派，表示你沒有腦。」這句名言有各種版本，出處也不詳（很多人相信是邱吉爾），但是可以大致總括許多人對偏左意識的印象，是浪漫、激進、無謀。
然而，我至今在北歐社會感受到的偏左意識，卻是恰好相反，更偏向老成慎重，甚至有點摳門的務實。
女性運動、社會運動，因為和保守的衝撞，常常讓人有浪漫無謀的刻板印像，但是瑞典和其他福利國家都一再印證，改革政策其實骨子裡比很多保守政策都還要慎重務實。如果沒有這些反覆枯燥的檢討和分析，立意再好的政策都難免會與現實脫節。
在瑞典，我看到決策者和媒體致力於把這些難咀嚼的細節梳理明白，向社會發出信號，也看到願意耐著性子坐下來聽這些分析的民眾，這兩點都是我們可以思考和借鏡的。
（編註：新作者吳媛媛的寫作計畫即將上線，歡迎追蹤、支持！）
封面圖片來源：Wikimedia
編輯：熊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