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如何詮釋難民？研究者眼中「觀看的正當性」
從6月底到7月中，因為龍應台基金會思想地圖計畫的補助，我去了挪威與希臘，試圖回答一個問題：「台灣需要什麼樣的難民法？」在希臘，我參加愛琴大學人類系在列斯伏斯島（Lesvos，2015年每日有數百至上千名難民上岸的希臘小島）所舉辦的暑期學校，原因之一就是暑期學校安排了前往毛利亞難民收容所（Moria Refugee Camp）的一日田野調查。田調前一天，研究雅典城內菲律賓家務移工的教授，講授的課程有個很聳動的主題：難民奇觀（Refugee Spectacle）。
教授從當地人視角中，大量難民上岸造成的不尋常景觀開始，分析難民相關報導當中所搭配的影像。那些照片中，有的以孩童為主角，有的以救難隊員辛苦將難民拉上岸為主角，並使用國際媒體上持續轉載刊登的幾張著名照片，包括安潔莉娜裘莉（Angelina Jolie）與教宗來訪列斯伏斯島，以及中國藝術家艾未未（Ai Weiwei）聲援難民的影像創作。接著，她設計了一個活動，利用6、7張不同類型，以難民或難民遷移現象為主題的新聞與藝術攝影，要求學生從中選擇一張最能表達議題的照片，並解釋為什麼。在過程中，我們聆聽同學與其他教授的選擇與原因，講述自己的立場，並且反思。
毛利亞難民收容所（Moria Refugee Camp）
今天，若我們在Google上鍵入「Syrian refugees」，Google會自動分類，您要找尋「兒童」、「船」、「難民營」或者地圖。遠在千里之外，觀看這些影像的我們，和遠方的他們究竟產生什麼連結？一個父親抱著孩子，穿著雨衣孤獨地在高速公路上行走，想要為他的孩子找一個家；海巡署隊員穿著鮮橘色的救生衣，大聲喊叫著船上的同僚將懷中落水的難民接上甲板；希臘老奶奶幫難民媽媽餵奶瓶，媽媽站在一旁輕鬆地和鏡頭外的不知是誰聊天……畫面正如文字，切割出的視角左右著我們如何認識不熟悉的現象，挑選一張最能夠代表現象的影像，也正如我切割文字，想要針對我所認識的受眾，傳達出獨特的訊息。我最後選擇的是一張Skala到Ayvalik的海，在這片看似平靜的海上，難民的遷移其實應該回歸歷史軌跡。
當我們不得不拍照
身為龍應台基金會思地圖計畫的受獎者，在成果報告當中我必須繳出10張照片。然而，公佈難民的照片有可能會傷害難民的權益；透過連結我公開的內容與他們的身份，有可能對他們產生困擾。雖然攜帶了攝影器材，但在大部份時間裡我都不會將器材拿出來，不希望給我的受訪者造成壓力。
難民奇觀（Refugee Spectacle）這門課程討論的內容，正好也回應了我對於呈現難民，開放詮釋的不安。奇怪的是，教授最後交待的隔日田野作業，居然是叫我們隔天到毛利亞難民收容所拍照。我立刻陷入了兩難。
種種因為身份認同而自我冠上的倫理意識困擾著我。身為一個研究者，對於田野倫理的自覺是接觸、訪問、紀錄、拍照以及後續的發表，應該完全按照受訪者的意願，甚至研究者基於一個對更大結構的理解，若是看到受訪者現身，可能會對他本身造成損害，更應該盡保護的義務。但在瞬息萬變的現場與政治環境中，我們如何能夠辨識此刻所下的決定是最佳選擇？
以往，若是我的報導人有任何猶豫，我甚至連筆和筆記本都不拿出來，只是陪他們聊天。然而，身為一個與知識工作、有能力利用知識影響別人的人，我的不作為，難道不也是一種不負責任？
如果我的報導人正處在一個情緒的困境，我想身為一個人，應該只是安靜地陪伴，而不是進一步把別人當成研究對象，即便已經得到對方的同意。可是有時候，過量的同理心其實反應出研究者自身情緒狀態的脆弱，同時也變相地鼓勵對方建立一個情感需求；但是移動中的研究者，又無法長待在那個情境中提供穩定的精神支持。
此外，身為一個暑期學校的學生，我有點想配合老師的作業，因為我想知道她設計這個作業的目的是什麼。跟我的歐洲同學相較之下，或許這是東亞學生的奴性……好吧，可能是我個人的奴性。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隔天，我們一行40人坐著大巴士來到了難民營外面，每個學生拿著照相機或手機，簡直像一個旅行團。暑期學校的學生都是研究流亡或難民的碩博士生、博士後研究員或助理教授，當然立刻察覺到這個場景的荒謬性。許多人立刻選擇不配合老師交待的任務，開始利用時間跟身在難民營外的難民攀談。
「其實，在難民營中耗費數月等待難民身份證明文件的人們，妳可以說他們很無助，或者是很無聊。」在NGO工作的朋友這樣告訴我。
之後，我們來到了田野調查的第一個場景，眼前的畫面卻顯得那麼不真實——一座大監獄一樣的難民收容所，牆上纏繞著鐵絲網，門口是荷槍實彈的警察。收容所外頭，有幾輛活動房車改裝成的咖啡座，賣一些平價的飲料、中東口味快餐和日用品。在咖啡座安排的長條板凳與遮陽蓬下，我看著那些穿著時尚小背心、超短褲的歐洲女同學，跟穆斯林男性難民在聊天。男人的眼睛不住地打量，女孩露出有點尷尬的表情。我在心裡默默地小劇場（雖然我是穿著襯衫長褲）：同學，不要緊張，那是因為在他們的國家，極少看到女性做這樣的打扮。一個理性的尋求庇護者，假如他們不因酒精或其他原因失去清醒的神智，不會給自己任何觸犯法律的理由。
「我想告訴妳，情況真的很糟」
在田野調查這一天，我們暑期學校的學生才被告知我們長久期待的田野調查只有兩個小時，教授僅僅選了兩名學員和她一起進入收容中心參觀，同時安排了聯合國難民署（UNHCR）的專員、警察和醫生向在外面咖啡座區域等待的學生簡報他們的工作，並接受學生提問。
3名專業助人者講完，眼看兩個小時很快就要過去，我希望可以嘗試直接跟難民對話，因此買了一杯冰咖啡之後，裝作正在找位子，4名來自非洲的難民慷慨地指出他們旁邊還有空位，示意我坐下。讓我叫他們B、C、D、E吧。
我坐下之後，他們便開始訪問我是誰、從哪裡來......，我一一回答，然後試著跟他們攀談問收容中心裡面的情況。「情況真的很糟。」他們每個人都睜著大眼睛，爭先恐後地抱怨收容中心裡的各種亂象——骯髒、過於擁擠、枯燥、不同族裔之間的衝突一觸即發。B打開智慧型手機，直接秀給我看他拍的照片，問我有沒有藍芽，可以使用無線傳輸。
我問：「你想要傳給我照片，是為了什麼呢？」
C說：「我們拍這些照片，是為了要傳給訊息小組中其他的成員，讓他們知道毛利亞難民收容所目前的情況，假如他們還沒有搭上前往Lesvos的船，他們還可以選擇去其他地方。」
B說：「妳既然研究難民，那妳把這些照片公開吧！讓世人看到，毛利亞難民收容所裡面的慘狀。我們逃出自己的國家，跨海而來，卻要忍受這樣的生活環境......。」
我問：「逃出國家的原因是什麼呢？」
4個年輕男人在我面前臉色一變，眼神漂移，開始說起轟炸、死亡、綁票、親友生死未卜。我很快地轉移話題，問起他們每個人身上戴的飾物或紀念品。
C忽然問我，妳為什麼沒有拿筆把我們講的記錄下來呢？對我來說，默記速寫是長年來累積下來的技巧，雖然沒有錄音檔逐字稿，也就容易被質疑證據的可信度。我反問他：「你希望我寫什麼呢？」他一時沉默，然後說：「這裡真的很糟，你把它們寫出來，你把我們的故事寫出來，讓更多人知道。」
難民們席地而睡。
然而，我心裡想的是，難民必須對不同的人重新地、一再地講述自己的遭遇，這是取得庇護必經的過程，也是為自己爭取更有保障的未來的一種手段；但重述這些充滿死傷與壓抑的故事本身，可能又是一個再一次經歷創傷的過程。
在和這些來自非洲的難民聊天的過程中，可以明顯感受出生活壓力使得他們的情緒暴躁、沉默退縮或是缺乏耐性。「他們對我的期待我能夠滿足哪些？我願意滿足哪些？」這些也變成我在幾經考慮後，丟出一個個輕巧簡單但重要的問題時，內心所想的內容。對話仍在持續，我喝著咖啡，試圖說服自己應該盡量輕鬆自然，讓他們帶著我談他們想要談的。
研究者的角色何其渺小。我們來了，我們可能問了別人最私密的問題，我們拍照，然後我們就離開，回去寫我們的論文（也沒多少人看），在自己的小圈圈裡有其他的任務（比方說畢業或升等）跟想要追求的成就（多少研究者畢生盼著一本代表作）。然而研究者之於田野的角色是什麼？多年來，我反覆問自己，有沒有什麼是在那個當下我就能夠做到的？
這個北非與中非男子團體也明白我只是過客。他們主動要求交換Whatsapp，我也就從善如流地交出我的手機。接下來的好幾天，他們陸續送來更多收容中心當中的照片，人們擠在簡陋的帳篷裡，不論是要去廁所或食堂都得排上兩小時的隊。更多、更多的男人在鐵絲網圍成的通道中眼神渙散、無所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