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我在獄中寫給國際社會的信

各位關心香港民主進程的朋友：

我被判監接近一個月時間，在獄中翻閱報章得悉國際社會非常關注雨傘運動的判決。對於十六位示威人士因參與三年前的和平抗議而面臨監禁。國際人權組織、英、美國會議員，德國人權專員，彭定康等，在中共政權崛起之際，挺身而出為港人發聲，支持這場由年輕學生發起，歷時七十九天的和平抗爭運動，實在令我們一眾在囚戰友十分感激。

2014年，我與香港人投入雨傘運動，以非暴力抗爭方式爭取香港落實民主體制，自由選出香港國際城市的首長。去年，法庭裁定我參與非法集結罪名成立，當時法庭信納我們參與公民抗命並非為一己私利，判80小時社會服務令。但路透社揭露，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凌駕檢控會議共識，堅持要覆核我們的刑期；在庭上更將和平的雨傘運動與暴力騷亂劃上等號。袁國強司長作為司法體系的首長，卻由不民主政府委任的政治任命官員。這次覆核刑期的政治決定亦存有利益衝突，因為他本身參與「政改三人組」又曾批評雨傘運動。最後，曾經參與反佔中愛國組織的保守法官，以「遏止歪風」為由將我囚在獄中半年。

昔日，非法集結罪名只會用作檢控幫會人士，主權移交後卻成為打擊香港民主運動的工具，而判刑亦有違一致性。從此參與公民抗命的成本不再是社會服務令，而是以半年起計的監禁刑期。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廷教授陳健民教授和年屆72歲的朱耀明牧師也將在明年入獄，反映香港不再是國際社會所理解的「有自由，無民主」城市。爭取民主自由的香港人逐一被律政司以法律手段控告，判處不合比例的監禁刑期。在北京的干預下，我們引以為傲的法治已變為威權式法治。

縱然監獄生活實在枯燥，在庇護工場非常單調的工作，又不能跟家人和戰友聯繫亦相當辛苦。儘管如此，我仍已投入雨傘運動為榮。當我在監獄裏讀到《曼德拉自傳》和《劉曉波獄中回憶錄》，不禁令我想起監獄的英式步操訓練和難吃的膳食又算得甚麼？坐牢是民主轉型的必經階段。即使我們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無法阻止我們自由的靈魂繼續追求民主。經歷這些磨練後，在囚戰友的信念會變得更加堅定，更有機會換來一代香港人的覺醒和國際社會的支持。以往我們提到「政治犯」，大多是中國共產黨治下的異見人士，但當香港步入威權時代，我們爭取人權和民主的朋友便可能因此被囚。香港從未出現過數以百計的政治犯，國際社會是否仍可視以不見，瞞騙自己香港仍是一切如常？

坦白說，在貿易關係凌駕人權價值的時代，不少國家很容易向專制獨裁的中共政權示好。但我仍深信：作為中國領土中最具備民主土壤的城市，香港在中共十九大開幕前夕——象徵習近平的強硬路線主政的年代，出現一個又一個的青年政治犯，反而更能揭開中國和平崛起的假象。

英國外交部發表的「香港半年報告」至今仍斷言一國兩制維持穩定行之有效，實在令人感到非常憤怒。當香港出現一個又一個政治犯，我認為英方更有責任重新審視香港問題。作為《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國，英國的國會亦應透過辯論和舉行聽證會，對香港民主運動作出公允評價；現時香港民主運動面對政權全面報復清算，一眾政治犯未來五年更失去參選權利，這明顯是違反《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前港督彭定康在我們判囚後，勉勵三人的名字將被歷史記著。《紐約時報》編輯又建議提名諾貝爾和平獎。我很感激這些鼓勵，但其實身處牢中，我只謙卑地希望世人不要忘記香港，歷史會記著雨傘運動。更值得獲諾貝爾和平獎嘉許的，是投入雨傘運動的每一位香港人。

相比掌控全球四分一人口的中國共產黨，香港只是一個七百萬人口的城市。雖然香港很微小，但港人的勇氣、決心和堅持而變得強大。爭取民主必須經歷牢獄試煉，即使歷史重演我也會義無反顧參與公民抗命，因為這是時代給予香港人的責任。我們會繼續抗爭，直到香港民主結出豐碩果實。

香港雖小，卻因香港人而強大。

黃之鋒 2017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