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外的國度」就有「意外的國父」嗎？──讀《意外的國父》的疑問與商榷

這三人何以成為國父？

本書寫道，為了保護中華民國，蔣介石在一九五零年代，成功利用當時韓戰、臺海危機等一系列局勢，以務實外交手腕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使中華民國受到美國的保護。然而，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關係改善，在聯合國代表權之爭勝負即將分曉之際，為確保未來存活於世界，蔣介石私下對美國表示，願意放棄「中國代表權」，並可由自己以「中華臺灣共和國」為國名推動台獨建國，但不能接受美國援助其他臺獨，摧毀蔣家王朝，然為時已晚。汪浩感慨，「若如果能早幾年與美國充分協商，推動這一方案就好了。」

作者認為，蔣介石此後推動務實外交，保住中華民國獨立自主的國際空間，更在日記對中華民國清楚定位為「獨立自保而已」、「邁向獨立自強之心理」，明確放棄「反共復國」，這是對中華民國「國家定位」的根本轉變。書中更指出，從反共基地轉為獨立自保，「才有了臺灣主體性」，是蔣介石為了保護「臺灣的事實獨立」，「被迫啟動『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史進程」，「意外」促成「現代臺灣（即領有臺澎金馬的中華民國）」誕生。因此他嘆道：「蔣介石晚年處理外交和國防戰略是非常靈活和實用的，臺灣歷史學家們卻未給他這一表現應有的評價。」作者認為，蔣介石實是「現代臺灣」「意外的國父」之一。

蔣介石死後，中華民國面臨著尼克森與季辛吉為求聯「中」制蘇而「出賣」了「中華民國」、「中」美關係正常化與「上海公報體制」建立、「中國」三段論「一個中國」原則向外的宣示、奠基於《上海公報》和《臺灣關係法》的美國「一中政策」出現、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中國宣示永不放棄武力收復臺灣等嚴峻局勢，蔣經國持續推動「中華民國臺灣化」，宣示「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以面對這些挑戰。[1]

對美國方面，「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後，作者指出，蔣經國除了堅持「中華民國」是「有效控制臺澎金馬」、在國際法理上不容否認存在的主權獨立國家外，蔣經國更領導朝野如辜濂松、宋美齡、「陳唐山」等人，運用對美國會的影響力，推動《臺灣關係法》立法。並更進一步「臺灣化」：放棄「唯一中國」正統，提出「中華民國」在《臺灣關係法》中以「台灣政府」稱呼的建議，但不為美國所採納。

跟中國「一中原則」很不同：美國「一中政策」不認為臺灣是中國一部分／沃草公民學院

1949年，蔣氏政權在國共內戰中節節敗退，終至撤退來臺。當時美國的一中政策，主要就是在處理這個變化的局面，亦即兩個敵對的「中國政府」：在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和在台北的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

同時，蔣經國推行「反共、親美、保臺」的「經國路線」，力抗鄧小平「一國兩制」統一攻勢，堅持「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將兩岸定調為「地位對等」，並將外交政策中心定為「確保美國忠實執行《臺灣關係法》」，對內則推動「中華民國認同」與「臺灣認同」合而為一。作者認為，蔣經國說「我來了臺灣四十年，我也是臺灣人」這句話具有「深遠政治意義」，在於促進「中華民國＝臺灣」的認同。

汪浩更指出，蔣經國此舉不僅應對1972年中美簽署上海公報後，箝制「中華民國」的國際現實（若林正丈稱為「七二年體制」，汪浩則命名為「上海公報體制」），更想當「現代臺灣」的國父，因此積極推動「法理臺獨」，卻又因為平生謹慎，最終沒有走出最後一步。蔣經國最後「有意圖地」挑選李登輝為繼承人，因為他認為李登輝理念一致，相信李登輝會加速「中華民國臺灣化」，完成其未竟事業。因此蔣經國也是「意外的國父」。

作者也認為李登輝延續著兩蔣「臺灣化」、「中華民國＝臺灣」的路線，面對中美兩國建交後的蜜月期，為保國際生存空間，除了持續推動非官方關係的實質外交，也透過各種曝光機會，製造兩岸是不同政治體的形象。

雖然逐步與中華人民共國建立交流管道，但李登輝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只願意堅持自己的三段論「一個中國」原則，絲毫不理會「中華民國」的意願。因此他在「一個中國」原則上並不讓步，堅持著蔣經國「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主張，在中國名稱未定下，抗拒中國矮化雙方為「中央—地方關係」和「臺灣是中國叛亂一省」的宣稱，繼續推動對等的兩岸定位論述作為抗衡，亦即俗稱「兩國論」的「特殊國與國關係」。

然而在中美關係蜜月期，「兩國論」受到壓制。作者認為李登輝「有意識地去衝撞『上海公報體制』對臺灣國際關係和國際法地位的框限，希望為未來的總統開路，擔當起現代臺灣國父的角色，可惜，由於中國和美國聯手激烈反對『兩國論』，李登輝最終功虧一簣，沒能將『兩國論』入憲。」

總結上述，作者認為因應著國際／兩岸關係的劇烈變動，為了確保「中華民國」在國際的生存空間，以蔣介石為開端，做出了劇烈的「政策」調整：「臺灣化」。這個政策調整以蔣介石遇到的「中」美關係改善、聯合國代表權之爭為開端，從蔣介石願意接受改名、雙重代表權等舉動，已經是「臺灣化」的開端，「中華民國」開始向現實控制領域「臺澎金馬」收縮。

而蔣經國面對著外部挑戰，除外交上更加務實外，更進一步完成「中華民國」收縮至「臺澎金馬」的政治態度，在「認同層面」將「中華民國認同」與「臺灣認同」混雜，並堅拒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攻勢，堅持「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態度，並親自挑選會繼承他們臺灣化事業的李登輝作為後繼者。李登輝亦不負所託，為了對抗日益強大、美國與之親善的中國，他採取務實、製造曝光度的外交路線，並延續「臺灣化」，製造與之抗衡的兩岸／國際論述：「兩國論」，儘管受到美中的打壓而無法成功入憲，但也為未來鋪墊基礎。

作者在結論認為，後來的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事實上仍然延續著蔣介石開啟的這條「臺灣化」路線，而馬習會事實上代表了兩岸彼此承認是「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主張。

作者更堅持現今蔡英文必須持續加深這條路線，說服外邦「中華民國＝臺灣」是事實獨立，並給予臺灣人民未來的決定權後，看臺灣人是否有勇氣在歷史關頭上勇敢取得「中華民國」在法理上的獨立。

質疑與商榷

讀完本書，我感到好奇，作者推導出「『意外的國度』就有『意外的國父』」的邏輯連結，令我感到相當不解。難道有國家就一定要有國父嗎？國父的定義又是什麼？而且，需要「國父」嗎？又真的是「意外」嗎？

一、他們是「意外的國父」嗎？

林孝庭「意外的國度」指的是「中華民國在臺灣」，在一九五零年代因《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形成。而若林正丈所指的「中華民國臺灣化」，則於「七二年體制」的內外困境下啟動。這些都是起因於國際關係變動的「外部壓力」，作者精確地抓到了這個緊要的切入角度。然而應當商榷的是，做出走向決定者是「具有多樣的選擇性空間」、「在非強迫的壓力下」做出決定，還是框架已經架好，只能做「無奈的選擇」？

汪浩先生以「意外」有「accidental（偶然的）」和「unintended（非故意，不自覺的）」兩種意思為自己下的判斷辯駁，因此儘管兩蔣不情願，為了保住權力才做，也仍然意外地成為了國父。那麼我們更應該回到切入角度「國際關係變動」來看，或許製造兩個中國的毛澤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構出「上海公報體制」的尼克森與季辛吉等人，甚至是自1949年以後，在東亞採取行動，鞏固住兩個中國現狀的行動者們，才應該是「意外的國父」，因為他們的舉動已經決定了臺灣當時能走的路，兩蔣與李登輝只是按著規畫好的模糊路徑走，在統治基礎來源的外部正當性瓦解時，強化內部正當性來穩固統治權力而已。

比起戰後詭譎多變的情勢而言，中美兩方的行動已經是確定的，所以並不「意外」，兩蔣只是「有意圖」的採取「權宜之計」。因此，這算是意外嗎？若以事後回溯，認為歷史「不可逆」，產生帶有「必然性」的決定論思考，硬要為這三位送上「意外的國父」頭銜，或許過於牽強。

二、「臺灣化」定義為何？

本書「臺灣化」定義究竟為何？筆者先列出若林正丈「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定義：

即所謂中華民國臺灣化，或許可以被定義如下，即1949以後出現的所謂「正統中國國家之政治結構（國家體制、政治體制、國民統合意識形態）只統治著臺灣」的事實發生變化的過程。換言之，就是構成正統中國國家之實體的各項制度、意識形態、以及維持這些制度與意識形態存續的各項政策，也就是那些被「量身訂做」的政策與戰後國家在現實上所統治的領域、人民和歷史逐漸相符的一種政治變動過程。………扼要說明其概念，則有如下四種內容：（a）政權菁英的臺灣化；（b）政治權力正統性的臺灣化；（c）國民統合意識形態的臺灣化；（d）國家體制的臺灣化。[2]

也就是說，「中華民國臺灣化」具有多重意涵。然而汪浩先生的意涵是什麼呢？是否僅限於政策面上的「疆域收縮」與「名號變動」？

作者亦以蔣經國「我也是臺灣人」言論說明「中華民國認同」與「臺灣認同」合而為一，就是一種臺灣化，進行一種補充。但是學者陳佳宏《台灣獨立運動史》一書，對「臺灣人」的定義提出了四種看法：

「台灣人」一辭至少有「福佬人」、「本省人」、「台灣島上的住民」、「台灣民族」四種意義。首先，將福佬人視為台灣人的同義辭，這是最狹義的用法；次之，政治菁英往往將台灣人與「本省人」交互使用，指的是一般所謂的「本地人」或「土生土長的台灣人」（native Taiwanese），用來與外省人（或大陸人）對照用；另外，近來對台灣人有了更寬鬆的定義：「凡認同台灣，自認為是台灣人的人，都是台灣人。」這種主觀的自我定義，帶著鄉土的認同（territorial identity）之涵義，也就是「台灣的人」（people of Taiwan）或「台灣的住民」（resident Taiwanese）的意思；最後，由於台獨之發展與演變，台獨者試圖以現代國家觀，進一步嚴謹且具體地將台灣人想像為「凡是認同台灣為自己的祖國，願意為她來打拼的人，就是台灣人」。也就是政治學上所謂的「台灣民族」（Taiwanese Nation），用來與中國人相區隔。其中第四種意義的台灣人認同，便是最直接的台獨認同。[3]

他又在書中指出：

蔣經國總統晚年於某次談話中嘗自謂「我也是台灣人」，被許多人解讀是蔣經國對台灣的一種認同。當時蔣經國已經來台近四十年，對長年相伴的土地心生認同感，這是極為自然的道理，但蔣對台灣的認同到底是何種層次，則有待推敲。依據蔣經國之子蔣孝勇的看法，這句話的意思，其實是「除了認同台灣之外，更希望在台灣的人民，了解自己也是中國人。」蔣孝勇認為，後來的人沒有強調蔣經國對中國的認同，是一種「斷章取義」的解讀。

蔣經國時期堅持「中國統一」的政策，將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份，不可能將「台灣認同」至於其認同的最高層次，頂多是其中國認同框架裡的「次認同」，與中國認同下的「江浙認同」或「廣東認同」相類。所以，蔣經國所謂「台灣人」之語，並無法掩蓋其最終認同 — — 「中國人」。此台灣人云云，頂多屬於前述所析的第三種意義即是「台灣的人」（people of Taiwan）或「台灣的住民」（resident Taiwanese）。[4]

陳佳宏的說法，或許可以給予本書作者「中華民國臺灣化」的說法一點補充，但同時也指出了是在「中國認同」框架下的次認同而已，這樣的「臺灣化」與若林正丈教授所指的臺灣化，或許仍有不小的差距。

本書強調的「臺灣化」，只能是「政策」上的變動，事實上並沒有「理念」乃至於「建制」、「法理」的改變，他們並沒有轉而認同「臺灣」作為一個法理、事實上都不屬於中國，與中國斷絕關係的現代獨立國家觀，這些措舉頂多只能是「有意圖」的「權宜之計」，這從他們仍然不願意變動中華民國法理仍是「領土治權轄於全中國的合法政府」框架一舉可見，蔣經國仍然堅持「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而李登輝的修憲雖然有向前一步，但仍然並沒有動搖這個憲法法理上的歸屬，後面的三位總統，也同樣沒有改變「法理一中，事實上獨立於台灣」此一路線。如此又怎麼能說那三位是建國的「國父」？以相較於美國建國之父的尊崇性比較，筆者認為，對於上述三位顯然過譽。

三、本書的「國家定位」？

正如我一開始指出的，這本書也在談論著「國家定位問題」。這個非臺灣本土誕生的國度「中華民國」，偶然與臺灣緊密結合（而臺灣則是被迫緊密結合）後，必然面臨著「國家定位問題」，因為「中華民國」與被迫結合的土地，兩者的定位本來即是不同的。因此，當我們商談這個國度，必須理解這國度所具有的數種國家定位傾向，可粗略將其呈現為以下光譜：

兩岸統一 — 獨立的中華民國（臺灣，仍代表中國）—中華民國獨立建國（僅限台澎金馬）— 臺灣獨立

光譜中最兩端，為與中國統一（不論是否被迫），和毀棄中華民國憲法與國號、以臺灣為國號獨立建國並取得國際法上的法理獨立資格，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光譜中間的「獨臺」與「華獨」，前者的意思為中華民國是獨立國家，法理上仍代表全中國，但目前是為在臺澎金馬上的獨立國家；後者則意指中華民國是獨立國家，但國土僅限於臺澎金馬，法理上僅代表臺澎金馬，不代表中國。[5]

本書主旨，簡言之為中華民國如何從「正統中國」走向「獨臺」，以及預測其後的變化。兩蔣時代或許可以歸類於「獨臺」，李登輝有滑向「華獨」的傾向，其後三任總統，又滑回「獨臺」的立場上。可以說，汪浩先生想要描述的那一條發展脈絡，事實上已經是許多人所認識到的「獨臺」路，這也是汪浩先生所欲描寫、定義與支持的「現狀」。

結論：臺灣的未來由臺灣人自己決定

筆者心中仍有許多罣礙，例如作者對毛澤東的評價事實上適用於他溫情敬意筆下的蔣介石；退出聯合國的幕後實是兩蔣意圖不明，而使美國友邦無法採取動作，更別提美國早已提供兩蔣替代方案；〈序言〉中說「臺灣人民」形塑現代臺灣，但書中卻毫無提及；海外台獨在《臺灣關係法》成立上的影響力絲毫未提，卻對蔣經國過度美化。上述種種否則難免仍讓人覺得是否有過度推論，甚至是為其建立歷史上統治正當性和合法性的可能。

試圖重新詮釋歷史是大膽的嘗試，但是否有需要因此為前人安上意義未明、具有尊榮且造神的「國父」稱號？我認為並不需要。因為歷史情境中每個因素都互相牽扯著，又怎麼能決定性地下這樣的判斷，說他們是「國父」呢？過度吹捧實為不宜。而一個國家其實未必需要國父、國母，需要的毋寧說是能夠反映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的領導者。

妾身未明、名不符實的「國家定位」實是最核心的議題，亦即「統獨議題」。從「正統中國唯一代表」、「中華民國在臺灣」到「中華民國臺灣」，是這個模糊定位的演變史，也是戰後臺灣的發展史，在面臨當前局勢風雲變幻的情形下，我們不再需要冠上「國父」之名的威權時代獨裁者，恣意妄為地決定臺灣和人民的未來，民主化後的臺灣，需要由臺灣人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界定清楚自身究竟選擇成為「中國」還是「臺灣」，如此才能明確「國家」和「國家利益」為何？

在「中華民國」和「一中憲法」的架構下，終究仍然是爭奪「誰是真正的中國」，儘管現在已經從「代表唯一正統中國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臺灣」到「中華民國臺灣」，逐步產生了演變，但這遠非終點，我們最終還要做出抉擇：是要當「臺灣」，還是要堅守我們仍是真正的「中國」，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奪誰才是統治中國的「合法政府」？這樣才能界定出這個國家的核心利益，藉此做出行動。

我認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真正的中國，並藉由改國號、改憲法，立足於「臺灣」這個國家的基礎事實，直接告訴國際我們明確與「中國」做出區隔，才能進一步行動，廓清他國的利益為何，明白應該站在哪一方，應對外交局勢的瞬息萬變，藉此進一步思考即使是國民也能做些什麼，以確保在一個極權主義鄰居虎視眈眈下，「臺灣」這個國家和「臺灣人」的存在、安全與未來道路。

[1]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三段論一中原則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一中原則下，沒有「一中各表」的模糊空間。 [2]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等譯，《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頁15。 [3] 陳佳宏，《台灣獨立運動史》（台北縣：玉山社，2006），頁481。 [4] 陳佳宏，《台灣獨立運動史》，頁482。 [5] 本文此方面受益於傅雲欽先生投書民報的此篇文章。〈「華獨」有三派，有好有壞〉，民報，2015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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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曾以〈有「意外的國度」就有「意外的國父」嗎？──讀《意外的國父》的疑問與商榷〉之名刊載於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亦以〈台灣誕生功臣是兩蔣和李登輝？從中華民國走向台灣，是歷史的「必然」還是「意外」〉刊載於Buzzorange報橘。本文為最新修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