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訪談 077 @ 20200226 論東林黨

[00:05]主持人：這個禮拜想要問關于明帝國的問題，因爲現在網絡上有很多人把習近平比喻成崇禎帝朱由檢。我這幾天重看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裏面似乎對東林黨頗有同情之意，認爲他們只是迂腐，但是作爲清流，道德高尚，這是沒有爭議的。但是我以前就記得您曾經說過，東林黨和所謂的閹党的鬥爭其實是吳越士大夫和山東士大夫之間的鬥爭，跟意識形態或者道德操守其實沒有直接的關係。所以，想請您談談看您知道的東林黨的來龍去脉如何。

[00:41]劉仲敬：“東林黨”其實是一個沒定義的詞，因爲它有好幾種被其他人作爲政治黨派符號來利用的意義。當然，這也不是它特有的特點。嚴格意義上的“東林黨”其實只有一個：他們是張居正的敵人。所謂的“東林黨”，有主觀和客觀這兩種意義。如果我說某人是“共匪”，他自己不一定承認的。自己承認和別人說他是，這是兩回事。自己認爲自己是東林黨的人，嚴格意義上，把投機性的人統統剔掉，也就是說從原則上認爲自己是東林黨的人，其實只有一批，爲數很少很少，幾百個人、幾千個人這個數量級。他們是張居正的反對者，東林黨是爲了反對張居正而出現的書院組織。東林黨人不限于東林書院，但是基本上都是圍繞著萬曆一朝的政爭所展開的。但是他們給不同時代的後來人留下的歷史形象不一樣。

[01:43]最初實際上是這樣一回事：明是不設宰相的，是爲了削弱士大夫的力量，加强皇帝和宦官的絕對獨裁。但是士大夫用非正式的方式，就是所謂的大學士制度，把皇帝奪走的相權重新奪回了一部分。但是這個相權是非正式的，跟唐宋有法定意義上的宰相不一樣。大學士是沒有法定權力的，官職的職銜還不如六部尚書高，所以地位幷不穩當。張居正時代，産生了張居正企圖以皇權的名義獨裁的傾向。他的理由是：“洪宣以來的歷届大學士內閣違反了憲法。大明朝的憲法是皇帝獨裁，絕對沒有說是唐宋那種皇帝與宰相共治天下之類的傾向，但是你們一直都在違反憲法。幸好有我張居正出來撥亂反正，替還沒有長大的小皇帝奪回政權，你們都給我滾蛋。”他就以這種方式爲藉口，實現了張居正的獨裁。

[03:00]張居正本人是軍戶出身，他是洪武帝派到湖北的軍戶，所以他跟湖北的士大夫是不一樣的。這個重要性非常之大。這就像是，現在我說某人是高雄人，它會給你一個印象；然後接下來你打聽了一下，他是高雄眷村的子弟，這就跟高雄人不一樣了。張居正就是那種高雄眷村的子弟，他跟比如說湖北考科舉考上的士大夫就不是一回事。比如說像我跟新疆生産建設兵團考上的大學生（也許是牛爺爺或者其他什麽人），那就絕對不是一回事。生産建設兵團一定是張居正，他們是共産黨安插過來的貧下中農之類的人，他們在本地沒有根，起的是階級鬥爭當中無産階級那方面的作用。但是湖北的普通士大夫可能是楚党，楚黨說不定是蒙古帝國或者陳友諒留下來的舊人，或者雖然不是舊人，但就是湖北本地人，他的利益都在地方上，因此跟軍戶處在截然對立的地位上。你不能說，他們都是湖北人，就是同一黨的。實際上他們可能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的對象。比如說，洪武帝得逞以後，蒙古人留下來的人後來像丁鶴年一樣變成士大夫，然後他以湖北籍的出身變成舉人進士，張居正以湖北軍戶的出身也變成舉人進士，他們兩個人一定是死對頭。

[04:35]一般來說大家不怎麽提這件事情，但是實際上張居正的政治遺産跟他的出身有極大的關係。他應該是當時的根正苗紅的紅三代，而且還屬紅三代當中沒有享受到特權、因此滿懷怨恨的人，而不是那些享受了特權、因此變得腐敗而軟弱的人。所以，他想糾正洪宣以來士大夫階級（照現在的話說就是改革開放幹部）奪取政權、使得皇帝大權旁落的危險傾向，恢復洪武和永樂朝的盛况。于是他就開始這麽幹了。

[05:10]當然，這樣又會引起反向的回擊。別人說：“小皇帝的意思誰知道呢。如果當今之世有人奪了小皇帝的權，那肯定不是別人，就是你張居正。除了你張居正還有別人？篡權的就是你，不是別人。”他執政時間太長，本來就已經容易受人攻擊。最後他意識到他長期執政積累下的敵人太多，因此他處在不能下臺的狀態。他堅决不能下臺，最後到了奪情視事的地步，就是說父親死了而他不回家奔喪，堅持要坐在宰相的位置上。害怕一奔喪，派一個代理人上來，權力就可能被人奪走了。這一下冒犯了儒家的基本價值觀，大家紛紛駡他是不忠不孝。于是，抨擊張居正的人就在東林書院集結起來。因爲張居正畢竟不是朱元璋，他幷沒有朱元璋的殺人能力，他只能够貶幾個官、流放一批人諸如此類的，所以他也就收復不了朱元璋的權力。大家就開始對他嘰嘰咕咕起來，打破了朱元璋時代以來明士大夫不談政治的慣例。

[06:26]東林書院其實也是違反憲法的。朱元璋的規矩就是，國家給你津貼讓你讀書，對你是一種優待，如果你嘰嘰咕咕，說你不該說的話，就應該捆起來打十五大棒之類的。皇帝還親自用白話下了詔書說是：揭發這種亂談政治的大學生之類的人，賞大銀兩個。所以，在他的組織還能管用的時期內，東林書院應該是不能出現的。東林書院一出現就攻擊張居正違反憲法，但是實際上東林書院自身也是違反憲法的産物，這是自相矛盾的。他們的立場是在明國的憲法體制內部指控張居正違反憲法，但是他們自己采取的就是違憲的手段。

[07:11]他們不是一般性地抨擊張居正，一般性抨擊就是說自己幷不站在明人的立場上。比如說像宋代的士大夫經常做的那樣，他老人家就直截了當地站在堯舜周公的立場上，他說宋朝本身就是這個那個不行，怎麽了？說你宰相不行還能怎麽樣？連皇帝和太祖我都說了。但是那是宋朝，明朝沒人敢這麽做。所以他們像是六四時期的大學生一樣，首先把攻擊毛主席的人送到派出所去了，然後表示自己是非常忠党愛國的，在這個範圍之內說你的壞話總該可以了吧。

[07:48]然後張居正就抓了幾個他們當中最敢言的，他們都是小官或者不在職的士大夫，把他們流放到貴州或者其他什麽烟瘴地帶去了。從政治角度來講，這事根本不值一提。跟張居正作對的人很多很多，包括太監馮保，最後小皇帝本人也跳出來了。這幾個小官頂多就是科道人員，照現在的話說就是中紀委的人，是根本微不足道的。級別如此之低，簡直就算不上一場政治鬥爭。所以，儘管真正的東林黨實際上是萬歷朝的事情，但是張居正本人大概是沒有把它放在眼裏的，它在政治史上也算是微不足道的。

[08:35]然後小皇帝終于長大了，張居正沒有辦法阻止他親政，而他親政以後就開始報復。他跟張居正的反對者一樣，認爲篡權的不是別人，就是張居正本人，所以就把張居正給打翻了。這樣一來就産生了一個後果：反對張居正的人顯得很政治正確，于是大家就開始趨附起來。同時，由于萬曆皇帝在政治上采取消極態度，不怎麽管事，所以就出現了：真正殺人的皇帝，大家不大敢駡；不殺人的皇帝，大家都紛紛跳出來組織書院來駡你，因爲駡你很安全。你又不殺他們，駡了你可以白白掙到一大筆名聲，而且自己還不會真正被殺，這太便宜了。越不殺人的皇帝越是挨駡，于是大家都紛紛辦書院。這時候，投機性的東林黨人開始出現了。這時東林黨還不能算是黨，但是書院就漸漸變成了流行的風氣。高攀龍他們當時是感到很遺憾的，就是說，明士大夫是不批評政治的，但他們沒有料想到萬曆皇帝親政以後大家都開始非常廉價地批評政治了，而且大家都是投機分子，這種批評變得一文不值了。

[09:56]接下來，經過了泰昌帝和紅丸案的短暫插曲以後，天啓皇帝執政，魏忠賢代替張居正秉持皇權。天啓皇帝像小時候的萬曆皇帝一樣，對朝政幷無興趣。如果周圍沒有權臣來替他執政的話，權力可能會落到士大夫手裏面。但是權臣及時産生了，就是魏忠賢。在鬥倒張居正的過程當中，閹黨——就是宮廷內部發揮了主要作用，外圍那些動嘴皮子的士大夫其實作用不大。內朝跟外朝是隔絕的，外朝得不到內朝的消息，得到的都是謠言。他們把這些謠言信以爲真，弄得震天價響。像康有爲說袁世凱毒死了光緒皇帝，光緒皇帝就算是被人毒死的，袁世凱幷不處在可以下手的那個位置上，但是大家都這麽說，因爲外朝和內朝相隔絕。相比清帝國，明帝國是一個更黑暗、更壓抑的體制。崇禎皇帝年輕的時候當信王，他在三大案的時候自己就在場，後來他當了皇帝以後就說：外朝士大夫不明白內朝的事情，說的都是捕風捉影的事情，據我所知，皇帝和他周圍的人在這幾個案子上其實是無辜的。但是君臣互不信任爲時已久，無論你做什麽，大家反正都是不相信，說得有鼻子有眼的。

[11:23]在魏忠賢秉政時期，他跟張居正一樣覺得，士大夫干政是一件極其錯誤的事情，太混蛋了，不能允許你們亂說亂做。你們已經養成了亂說亂做的習慣，不打是不行的。于是他開始想了一個辦法來鎮壓。鎮壓需要有一個由頭，于是他就讓他手下的黨羽編了一部《東林點將錄》。《東林點將錄》的特點就是，第一，它裏面的人大多數都是大佬，可不是幾個流放到貴州去的四、五品的小官，經常是一、二品的大官，大學士一級的人物；第二，這些人按照張居正時代的標準，他們都不是東林黨人。直到魏忠賢打他們爲止，他們自己沒覺得自己是東林黨人，他們只是朝中的大佬而已。打幾個小官和在野的人不符合魏忠賢的需要，他要求的是整個清洗一下朝政。于是，這些人都像是元祐黨人碑那樣，被他發明成了東林黨。

[12:24]《東林點將錄》的目的就是，以東林黨爲罪名，把大佬們統統打倒，一新朝政。這個目的他基本達到了。而且，這同時符合他和原來的東林黨人的需要。原來的東林黨人在政治上是不值錢的，現在許多大佬都被打成了東林黨，于是他們在政治上就值錢了。現在他們顯得像是帝國的第二大黨。帝國的執政黨是魏忠賢的閹黨，第二大黨、主要反對黨是東林黨。儘管東林黨那些被打的人，包括選進中學課本的那位周順昌，他在萬歷朝就不是東林黨，但是因爲他被魏忠賢打了，大家都异口同聲地說他是東林黨，于是他不是也是了。通過這種方式，東林黨就像是辛亥時期的所謂革命黨一樣，有很多人其實原先幷不是革命黨，然後被發明成了革命黨。以這種方式，革命黨顯得聲勢非常浩大，但是其中真正的革命党其實只有幾千人。大多數督撫，包括黎元洪，其實都不是革命黨。但是既然被發明成了革命黨，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把清朝一起推翻了。但是推翻過後還是有後遺症，因爲他們幷不是真正的革命黨。

[13:37]魏忠賢的閹黨是宮廷系統，它在地方上沒有根基，所以它打倒這個假東林黨的結果就是使得地方黨派上升。這就是所謂的楚黨、浙黨和諸如此類的派系的出現。這些派系就是純粹的地方利益集團，他們是地方的中下級士大夫階級。就是說，既不是現在所謂的大V和輿論領袖，也不是高官顯爵，而是比如說跟知府有關係的這一級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把持朝政，他們是沒這麽大野心的，把持輿論，他們也沒這麽大本事，所以野心不大。但是把持朝政的人和把持輿論的人都被打倒了以後，他們就露了出來。他們沒有意識形態方面的野心，只要求實利。所以他們可以接受任何政權，只要允許他們撈到實利就行。因此他們跟魏忠賢是可以合作的。

[14:35]他們在後來的崇禎皇帝時期就被反過來倒打一耙。你做初一，我做初二，你可以發明我，我不能發明你？每個人都有私仇對不對，在政治發生變化的時候，我今天說你是鄧小平的黨羽。要批鄧，首先要打倒本單位的黨委書記，因爲他是鄧小平的黨羽。但是後來四人幫被打倒了以後，你以爲我會就此收場麽？當然不會。我立刻表示說，四人幫倒臺，我需要打倒本單位的四人幫的黨羽，而該書記顯然現在是四人幫的黨羽。他到底是四人幫的黨羽還是鄧小平的黨羽？很可能他兩者都不是，只是一個地方小利益集團的頭目，而正好跟我老人家有私仇而已。所以，我老人家看中央領導想要打倒誰，我就說他是那個被打倒的人的黨羽，以此就可以實現打倒他的目的。

[15:23]于是，所謂的閹黨就此産生了。閹黨是幾個地方派系利益集團的總和，彼此之間沒有聯繫。浙、楚、齊三個集團是最大的，而齊這個集團後來又變成最大的，浙、楚兩個集團都不太穩定。這幾個集團支持了魏忠賢的政權。然後崇禎皇帝上臺，又把魏忠賢打倒了。這裏面有一個主要因素就是，明朝的士大夫比起宋朝要多得多，而官位幷不見增多，所以大家爲了爭奪官位，鬥爭變得更加殘酷，就不像宋朝那樣比較有風度了。每一次換了皇帝，大家最關心的事情就是，迫害的範圍要盡可能大。

[16:11]這一點，我們天才的毛澤東同志早就指出了。當年陳獨秀在劃分敵對勢力的時候定了一個標準。毛澤東當時還是一個很小很小的小人物，他看了以後頓時搖了搖他的胖頭說，這樣做是不行的，陳獨秀同志一定會失敗。按照你這個標準，比如說在我的老家，反動勢力用手指頭就能數得出來，他們的錢也不够多。就算把他們打倒了，大家也沒什麽好處，誰肯跟你幹革命啊？要依我說吧，我給你把標準下降一下。比如說按我的老家作爲標準的話，我至少可以把人口的5%劃成反動階級。把他們的錢拿出來分了以後，我可以發動一大批流氓無産者。陳獨秀幷沒有聽取他的意見，後來他就失敗了。毛澤東當時的意見沒有人聽取，但是後來他執行了自己的意見。

[17:00]這其實是一個馬基雅維利主義的規律：基本上政治是圍繞著權力和資源的鬥爭。理想主義者是少數，意識形態是極上層。意識形態和少數理想主義者如果跟基層的運動脫節，它就不可避免要失敗。最好是兩者能够兼顧，像林肯總統那樣。但是這種機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些時候你根本不具備這種條件。在兩者不可得兼的時候，掌握基層而完全不顧意識形態上的面子，像毛澤東，他是可以贏的。只顧意識形態、爲意識形態而犧牲自己的所謂理想主義者，一定輸得脫褲子。

[17:39]明國就處在這種情况下。無論孔老夫子怎麽樣說要以仁愛爲本，只要以仁愛爲本就肯定要輸的。以仁愛爲本是什麽意思？就是說，你上臺了以後又不抄別人的家，又不撤別人的職。那樣的話，你的支持者到哪裏去做官呢？他們憑什麽要支持你？他們既然不支持你，你怎麽能上得了台？其實嘴上說什麽不說什麽沒關係。可以給你宣傳的小人物，像《儒林外史》裏面那些考不上科舉或者考上了科舉又補不到官的人，成千上萬餓得發瘋。你隨便給點待遇，讓他們替你做宣傳，把你捧得比堯舜周公還偉大，那多麽的容易。無論你幹了什麽，殺了一百萬人也好還是殺了一千萬人也好，他們總可以面不改色地把你捧得跟堯舜周公一樣的。相反，你上不了台，沒有資源給他們，即使你聖得比孔子還要聖，仁慈得比孟子還要仁慈，他們照樣可以捏造你的黑材料，證明你從幼兒園就開始强奸幼女了。你去當歷史真相黨人，證明你根本沒有上過幼兒園，你寫出來的東西就像是只剩下幾千個黨員的俄國孟什維克寫的歷史一樣，根本沒有人看，全世界99%的人連你寫過這本書都不知道。

[18:57]因此，清洗是必需的。殺了你們，官位和資源才能空出來，我才能有地方可以安排我自己的人。反過來，我在倒臺的時候，我自然也預期到自己肯定會被殺的。這個游戲規則是沒法改變的，除非你下定决心不做官。但是衆所周知，士大夫階級不做官的話，確實是在地球上沒有什麽可幹的事情。被殺掉，相比之下還要更好一些。所以大家還是相互殺一下吧，這個沒有辦法。就像是，在複活節島那樣的地方，資源快要枯竭以後，只能够相互吃人肉，一直吃到滅絕。這是一個零和游戲。

[19:29]大明朝已經進入零和游戲階段，所以現在該輪到勝利者開始編“閹黨點將錄”了。注意，這個閹党是崇禎皇帝欽定的，因爲這件事情是他决定的，但是東林黨幷不是崇禎皇帝欽定的。崇禎皇帝的意思是：“閹黨大大的壞，統統給我殺了，但是我的朝政上不要任何朋黨。任何人敢結黨，比如說像錢謙益這樣的東林黨人想要結黨的話，我一定連他也打。記住，我打倒閹黨，不是要大家換一個黨，而是大家誰也不要結黨。除了全心全意忠于皇帝以外，誰也不要結黨。大家不要會錯了意思，我沒有鼓勵你們搞東林黨。”但是他的意思幷不管用，大家還是很開心地結起黨來。

[20:13]這時，吳越士大夫開始出場了，他們在蘇州成立了複社。複社跟東林黨是不相干的。按照共産黨最主張的、事實上也是最嚴格和最可靠的鑒定標準——組織關係來看，東林黨和複社沒有任何關係，一點關係都沒有。兩者之間的關係就像巴黎公社和人民公社的關係一樣，沒有任何關係，它們的關係是建構起來和被發明出來的。這個建構和發明因爲經歷了明清之變以後康熙朝士大夫的認證，就變成了主流的歷史意見，但是其實它們沒有任何關係。複社是崇禎年間才起來的，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在安全條件下摘桃子，歡呼皇帝萬歲，閹党萬死，沒有JJ的太監都去死，只有我們才是士大夫階級的正統繼承人。但是無論是在張居正時代還是在魏忠賢時代，其實他們都沒有起任何作用。在張居正時代和魏忠賢時代被迫害的人其實幷不是複社那批人。

[21:23]這些人很像是六四那批學生。他們其實幷不是文革、反右或者是毛澤東的任何運動中間的迫害對象。而是在迫害已經結束、他們已經沒有危險、鄧小平作爲領導人出來喊打倒毛澤東以後，他們極其安全地站出來，也跟著喊了兩聲打倒毛澤東。然後他們就宣布他們是偉大的啓蒙者，向鄧小平和陳雲表示，要不要把天下交給我們，我們才是真正的啓蒙者。鄧小平從來沒有把他們放在眼裏，理所當然地憤怒起來了，于是派坦克去把他們打回原形。

[21:55]崇禎朝發生的事情也是這樣的。儘管皇帝絕對沒有讓他們執政的意思，但是他們却到處招搖撞騙，到處宣布說是：“現在我們的時代來了，我們的敵人已經倒臺了，當今聖人是我們的人。西張先生和南張先生是我們的領袖，他們像孔子一樣偉大，所以我們只稱他們爲西張先生和南張先生，而不稱他們的名字，因爲你也不能稱孔子的名字。一般人，例如嚴嵩和張居正，都是可以叫名字的；而他們不能叫名字，他們像孔子一樣偉大，他們就是當代的孔子，拜到他們門下的人就是未來的執政黨。”那就像是，蔣經國在莫斯科上學的時候，俄國少女們紛紛向莫斯科孫文大學的學生暗送秋波，因爲她們斷定這些人就是未來紅色中國的革命幹部，蔣經國他們回去以後就是接革命的班的，嫁了他們是很有前途的。後來沒有想到蔣介石突然清黨，于是他們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了，嫁了他們的那些俄國少女也算是投錯了機，但是這種事情是很多的。

[22:55]無論如何，當時情况已經發展到孫中山在美國封了很多官出去、拿了很多錢、還沒有回到北京城就已經開始賣官的那個局面。然後皇帝表示說，從來沒有這種事情，把錢謙益打入大牢。錢謙益也是在崇禎朝才變成東林黨的，按照萬歷朝的標準他幷不是。于是，前來買官的人就一哄而散了。如果按照人數來算的話，顯然東林黨受到迫害的主要時間應該是在崇禎朝。但是按照他們發明的歷史神話，他們是被魏忠賢迫害的。其實大多數東林黨人，包括錢謙益，在魏忠賢時代是根本沒有跟魏忠賢發生過任何衝突的。但是按照民間文學，包括《桃花扇》之類的文學，他們是反對魏忠賢獨裁的主要英雄人物，他們之所以倒黴，都是因爲被魏忠賢迫害的緣故。其實大多數東林黨人是因爲崇禎皇帝不高興他們結黨才被迫害的。在迫害他們的同時，崇禎皇帝也沒有絲毫要給閹黨平反的理由。他的意思是，你們TMD誰都別搞黨了。

[24:11]在這個時候，崇禎皇帝上了吊，清兵入關了。順治皇帝的立場跟崇禎皇帝很相似，只是更擴大了一些。他的意思是，大明朝就是被你們的黨爭搞亡的，大清朝對你們既往不咎，但是你們到此爲止，一切從零開始，以前的黨爭都不要記了。但是這是不可能的。像阮大鋮之所以投靠清兵，主要的希望就是帶著清兵去捕捉他的敵人。他一天到晚在清兵面前說誰誰誰有多壞，使得清兵都覺得很煩很煩，說：“好了好了，您老人家的話我知道了，我知道你在本地有敵人。放心，我不會讓他們迫害你的。”從滿洲人的角度來講，這都TMD什麽事，我們怎麽給自己找了這麽多麻煩？我們以爲我們入關只是來打李自成和張獻忠的，是來保護你們的好不好。誰知道我們保護的這些人比哪一家的姨太太都還要更麻煩，主要的精力都用在相互迫害上面了。

[25:15]這時，像金聖嘆這樣的蘇州士大夫又想用對付明朝皇帝的方式來對付清朝皇帝，他們也開始諸如此類地結社，開始企圖用輿論來影響朝政。滿洲皇帝對這件事情是事先就有準備的，誰敢結社就砍誰。金聖嘆就是因爲這個理由被砍的。他這種做法在朱元璋時代當然是要被砍的，但是在萬曆皇帝時代一般不會，在崇禎皇帝時代也有一半以上的機會不會。所以，他等于就是被蘇州士大夫派出來試探一下，看看新朝皇帝的游戲規則標準在哪裏。嘴上說的話是不算數的，必須得有人被砍頭才行。嘴上說的話只是意識形態上的話。實際上誰的頭被砍了，你才能看出，那個被砍頭的人就代表著邊界所在的地方。

[26:07]這就是劉曉波非死不可的原因。他不死，邊界在哪裏誰知道呢？誰都不知道邊界在哪裏，大家都一股腦地往上試探。你寬容，寬容到一定程度以後，試探的人越來越多，最後你不得不殺的時候，就會像鄧小平在1989年那樣非常後悔：“早知道寬容了你們會鬧到今天，我還不如早一點殺。我早兩年殺的話，可能一個人都不會死，可能把幾百個人送到老少邊窮地區，問題就這麽解决了。結果，我就是因爲聽了你趙紫陽的昏話，我一個也不殺，一個也不處罰，結果你們越鬧越厲害，我現在還必須殺幾千人，弄得全世界都駡我。其實我冤枉呀！在我自己的心目中，我就是因爲對你們太寬容，才落到今天這種下場的。”

[26:56]滿洲皇帝吸取了這個教訓，剛剛露頭就殺。于是，殺了一個金聖嘆以後，大家就作鳥獸散，誰也不去結什麽狗屁複社了。當年在複社的時候義正詞嚴的那些人都像錢謙益一樣，很開心地送禮去當貳臣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們沒有閑著：他們還在編劇本和寫書。他們在編劇本和寫書的時候，給自己安排的形象是非常偉光正的。這就是有清三百年以來大家對東林黨的傳統印象：唉，要是聽了東林黨的話，大明朝也許還不至于滅亡。實際上，真正的東林黨，東林書院那個時代的東林黨，那時候大明朝還沒有要滅亡的迹象，他們也根本沒有想到大明朝滅亡不滅亡的問題，他們的心中只有張居正違反憲法的問題。

[27:46]他們的口號相比宋代的士大夫來說就是很沒出息的：要求皇帝獨裁。“只有皇帝才能獨裁，你張居正憑什麽來獨裁呢？太不像話了。”這是他們的主要口號。如果真的要查改革開放知識分子發明的那些神話人物，比如說林昭和遇羅克，你會有同樣的感覺。按照這種發明，這些人是熱愛民主的人。但是你實際上查他們的歷史記錄，他們是說：“你們爲什麽不聽毛主席的話呢？毛主席說了大家都要參加革命的，你們搞什麽黑五類紅五類？”真正的東林黨人跟遇羅克說出來的話是差不多的：“權力應該歸皇帝嘛，你張居正算什麽，魏忠賢算什麽，這是不行的。”

[28:32]後來他們迫害阮大鋮，這是有點冤枉的事情，也說明東林黨其實不是什麽好貨。阮大鋮跟閹党的關係其實也就是一般趨炎附勢的關係，跟在納粹時代投靠納粹党的德國企業家差不多。所以，他後來爲什麽那麽恨東林黨？就是因爲他覺得，別人都可以放過，爲什麽你們偏偏抓住我不放？這些人寫《留都防亂公揭》的時候也是這樣理直氣壯地寫的：“夫威福，皇上之威福也。阮大鋮算老幾？你敢來竊取威福？”但是阮大鋮他老人家很冤枉地說：“我老人家竊取了什麽威福？我只不過是帶了一筆錢到南京城來，往大佬們的口袋裏塞了一些銀子，想做個官而已，順便還寫了幾個劇本。這就叫竊取威福？自古以來求官的人不都是這麽幹的嗎？如果說是求官不對的話，那麽大家都不求好了，你們憑什麽偏偏針對我？”這就是東林黨人的迫害方式。

[29:34]被他們發明出來當烈士的那幾個人，周順昌他們，跟魏忠賢發生衝突都是因爲具體的原因，也就是說不是出于他們擁護東林黨的意識形態的原因。後來周順昌他們被捕以後跳起來反對魏忠賢的那些人是蘇州的市民，士大夫基本上一個也沒有。從所謂的五人墓碑，你也可以看出，出來的全都是沒有功名的人。他們出來的理由是，宮廷系統額外要錢，不能保障地方的利益。而周順昌這樣的人是主張按照傳統的規矩收錢的，不主張派什麽礦監、稅監、太監老爺出來額外打秋風。至于後來的複社那批人當時在幹什麽呢？他們像是魯迅先生在袁世凱稱帝的時候那樣，他們在“抄古碑”。他們躲在絕對安全的地方，躲在魏忠賢絕對不會迫害他們的地方，安靜地觀察。等到危險過去了，崇禎皇帝上臺，把魏忠賢打倒了，他們就十分安全地跳出來寫書。在寫書的過程中間，把自己捧成英雄，把死了的那些人說成是自己的同黨。

[30:45]無論如何，滿洲人入關以後，這批在野的人需要負責給明找一個滅亡的原因：“當然親君子遠小人才是朝代興亡的關鍵，明朝滅亡顯然是用了小人的緣故，魏忠賢顯然是小人，反對魏忠賢的人顯然是君子。”所以，東林黨人在清儒的吹捧之下就變成了一個君子集團。但是我們要注意，明史的編纂者還是很嚴謹的。所謂“弘治朝中多君子”，跟東林黨沒有什麽關係。“東林多敗類”，也是東林黨人自己說出來的。所以，他們幷沒有無原則地亂吹東林黨。他們的貢獻是，本來按照組織關係不能算東林黨、但是實際上被魏忠賢和周延儒等奸臣迫害過的人都被算進去了。這些人按照組織關係很難算是東林黨。

[31:39]于是，這個輿論就漸漸維持下去，一直維持到二十世紀初葉和中葉。包括歷史翻案大師——我們敬愛的毛澤東同志，都沒有怎麽想去翻這個案。在他看來，大明朝整個就是腐朽反動的，在大明朝內部分什麽東林黨和閹黨，那是根本沒有必要的。要翻案，我們去翻李自成和張獻忠的案，把李自成和張獻忠的殺人行動發明成爲無産階級的革命行動就行了。朝廷內部的事情，反正你們都是反動的，一杆子打倒就行了。你們內部的事情，我們不管。

[32:13]直到進入二十一世紀，就是說網絡普及的時代。網絡普及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網絡被認爲是精英人士（至少是小資産階級）的專用品。在這個時期，網絡好像是自由主義的。這個自由主義要按照江澤民時代的自由主義的標準來定義。然後接下來網絡普及了，就變成無産階級和五毛群魔亂舞的階段。廣大自以爲自己已經變成思想導師的在野輿論操縱者突然發現，他們在無産階級和五毛的夾攻之下，自己其實是極其孤立的真正的一小撮。這時，開始出現了爲閹黨翻案的輿論：“東林黨實際上是代表士大夫階級的。他們反對加稅，使得明朝在財政上沒法展開，才滅亡的。如果按照閹黨的方式好好加一加稅的話，問題本來是可以解决的。所以，閹黨才是好人，魏忠賢必須平反。”

[33:11]這些輿論是最近十年才發明出來的，而且沒有任何體制內的歷史學家曾經支持過這種輿論，但是支持這種學說的人現在變得非常之多。它起的主要作用就是，把在江澤民時代網絡剛剛開始使用的時候好像是自以爲很能代表人民的那些自由派大V打得灰頭土臉。他們主要的目的就是證明：“這些大V和輿論操縱者就是當代的東林黨。他們自稱代表人民，其實是只代表極少數腐朽反動的士大夫。我們真正的人民像周小平同志一樣，跟朝廷是一條心的。魏忠賢同志是聯接朝廷和人民的一條紐帶。所以我們要配合朝廷來打倒你們這些反動派。”于是，這些反動派很快就證明自己一文不值，很輕而易舉地就被打倒了。這就是現在的事情。

[33:58]當然，從歷史的角度來講，這些發明都是極其粗糙的。首先，無論東林黨還是閹黨，都沒有任何財政政策。這是可以肯定的。東林黨說了那麽多話，他們說的話比宋朝士大夫說的要多得多，全都是在論證爲什麽誰是君子誰是小人。分辨誰是君子誰是小人的標準非常細節，包括你有沒有把你的姨太太冒充成正太太諸如此類的。但是沒有一點是涉及財政和稅收制度的。閹黨方面也是一樣。說到貪污腐敗，他們雙方都有的。東林首要李三才是一個著名的貪官，但是這幷不妨礙他寫文章憤怒譴責皇帝的貪婪以及皇帝派出來的那些太監的貪婪。如果你讀他的文章的話，你一定相信他是清官的。當然，閹黨派的那些特派員出去的目的就是爲了打草穀、打秋風，他們沒有一個不是貪官。但他們要錢的目的絕對不是像查理國王要征造船稅那樣是要給國家擴充稅源來搞軍備建設的，他們帶回去的錢都是給宮廷裏面的各位娘娘、太監和皇帝本人的私人消費用的。你找不出任何證據證明，如果他們能够撈到更多的錢，就能够填補比如說吳三桂的軍費空缺。他們撈到的錢沒有一點是派這個用場的。所以嚴格說來，這樣的學說是不值一駁的。

[35:22]但是你要注意，你不可能反駁他們，因爲他們的論證方法就是，把同樣的話面不改色反反復複地說。按說的話，正常的辯論是你只要指出事實就够了，但是實際上他們會忽視這個事實，繼續造各種各樣的謠，而被打臉以後也不會臉紅。這是無産階級的特點。這是人海戰術，他們就是比如說把一句話說一萬遍。他們所依靠的就像是斯大林的聯共（布）黨史一樣，讓盡可能多的人看到他們說的話，而淹沒掉你說的話。因此，他們說的話無論怎麽樣假，都會被足够多的人相信。例如，斯大林同志和列寧同志肩幷肩地指揮了十月革命，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當了逃兵。當然實際情况是，列寧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之下，在斯大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的極力反對之下，發動了十月革命。但是歷史會把這件事情記載成相反，托洛茨基是叛徒和逃兵，列寧是依靠斯大林同志的支持發動十月革命的。大多數蘇聯人都是相信這個說法的。只要你說得足够多，那也就足够了。

[36:29]但是關于閹黨的說法有一點不同：它幷不是官方的說法，只是民間的破壞性的說法。只是說，爲了防止你在民間輿論中製造出新的正統觀念來，把你的正統觀念破壞掉就行了。他們幷不像是斯大林同志和聯共（布）黨史一樣企圖製造出新的正統觀念。新的正統觀念有人企圖製造，比如說我們敬愛的甘陽同志。他在搞“博雅教育”之前發明了“通三統”之說，“三統”是孔夫子、毛澤東和鄧小平。但是，即使是他的學說，跟劉小楓的學說和其他人的學說一樣，都沒有被朝廷采納。朝廷沒有采納任何新的學說。顯然，這些新的學說照他們的觀點來看都幷不能够自圓其說。但是他們自己也製造不出任何新的學說，因此也只能够把原有的學說複製粘貼一下，然後再加上習近平同志的名字諸如此類的，繼續搞下來。

[37:25]現在嚴格說來，共産黨的學說跟過去是基本一樣的，真正的正統學說跟過去馬列主義時代是一樣的，只是它的外圍有一系列外圍學說。本質上是屬蔣介石和戴季陶系列的中華民族學說是勢力最大的，但是這個學說也沒有得到正式承認。如果你說它是共産黨的意識形態當局真正支持的，也不是這樣。事實上，共産黨的意識形態當局已經提不出任何理論了。他們提出的最後一套理論就是“三個代表”。“三個代表”的意思就是，實現明清聯合帝國，把復辟的舊資産階級和改革開放的新資産階級全部納入黨內。這個聯盟是江澤民時代至今共産黨能够存在的關鍵所在。以後共産黨就沒有任何理論創新了。像關于閹黨的學說和中華民族的學說之類的，包括“習近平是當代大儒”、“習近平實現三教合一”諸如此類的學說，都在空氣中回蕩，因爲它們不涉及任何資源的問題。

[38:39]政治上真正的問題是資源的問題。廣義的資源是涉及整個社會的資源分配問題，狹義的資源就是官場內部瓜分權力和財富的鬥爭。這兩種資源鬥爭是真正的政治，意識形態只是爲它服務的。但是大多數意識形態理論家都不懂這一套，他們製造出來的飄忽在空中的理論無一能够解决這方面的問題。他們唯一的用處只是相互消耗，彼此破壞，使得整個輿論場處在碎片化的狀態。這種碎片化的狀態，有利于人數和實力都微不足道、但是行動非常堅决果斷的小團體製造既成事實。因爲誰都不可能冒充主要反對黨或者主要執政黨，那麽你的小團體先製造既成事實，就會顯得比你實際上要强大得多。

[39:35]當我在搞遠古邪惡的時候，實際上我就是這麽做的。這個極少數的人其實很像是萬歷朝的東林黨人，真正的、狹義的東林黨人。他們的目的幷非如此，他們幷不是有意識地采取這種策略的，但是後來發揮了這個作用。爲什麽他們後來會被發明成爲主要反對黨？就是因爲他們的觀點在當時要整他們的人看來是極其極端的，所以可以利用你們來把當朝大佬統統打成東林黨人。你們東林黨人不算個事，但是東林黨可以作爲一個罪名，把那些根本不是東林黨的人打成東林黨。于是這樣搞來搞去就弄假成真了，弄得東林黨好像真的是主要反對黨一樣。

[40:16]遠古邪惡差不多也就是這樣的。造成的後果就是，因爲大家都在講寬容和解以及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而遠古邪惡的基本宗旨就是統統挂路燈，于是你也可以想像，把比如說劉曉波或者其他什麽人打成遠古邪惡是一件很愜意的事情。他們本來不是遠古邪惡，但是你可以把他們打成遠古邪惡，證明你們跟遠古邪惡一樣是不可救藥的極端分子。那樣的話，就可以排除掉你們的影響力。當時其實我像東林書院的主持人一樣，幷沒有意識到這樣做會有什麽樣的後果，但是後來類似的後果居然産生了。

[41:04]我非常清楚我能够支配得動的人有多少。按照政治標準來講，能够讓他們去真正從事政黨活動的人，就不要說是真正殺人的人，在2016年（諸夏協會是2015年成立的，2016年我到了美國）那個時候，不會超過十個人，是個位數。讀者可能有幾十萬，中間還有很多層次。願意捧場和點贊的人可能有很多，但是真正願意自己站出頭來采取實際行動的人在2016年是不超過十個的。但是它給人製造出來的影響好像是說，反動勢力已經在瘋狂反攻倒算了，什麽人看上去都像是遠古邪惡的樣子。在那個時候，我就開始考慮做東林黨人在萬歷朝沒有考慮做的事情，做逆向運用。你的敵人就是你最大的朋友，他們會把許多根本不是遠古邪惡的人打成遠古邪惡。這個時候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進一步激進化。你本來只有極少數真正的支持者，其他人頂多是點一點贊。你把烟霧製造出來，迫使你的敵人攻擊你，他對你的攻擊會使你變得强大。

[42:33]但是，所有這些操作都是輿論範圍內部的操作，因此它本質上是脆弱無力的。真正有效的操作是能殺人的少數人。此時此刻，就是過了幾年，現在願意從事嚴格意義上的政黨活動的人已經大大增加，但是願意殺人而且能够殺人的人，此時此刻我估計可能還是不到十個人，或者只有十幾個人或幾十個人，頂多就是這個數目。但是願意從事政黨活動的人現在至少有幾百人了，這就是一個小小的升級。先把種子撒下去，以後隨著資源的枯竭和形勢的極端化，依靠話術的人會漸漸被擠出去。

[43:23]真正願意所謂拋頭顱灑熱血的人，是不可能想要白乾的。自以爲可以白乾的人，肯定是沒有用處的、除了說話以外什麽也不會的人。願意冒極大風險的人，不給極大利益是不行的。這個極大利益必須通過實際的資源給你，而實際的資源必須通過剝奪共産黨來得到，因爲大部分資源掌握在他們手裏面。如果不剝奪他們，像東歐蘇聯那樣容許他們繼續存在，那你就得不到資源來獎勵你的追隨者。那樣的話，你就不會有真正的具有戰鬥力的追隨者。所以剝奪他們是必需的，任何成功者都必須做到這一點。意識形態方面的理由很容易找出來。做不到這一點的人，今後別想成功。現在的大多數輿論操作者還沒有反應過來，還在做他們過去膨脹出來的那個舊夢，比如說想按照臺灣經驗去做。臺灣經驗的弊端其實也很多，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這在中國一定行不通。你要是保留了共産黨党國體系的原有資源的話，你就一定會失敗。

[44:27]反正就是，我看到那些關于東林黨或者閹黨之類的理論，然後分析社會形勢，分析到最後就是這個結果。這個分析不是體現在我嘴上說的話，而是體現在我實際上所做的事情。絕對不要害怕有人說“你們跟共産黨有什麽區別”。凡是有人這樣說的時候，你就要理直氣壯地告訴他：我們不僅跟共産黨沒有什麽區別，而且還要比共産黨殺得更狠一些。共産黨在1989年說過一句名言：共産黨的天下是用幾千萬人頭換來的，你們有種，拿幾千萬人頭來換。像劉曉波之流是不敢的，他們要講愛與和平。而我一定會回答他們說：我認爲兩千萬太少了，至少要殺九千萬共産黨人，三億之內的死亡是屬改朝換代正常的可以接受的範圍。

[45:15]歡迎你們比如說到美國去四處宣傳我們跟伊斯蘭恐怖分子沒有任何區別。這樣做的效果是，美國人知道什麽叫遠古邪惡嗎？他們不可能知道的。豐臣秀吉是指望朝鮮人搶了他的糧食，替他運回後方去，然後他一路打過去，正好就趕上朝鮮人運回去的糧食。假如白區党比如說到佩羅西他們那批人面前到處宣傳“這些人是恐怖分子，他們根本不是什麽民主人士”，造成的結果就是，民主黨或者華盛頓院外集團的元老們原來從來不知道諸夏是什麽東西的，現在突然知道，除了西藏要獨立以外，還有一撥不知道從哪兒冒出來的人在論證大蜀民國。他們只要知道大蜀民國這件事情，我就已經贏了。這就是敵人替你搬運糧草。當然，他們如果根本不這麽做，我也不吃虧，如果他們這麽做的話就是在送禮了。他們的攻擊，無論是公開還是幕後的攻擊，實在是替諸夏把影響力傳播到原來根本傳播不到的層級。無論是在群衆這個層級上還是在元老這個層級上，必然是有利于我們而不利于溫和派中國人的。這就是我現在在做的事情，也就是我從最近的輿論操縱中間得出的經驗。

[46:40]像閹黨那些理論，肯定是一撥擴招以後根本沒有就業希望、得不到八十年代大學生那種准公務員士大夫待遇的絕望的無産階級大學生製造出來的。他們以爲這樣做就會得到周小平的待遇，實際上他們當中絕大部分是什麽也得不到，將來大學畢業以後還是會到街上去發小廣告傳單，連打工的工人都不如。他們發明出來的所有東西都注定會在幾年之內灰飛烟滅，不值得重視，他們連當炮灰的資格都沒有。他們的用處對于我來說就是，當一個引綫，像是實驗標本一樣，越過一片混亂的輿論場，切開他們背後的淪陷區社會到底是什麽樣的，誰有真正的力量，誰是注定的犧牲品，資源在哪裏，圍繞著資源的鬥爭應該怎樣展開。而我得出的結論就是這個樣子的。我得出的結論是以我自己爲本位的。在我自己可能采取的所有策略當中，我寧願采取這種策略，而不願意采取溫吞水的自由主義或者愛與和平之類的不頂用的策略。依靠敵人的壓力把中間派與溫和派一個一個淘汰掉，最後變成“除了我們就只有共産黨，任何反對諸夏獨立的企圖都跟白區黨沒有任何區別”這樣一個基本格局。這樣做對共産黨得到的好處幷不多，而諸夏得到的好處却非常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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