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訪談 080 @ 20200318 論全球化時代的結束

[00:00:09] 主持人：本周美國和歐洲的武漢肺炎疫情開始爆發，美國和全球金融市場做出了極其激烈的反應。美國的“S&P 500”指數從高點已經下跌30%了，各國央行馬上開始釋出史無前例的流動性，但似乎沒有辦法穩住金融市場悲觀的情緒。您最近(15 Mar 2020)說：“最近五十年的經驗都只有誤導作用，現在是1929年和1973年的總和。即使雷根和沃爾克復活，也不能避免大禍臨頭。格林斯潘、川普和鮑威爾的苟且之治，註定了全球化時代的悲慘結局而未能為以鄰為壑的戰爭時代做好準備。”“負利率就是錢債血償的意思，等價於1780年的債務清理和1932年的延期付款。金融家的和平就此退位，戰神登基索貢。”前面的“1929年”，我們知道是美國的大蕭條，“1973年”是石油危機。可是後面的“1780年”和“1932年”這兩個時間點，我們就不太清楚。請問您可以稍微解釋一下這些歷史事件以及它們對應到2020年所預示的未來路徑嗎？

[00:01:22] 劉仲敬：負利率就等於是緩慢的資產沒收，是一種預支未來的手段。利息是什麼？利息就是你假定未來會大於現在。那麼負利率就是假定你在未來會一無所有。這樣的預期就是一個寫在白紙上的路徑積分。如果你假定未來會越來越差的話，那麼投資就變得根本不必要了，你等於是預期你所在的那個系統要進入衰敗期了。

[00:01:52] 1780年的世界市場比現在要小得多，所以它能夠容受的清償也要小得多。巴黎金融市場因為支持法國的絕對主義君主國，付出了太大的代價，把巴黎和里昂的力量都透支了。約翰·羅(John Law)的密西西比公司的崩潰，實際上還不是市場資金的消失，只是市場對王室和法國金融市場融資能力的信心崩潰，結果導致法國的資本大量流入了阿姆斯特丹。雖然法蘭西君主國的空架子還在，但是法國資本的外流實際上已經預示著法國將要像一個世紀以前的波蘭王國一樣，王國的信用消失之時，也就是新君主國垮臺之日。新君主國是依靠王室的融資能力和常備軍這兩個基本要素，從封建主義的胚胎中間脫穎而出的。王室失去它的財政能力，就是說王室自己變得沒有什麼存在的必要了。但是法國又處於歐洲國際體系的核心，法國的坍塌只能由當時意義上的世界大戰——也就是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來解決。

[00:03:16] 實際上，所有的金融都是針對時間的遊戲。利率這個東西是沒有任何金融家和金融集團能夠控制的。從利率的波動本身，就能夠看出秩序地形圖的山峰、谷底、平原之類的結構。例如，東歐和西歐的利率差，西亞和東亞的利率差，從來都是很說明問題的。宋、金、明的利率相對於中亞來說一直是很高的，而波蘭和俄羅斯的利率相對於法國和義大利來說又是格外高的，法國和義大利的利率始終高於英國和荷蘭的利率。中亞商人在蒙古帝國時代在東亞放的“羊羔兒息”，它是市場的產物，並非是剝削，它是東亞地區相對地位低於西亞的一個體現。這批商人的同類在伊朗放的利率就沒有那麼高，這很明顯是市場自然淘汰產生出的結果。

[00:04:34] 例如，土耳其人的後宮儘管也是後宮，在福樓拜和那些遊歷中東的英國人和法國人心裡面引起了相互矛盾的各種意象以及又鄙視又羡慕這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但是它在東亞人的心目中引起的純粹都是誤會。這個跟比如說中國基督徒自由主義者（像余杰之類的人）對伊斯蘭世界的想像是完全一致的。像他這樣的人在把自己變成基督徒和自由主義者的時候，就莫名其妙地把自己帶入了一個“今夜我們都是美國人”的身份，不由自主開始鄙視起穆斯林了。“後宮”這樣的詞使東亞人想起了北京紫禁城的後宮，然而君士坦丁堡的後宮可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它雖然也有太監，但是太監是由黑人組成的，比起魏忠賢之類的人要好得多。第二，後宮的人數其實是極少的，就是幾十個妃嬪連同她們的丫鬟和僕役。最後這些後宮的婦女還經常跑到君士坦丁堡的海岸咖啡館裡面喝咖啡，跟附近經過的歐洲遊客搭訕。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在紫禁城裡面，那肯定是反了天了。

[00:06:02] 但是，這個詞還是被翻譯成了“後宮”，因此就使人聯想起天平天國（洪秀全也是一位基督徒）在南京城裡面徵集上萬名蘇州女子搞出的那個偉大結構。而洪秀全已經算是非常進步了。他的進步性，準確地說就是他的蠻族性帶來的。洪秀全是一個坎通尼亞蠻夷。客家人是被同化得最晚的高地蠻夷，因此客家婦女是不纏足的。而且很要命的是，尤其是讓蘇州女人無法忍受的是，他們還能打仗。洪秀全就帶著這撥女兵到了天津，他的後宮就由這撥女兵負責警衛，而不是由北京城的河間太監們負責警衛。從這你就可以看出，洪秀全這個東南亞蠻夷在歧視鏈當中的地位，比起用黑人充當警衛的突厥人要低一級，但是比起北京城來說還要高一級。其實秩序的落差是隨時隨地都可以體現出來的，從後宮這些破事兒也可以體現出來。

[00:07:13] 利率其實是一個極好極好的指標。當利率崩潰的時候，中亞商人隨著蒙古帝國的撤退，像是英國人撤出上海那樣從揚州撤退的時候，明史的作者記載，揚州和南京路人倒斃，貨物不通，工匠失業。這些事情就是明初的政權用它自己那種編戶齊民和社會主義管制手段對內亞商人推行強制同化政策所導致的。其實這個動作很像是人民解放軍在上海發生的證券交易所的戰鬥。戰鬥方式就是，人民解放軍像列寧同志的紅衛兵沖進立憲會議一樣沖進了證券交易所，把那些擾亂市場的奸商統統抓起來，從而解決了北洋軍閥、日本人和國民黨都解決不了的奸商擾亂市場的問題。朱元璋解決問題的想法也是一樣的。但是這樣自然就導致了大規模的失業。而且你接下來就可以發現，陳毅和朱元璋用了同樣的方法解決上海的失業問題。上海的失業問題是你消滅資本主義的自然結果，消滅資本主義的結果就是無產階級失業。陳毅的辦法就是把他們統統作為遊民和囚犯，送到山東的勞改農場去種地。而朱元璋的做法就是，把他們統統送到鳳陽去開荒。然後他們企圖逃回來，就發明了鳳陽花鼓戲，一面罵朱元璋，一面在朱元璋以後政權管制削弱的時候試圖逃回他們偉大的蘇州老家。

[00:08:58] 中亞商人在撒馬爾罕和大不裡士的利率高低，以及他們在南京和揚州的利率高低，本身就反映了雙方的社會結構，包括市場的大小和市場主體的融資能力的大小。具體地說，最明顯的因素很顯然就是，遠東一般都是小戶人家。之所以“羊羔兒息”被人罵得如此厲害，像阿合馬這些人都被發明成為奸臣，就是因為，孤立的小有產者在市場當中處在極其脆弱的地位上，經常需要血債肉償，用把自己的子女賣為奴婢之類的方式來負責償債。他們缺少聯營結構和像公司這樣的中間團體。而伊朗商人在中亞是經常有這樣的中間團體的，伊斯蘭教又給他們提供了很多有宗教色彩保護的基金會。這些基金會像是六朝時期的佛教寺廟和拜火教寺廟一樣，自己就是金融集團。這些金融集團的抗風險能力比起孤立的小民要大得多，它的系統的中間層次多。一層一層搞到最後，一般的升斗小民不會直接跟高利貸者打交道。他需要錢的時候，就是直接去找他的宗教長老就行了。而宗教長老跟他的上線的上線的上線——那大概就跟某個瓦克夫(Waqf)基金會之類的東西有聯繫。那些基金會一般會有很多富豪投資，而且它的創始過程很可能是以前的某位國王或者是沒有繼承王位的親王們用他們的財產墊起來的，因此保護能力要強得多。正是因為有這樣的一系列中間結構，所以中亞的利率始終是低於東亞的，貸款也要容易得多。高利率造成的殘忍性，也是東亞資本主義發展不起來或者一發展就出張獻忠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中亞的利率就明顯高於義大利，而義大利的利率又要明顯高於英國。這一系列草蛇灰線都是可以勘察出來的。

[00:11:14] 冷戰後的世界進入了一個極為特殊的超低利率時代。我們要注意，韋伯說的那種新教資本主義在西北歐的崛起是一個低利率現象。它並沒有在超高利率的東亞崛起，也沒有在利率還算比較高的西亞、東歐和南歐崛起，而是在利率極低、融資容易的英國和荷蘭崛起的。這一點，其實是從世界文明的角度來講也算是西歐、但是在西歐內部細分的話卻被英國和荷蘭擠在下面的法國人充滿嫉妒地看得很清楚的。法國人在1780年代的金融崩潰以後憤怒地表示，布裡奇沃特公爵(Francis Egerton, 3rd Duke of Bridgewater, 1736~1803)一個私人，他老人家就投資修了一條運河，他自己根本就沒有這個錢，他只是掛了一個運河公司的牌子，把他的牌子掛在上面，於是就有無數的人投資給他修運河。他在修運河的過程當中，口袋裡面的錢經常不夠給他的馬車夫付小費的，但是大家居然不去擠兌他，讓他理直氣壯地把運河修完了然後回了本。雖然法國不如英國富裕，但是在法國的富豪和貴族當中比這位布裡奇沃特公爵富裕的人一抓一大把。建立法蘭西銀行的那五大銀行家，隨便哪一個都是比布裡奇沃特公爵富裕不知道多少倍的人。但是他們稍微搞一點融資項目，馬上就被人擠兌得天翻地覆。這些事情都怪萬惡的約翰·羅，都是他的體系把信用給做壞了。大家一想到金融，立刻就想到密西西比騙局。

[00:13:00] 但是，約翰·羅是一個蘇格蘭人，他搞的那套在蘇格蘭就不算騙局，到了法國就變成了騙局。其實他也是身不由己。他發現法國國王對他寄予如此的厚望，因此他已經不能失敗了。搞到一半，他發現法國社會對信用的容忍能力和支持能力比蘇格蘭要差得多。其實，法國就算沒有英格蘭富裕，總比遍地都是山的蘇格蘭高地富裕得多。但是蘇格蘭新教徒不會去擠兌，而法國人一定會去擠兌。不是一般人擠兌，而是說像洛林公爵這樣的大人物爭先恐後地去擠兌，懷著政治動機準備坑他一把。其他的普通資本家就更不用說了。因此他不得不自己掏腰包雇傭一撥密西西比礦工來演戲，目的無非就是維持市場信心。這個維持市場信心的工作在蘇格蘭其實沒有必要。但是騙局總是不能長久，終於他穿幫了，而法國王室也沒法保護他。後人都怪他把事情搞壞了，但是他其實只是把本來就存在的問題給暴露了出來：法國社會的信用支持能力本來就差。因此，他想支撐一下英國人可以支撐得住的高信用機構，就立刻垮了下來。這就像是你在軟土上建塔就會垮、在硬石板上建塔就不會垮一樣。他是一個從硬石板地上來的蘇格蘭人，按照蘇格蘭的規模在法國建一個塔，然後他就垮了下來，法國人把他發明成為騙子。造成的影響是，以後再要搞金融機構的門檻又大大提高了。法國一直到拿破崙三世的時代還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他們看到英國人和比利時人融資如此之容易，而明明是非常富裕、錢也不少、黃金尤其多的法蘭西居然硬是融不起來，充滿嫉妒，然而又無可奈何。最後解決問題的辦法是拿破崙和戴高樂式的，就是國家干預。用國家干預，才能夠勉強跟英國競爭。當然，雖然法國號稱是西歐的中國，但是比起亞洲來說的話，那還不知道要強多少倍了。

[00:15:03] 但是，利率再低，也不會低到零利率和負利率的。這種現象是在冷戰結束以後才產生出來的，它是世界歷史上的一個新現象。它產生的背景就是，生不如死的勞動力從蘇聯解體以後的俄羅斯和中國湧入世界市場。附帶著還有，印度和第三世界人口大國，原先實行費邊社會主義的國家，突然開放，也釋放出一部分勞動力。但這是次要的，主要就是前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勞動力最多的中國，把它的張獻忠勞動力釋放到市場當中。這批人的特點是，他們可以接受任何條件，他們可以零工資。零工資和零待遇就對應於零利率。因為他們實際上並沒有達到零工資，所以利率只是非常低而還暫時沒有接近於零。華爾街的金融家利用了這種現象，但他們並不知道這種現象的來龍去脈。為什麼有人願意接受零待遇？這個原因其實很簡單。為什麼有人花錢去買一個領不到工資的鄉鎮公立學校教師的位置呢？因為你坐了鄉鎮公立學校教師的位置，就不會被張獻忠隨便殺掉而沒人追究了。你很可能是一個範進式的人物，已經做不了張獻忠了，而公安局是只會保護體制內的人的，它的工作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你需要買這樣一個公家人的身份。有了公家人的身份，你並不指望它能領工資，財政崩潰的小縣城根本發不出工資，但是你的社會地位和人身安全都有了保障。

[00:16:50] 湧入市場的大部分人口是張獻忠人口，這個人口跟印度費邊社會主義瓦解以後實行新自由主義而湧出來的人口是不一樣的。印度人的人口是有保障的，他可以一文不名，在他自己的社區共同體裡面，我給別人理髮，指望別人付給我糧食，不必用錢。而中國和社會主義湧出來的這批勞動力是被赤裸裸地剝奪了社會關係，回不去的。如果他們當時不湧入世界工廠，那麼他們必然會自相殘殺。事實上他們已經開始自相殘殺了，沒有進去的人仍然在自相殘殺。比如何清漣的老家邵陽，當時大家就在公安局門口整天搞爆炸事件。邵陽好像是一個有駐軍和軍火廠的地方，所以炸藥不缺。因此在八十年代，爆炸案比重慶在文革時期還要多。這種事情搞多了，大家看出公安局是一個紙老虎以後，自然而然就會變成軍閥割據的。這時華爾街的資本主義進來，以極低的工資允許你們幹活，這是救了你們的命。因此這種情況下，利率可以降低到極低的情況。

[00:17:57] 超低利率對應著全人類有歷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全球經濟繁榮。我們要注意，這種事情已經被九零後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正常狀態，但是在全人類歷史上、全哺乳動物歷史上是極其變態的，違反了人類和所有生物的正常行為模式。從來沒有什麼“普遍繁榮”這種事情。文景之治的規模都沒有這麼大。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黃金時代，以及所謂的二戰後的黃金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 1945~1975)，從來沒有規模這麼大。黃金三十年的時候，美國人經常教育自己的小孩，留點東西給中國和印度的挨餓的小孩。從來沒有說是像冷戰結束以後那樣，資本的力量滲透到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把白左看成是血汗工廠、但是對於全世界比白左和歐美人口多得多的人口來說是他們自有歷史以來從未享受過的巨大福利投送到他們身上。因此在這個時期，利率降低到空前低點，投資和金融泡沫繁榮達到歷史上前無古人的頂峰。

[00:19:09] 冷戰結束後只發生過兩次經濟危機，第一次是2000年的高科技泡沫，第二次是2008年的次貸危機。而這兩次危機在人類金融危機的歷史上來看只能說是十分輕微，發揮不了擠掉泡沫的作用。這三十年的貨幣政策是由格林斯潘和他的繼承人製造的。基本上就是，在貨幣擴張的時候非常積極，而在債務縮減的時候非常扭扭捏捏，基本上沒有縮減，虎頭蛇尾地收場。因此，導致了美元輸出和通貨膨脹輸出。美國消費者的購買力是全世界經濟繁榮的核心，美國股市的繁榮使美國消費者的購買力擴張到空前的地步，這幾個因素都是相互綁定的。冷戰以後的美國中產階級，基本上家家戶戶都有股票，美國人沒有儲蓄的習慣。而銀行的利率在低利率時代，比起最糟糕的股票都要低得多。你把錢存在銀行裡面是極其荒謬的事情。而使用現鈔則是跟犯罪行為有直接聯繫的事情。如果不是從事黑社會或者犯罪行為的人，基本上沒有人會在口袋裡面放著百元大鈔的。一般的美國人甚至有很多人是根本不用錢包的，在錢包裡面頂多就是有十塊或二十塊的鈔票，家裡面是沒有存款這種東西的。順便說一句，希臘人好像很喜歡用現鈔交易。它在帳面上的經濟是不行的，但是人們很喜歡用現鈔。這是金融體系和社會整個政治體系都缺乏信用的表現，它的融資能力必然也是極差的。

[00:21:05] 美國人的資本全在股票市場，所以股票市場的風吹草動直接影響到大選的成敗。克林頓在忐忑之中贏得了1996年大選的勝利，歸根結底的因素就是，美國股票市場的普遍高漲使得選民們非常開心，願意把他幹出來的所有事情都當作一個大玩笑來對待。而戈爾在2000年的失敗則是當時股票市場波動的結果，是克林頓時代推起來的那個高科技股票市場破裂的結果。克林頓時代的股票市場高漲，使美國金融資本通過美元擴張促進了全世界的經濟繁榮。主要就是所謂的金磚四國，因為它們有最大的勞動力和最多的新興市場。也正是它們的加入，使得超低利率時代的維持成為可能。當然，這樣的雙元結構是有限度的。這就好像是你往窪地裡面倒水。本來假定窪地是被一座堤岸圍起來的，水不會流下去，那麼這時候的水在各地都積得比較高；突然堤岸拆掉了，柏林牆倒下了，留在各地的水蜂擁地流入窪地，於是各地的水都變薄了。這個變薄的水就是降低的利率。但是窪地的水越填越多以後，早晚有一天它會填不下去。這時，低利率時代就要告一段落了。

[00:22:37] 但是，這時的人們已經養嬌了，不再能夠忍受過去在維多利亞時代這個著名的繁榮時代的人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情況。那時候，三、五年發生一下經濟危機應該是正常現象，而且社會上完全沒有什麼福利和公費醫保這種東西。在巨大的股票市場支持下的美國消費者已經不能忍受這一切了，而川普和美國政府也不敢面對美國消費能力降低所造成的一系列可怕後果。這一切其實跟川普自身的矛盾性有很大關係。川普是打經濟牌上臺的，但他又是一個反全球化的代表，而這兩者是截然矛盾的。你不可能又要堅持股市上漲和就業率升高，又要反全球化。這兩者是同一回事，反了這一個就要反另一個，維護這一個就要維護另一個。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川普是註定要失敗的。他的使命只是破壞，而不是建設。他自己可能沒有意識到這些。因為他只是一個商人而不是理論家，商人多的是經驗，但是缺乏的是窺視全域的洞察力，所以他並不明白他自己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00:23:56] 美國消費者的購買力撐起了世界市場的核心部分。還要再補充一句，美國消費者的額外購買力——不是必需品、而是各種兒童玩具諸如此類的這些可有可無的東西的購買力，支撐起了第三世界的經濟繁榮，連同美國輸出的美元。美元是人民幣的核心和改革開放的核心。在東南亞和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它也是經濟驅動力的核心。只是東南亞的流竄美元能夠驅動的那個社會區域比中國要小得多。東南亞、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樣，有很大部分的人口（可能是大多數人口）像復活節島上的天主教徒一樣，他們是大部分甚至完全處在世界市場之外的。他們沒有額外購買力，但是他們有可能在流竄美元的誘惑之下離開自己的社區共同體去打工，打工領到了“摻水美元”（即使是比索或者林吉特，其實也是依靠美元支持的，實質上就是“附庸美元”，等於是一種“摻水美元”），用“摻水美元”的購買力去購買東西。這時，世界市場就擴大了一輪。這個擴大一輪的世界市場，通過幾個波浪，有力地回饋到全世界的金融中心華爾街，支持了華爾街的信用貸款，使得美國大公司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強盜男爵”(Robber baron)（“強盜男爵”是十九世紀的說法，按照冷戰後的說法應該叫“寡頭”，像俄羅斯的石油寡頭季姆琴科(Gennady Timchenko)這樣的人）依靠負債進行企業擴張。

[00:25:44] 在低利率時代，負債經營是有利可圖的。在通貨膨脹和低利率的支持下，再過十年，過去積累的那些債就算不了什麼了。而你利用這些債務實行的業務擴張可以使你輕而易舉地還清債務，還可以再滾新的債。相反，你如果不負債，那就是說，因為你的資本不足，你擴張得很少，相比起借債而擴張得很多的人來說的話你很吃虧。你擴張得很少，就是說你一點債也沒有，比如說你只擴張了10，而別人借了債，就擴張了100，那麼別人肯定賺得比你多。擴張了100以後再賠掉10，他還有90；而你不借債，只擴張了10。人家是90，你是10，肯定是你這個不借債的吃虧。借債借得越多就越佔便宜，因此債務泡沫急劇擴大。

[00:26:38] 首先我們要注意，冷戰三十年的黃金時代跟維多利亞的第一個全球化時代是不一樣的。維多利亞全球化的繁榮是資產階級的繁榮，跟工人階級並無任何關係。那時候的工人階級主要依靠教會和社區共同體。冷戰後三十年由所謂的五十年代嬰兒潮一代開啟的這個繁榮，深入到中產階級。像美國汽車工人就是中產階級，是有工會的汽車工人。英國和歐洲社會民主黨保護的那些工會就是新中產階級的主力。形成了我們眾所周知的橄欖型社會，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隨著後冷戰時代的超繁榮和低利率繁榮，中產階級的福利下滲到無產階級。寡頭公司資產階級的債務擴張在冷戰時代進入中產階級，然後又在後冷戰時代進入無產階級。窮人最缺的是什麼呢？不是食物，西方的窮人從來不會挨餓的，而是跟富人一樣的住房，於是就爆發了2008年的次貸危機。2008年的次貸危機，是金融擴張和債務擴張從十九世紀的資產階級擴張到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產階級以後、在二十一世紀初葉進入社會底層的結果。

[00:28:00] 這個擴張背後是誰頂起來的呢？是第三世界的新工人階級和寡頭頂起來的。這些人願意在沒有福利、沒有工會的情況之下享受美元外移給他們帶來的繁榮。這個繁榮像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工人階級一樣是沒有保障的，但是仍然是他們的列祖列宗從未享受過的好日子。他們像是第一代進入歐洲的穆斯林移民一樣，根本不去參加投票。他們不用組織政黨，不用參加投票。僅僅是能夠混在巴黎這件事情，已經使他們感到三生有幸，這輩子再也沒有更大的希望了。他們的子孫會有更大的希望，那是以後的事情。在他們這一代人，冷戰後的第一代血汗工廠勞動力（這個血汗工廠勞動力就相當於中國和印度的全部人口）突然投入市場，使馬克思和列寧那個時代的資本家從未預見過、從未夢想過的繁榮突然降臨到以美國為核心的西方世界，使得美國的赤貧階級在奧巴馬總統的時代理直氣壯地認為他們應該用那種信用等於垃圾的次貸來住大房子，這個大房子是上海的處級幹部這一輩子都別想指望的。因此，就造成了2008年的經濟繁榮。

[00:29:27] 由於民主、全球化和美元霸權的緣故，羅馬共和國領取麵包與競技的窮人是誰也惹不起的。他們自己儘管已經什麼也不是了，卻在羅馬金融家和羅馬軍團耀武揚威的保護之下，作為羅馬共和國榮耀的象徵，一直存在到君士坦丁大帝東遷君士坦丁堡的時代，他們的福利都要理直氣壯地跟退伍軍人津貼一樣納入國家預算的核心部分。後期加入羅馬世界的埃及人或者帕提亞人的王公們必須獻出他們的寶貴財富來，養這批無所事事、整天看戲、吃免費豆子和麵包的羅馬遊民。然後他們就去壓榨埃及可憐的農民。他們發現，他們賄賂羅馬人、在埃及做王公得到的待遇還不如羅馬的無產階級，但是他們不能夠、也沒有勇氣跟羅馬軍團作對。這就是奧巴馬時代世界經濟體系的真正問題：一個依靠美國金融軍事霸權那種羅馬式霸權為生的食利無產階級在美國成長起來了。這個食利無產階級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根本，也是川普時代的耶倫和鮑威爾無法縮表的原因。縮表就會迭次壓縮債務泡沫，債務泡沫的最底層就是他們，而他們憑著民主和美國軍團的力量，已經像是乾隆時代的滿洲八旗一樣是不可能動搖的，即使是拿了國家津貼，也不會跑回到滿洲去種地。

[00:31:19] 於是這樣又導致了另外一個後果：製造業擠壓。他們就像乾隆皇帝拿錢讓滿洲人回滿洲去種地、而他們堅決要留在北京城看戲一樣，導致美國的製造業外移。如此昂貴的工人，使得美國的製造業喪失了競爭力，導致製造業外移。這使得美國由1950年代的製造業大國逐步變成一個羅馬式的金融軍事帝國。金融家收錢，軍團維持金融經濟。美國內地的士兵提供了強大的軍團，而東西海岸的大城市提供了強大的金融家。同時，伴隨著金融家的，就自然是我們在亞伯拉罕時代的烏爾和奧古斯都時代的羅馬都見過的那種多元文化。猶太人俘虜弗拉維奧·約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因為很會寫書，就從俘虜變成了羅馬達官貴人的座上賓。幼發拉底河把它的水注入了台伯河，埃及宗教在羅馬公開修建神廟。保守的羅馬元老呼天搶地地說，羅馬的諸神從此以後要不再保衛羅馬了。而新貴們卻興高采烈地說，你們這些吃大蒜的落後分子早已經過時了。這就是人類歷史上曾經出現過至少三次的全球化伴隨的必然現象。東西海岸的白左大城市和金融家，中部的鄉村和小城市產生出來的強有力的羅馬軍團，兩者相互維持，支持了當今世界的羅馬世界霸權。

[00:33:04] 這裡面的實質就是，對一個金融軍事帝國來說，勞動創造財富是不真實的，霸權創造財富才是真實的。美國人民不應該工作了，才會有錢。只要美國軍隊和金融家的體系還在，他們應該無論如何都要有錢。錢並不是對他們勞動的一個獎賞，而是維持世界經濟體系和核心市場以及核心市場聯繫的整個金融市場的必要性。換句話說，美國人必須有錢買東西，他工作不工作倒是次要問題。不工作的問題很容易解決，我們可以讓馬來西亞人替你工作。但是如果美國人沒有錢買股票，天下就大亂了。早在美國人破產以前，馬來西亞人首先要餓死。所以，馬來西亞人為了讓自己的日子好過，必須讓美國人有錢買股票，即使美國人不工作也行，甚至美國人不工作反而更好，但是美國人必須能夠打仗。這就是當今世界經濟體系的實質。十九世紀的舊自由主義對這種體系是沒有預見性的，也解釋不了。楊安澤提出要給每個美國人每月發一千塊錢，於是被廣大費拉右派罵得狗血淋頭。然後他們今天看到，他們最心愛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最後的救星川普面不改色地宣佈要給美國人民一人發兩千塊錢。我不知道他們現在還要說什麼好。

[00:34:55] 當然，這是赤裸裸的“麵包與競技”和金融家的經濟。羅馬城的經濟依靠羅馬的金融家和羅馬的消費者來維持。只要羅馬的金融家和羅馬的戰士仍然在工作，羅馬的消費者就並無工作的必要。如果他們願意工作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們需要保證他們在不願意工作或者事實上不能工作的時候，仍然要保持全世界最大的消費能力。保持這個全世界最大的消費能力，主要不是為了羅馬本身，而是為了全世界的利益。股票市場的崩潰砍掉了美國每一個家庭的股票收入，那麼世界市場要萎縮四分之一，對於像馬來西亞或者委內瑞拉這種級別的國家來說，這樣毫無疑問就會造成國家破產。因此，為了全世界的利益，美國消費能力必須維持住。也就是說，你必須在20%的人口失業的情況之下，保證包括失業人口在內的所有美國人仍然能有消費能力。因此，立刻就放出了相當於美國財政開支四分之一的巨額美元。

[00:36:09] 這些巨額美元放出來是有依據的。這些巨額美元是在支持美國股票價格和美國消費者的消費能力的同時，把帳單開到了美國國債的擁有者——比如說中國和日本頭上。請注意，主要是東亞人。這一點是很有秩序上的依據的。羅馬的帳單，你要注意，它主要不是開在西班牙人、高盧人和日爾曼人頭上，而是結結實實地開到了敘利亞人和埃及人頭上。帳單讓東方人來支付，蠻族雇傭兵要由西方人來提供。這是政治不正確、但卻是唯一能夠維持世界秩序的手段，它本身就表明了秩序的梯度。不如羅馬人開化的，有幾分像是早期羅馬人的，首先是西班牙人，其次是高盧人，最後是化外的日爾曼人，要為羅馬提供士兵。而腐化墮落的東方人已經不能打仗了，要為羅馬人付帳。美國的國債是這個帳單的一種形式。無論是四萬億還是多少萬億的美元，最終在美國國內轉一圈以後，就會從從不存錢、至少是現在已經不再存錢的美國消費者手中，通過金融機構唰的一下流出美國之外，由美國國債的購買者和美國貨物的提供者分別消化，以至於美國市場本身的物價幾乎沒有波動。

[00:37:40] 我們要注意，對於美國消費者來說，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已經享受了帝國紅利。這個帝國紅利就體現在，例如1960年代的科幻小說家曾經提到過，美國小城市的居民看到一百美元的鈔票，以為是假鈔，因為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從來用不到一百美元的鈔票。今天的美國消費者仍然用不到一百美元的鈔票，仍然會有同樣的感覺。而且對於他們來說，有很多商品反而減價了。例如香蕉之類的熱帶水果，十九世紀的美國人要吃這種東西是很貴的，現在你在美國吃香蕉比在菲律賓還要便宜，在美國吃糖比在古巴還要便宜。全世界所有的商品，在美國都要比在它的源發地更便宜。中國血汗工廠生產出來的產品，成本是100塊錢，國家補貼50塊錢，使它可以用50塊錢的價格在美國出售，使美國消費者可以在美國超市里用比上海便宜三分之一的價格購買中國產的暖壺和熱水器。這些都是帝國經濟學的產物，是在全球合謀之下、由華爾街金融體系和美國軍團共同維持的這整個體系的產物。

[00:38:59] 這個體系一倒臺的話，所以人都會受到損失。受損失最大的就是中國這種社會體系完全解體的地方，所有人都是毫無權利保障的臨時工。向美國的出口一旦中斷了以後，你除了立刻恢復計劃經濟和種地以外是不會有其他出路的。馬來西亞和印度要稍微好一些，因為原有的村社和部落的共同體還在，只是游離到城市裡面的那一部分人口倒楣，但他們還是有家可回的。前共產主義國家就是完全無家可回的，相當於奴隸人口。正是這些奴隸人口，使得接近於零的超低利率和經濟繁榮成為可能。也是他們，使得在經濟危機發生的時候，違反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的一切教條，非但不能夠縮表和緊縮開支，反而可以通過大放水和負利率來解決問題。負利率是依靠誰支持的呢？是依靠奴隸勞動來支持的。奴隸勞動假定，他們脫離了這個體系以後，人身安全都沒有保障，因此他們願意倒找錢購買他們的工作崗位。只有共產主義國家才會有購買工作崗位這件事情。以前只有買官的，買官是為了賺錢。工作的目的一貫是為了掙錢，為了工作崗位而倒找錢這種事情只有在社會完全解體的時候才存在。

[00:40:12] 那麼我們要問，在這種情況之下，實際負利率（跟通貨膨脹比起來的話，現在已經是負利率了）的美國到底輸出了什麼呢？我們要坦白地承認，它輸出的甚至不是美元，它輸出了秩序。美元暗中攜帶的秩序進入血汗工廠，使得“摻水美元”的獲得者得到了包括人身安全在內的各種保障。這些各種保障使他們願意倒找錢購買工作崗位。如果沒有的話，他們就立刻回到張獻忠的懷抱當中。所以，他們為了從張獻忠的懷抱中逃出來，願意支付贖金。這個贖金使負利率經濟成為可能。我們要注意，西方經濟學的“原子人假定”是建立在這種假定之上的：假如你不工作，人身安全是不會受到威脅的，你隨時可以退出勞動力市場待價而沽。在這種情況之下，經濟學意義上的“理性人”才能夠成立。我們要注意，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所謂的“理性人”從來都是假定你的人身安全有充分保障，你不用花任何力量和成本來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我們要注意，這就是事先假定了民族國家提供的普遍安全。在封建時代，你的安全是由你的契約保護人決定的。你的契約保護人如果是聖路易，很好；如果他是一個孬種的話，那就不行。同時，如果你沒有一個領主，那麼你的下場是非常悲慘的。沒有領主就是沒有保鏢，沒有保鏢你簡直活不下去。而民族國家的居民則假定認為，安全應該是免費的，國家免費提供安全。雖然這個其實跟福利制度的免費一樣，只是隱形成本打在了別的地方，但是大家都是這麼感覺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是建立在這些假定的基礎上的，它沒有考慮到張獻忠人口的存在。但是張獻忠人口是實際存在的，因此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所不能解釋的負利率驅動的現代經濟也就相應存在了。

[00:42:11] 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秩序經濟學的演算法。美國不是一個輸出製造業產品或者金融產品的國家，它是一個為全球輸出秩序的羅馬帝國。它輸出的秩序，在有些地方購買的必要性不是十分迫切；在有些地方不購買的話，你只是稍微窮一些而已；在有些地方不購買的話，兩歲女孩的脖子就會隨時被十八歲的大學生割斷。因此，不同的人購買秩序的迫切性是各不相同的。我們要注意，極端缺乏秩序的人，就好像是最窮的人願意買最爛的商品一樣，他們願意接受最爛的統治者。明太祖進入南京的時候，也是在人民的歡呼聲——特別是儒生的歡呼聲中進行的，因為明太祖的殘暴統治終歸比張獻忠要好一點。而滿洲人入關的時候，被張獻忠嚇破了膽的士大夫階級由衷地發出了堯舜之治的呼聲。但是同樣的這一撥人如果跑到波蘭或者法國去，波蘭和法國的貴族肯定會認為，無論你是仁君還是暴君，外國人敢占我們的土地，我們非得跟你們拼一下不可，我們絕不會接受你們的秩序。我們可以推翻自己的國王，但是根本不可能考慮讓外國征服者來為我們提供秩序。波蘭的貴族和法國的貴族就是自己家裡面儲存著大量秩序節餘的消費者。你的貨色比較次的話，人家就要把你趕出去，根本就不會買你的貨。而南京城的居民則是一貧如洗的秩序無產階級，哪怕是有極爛的貨色送到他們門口來，他們也感到不買下來是不行的，更好的貨物我們也買不起。實際情況也就是這個樣子的。

[00:44:02] 那麼，負利率經濟學在什麼情況下能夠結束呢？當然就是張獻忠人口能夠提供出的逃避張獻忠的最大贖金填滿為止的時候。這個最大贖金的支付達到極限的時候，負利率經濟學就結束了。這個極限，因為它不能用新古典主義的資料來分析，所以你只能大體上憑經驗來分析。現在它離這個極限已經非常之近了。這就是為什麼負利率經濟學漸漸在全世界玩不下去的各種跡象會出現。資本主義是要求市場不斷擴大的，它不斷要開拓新的市場，而生產能力的擴張永遠超出市場擴大的速度，因此它需要定期的經濟危機來淘汰那些錯誤理解了市場訊息、生產了市場不需要的產品的生產者。冷戰後的社會結構是靠吃冷戰勝利紅利，在被共產黨人宣佈要解放而實際上卻變成無家可歸的廣大無主無產階級的支持下，產生了超低利率經濟。如果有無限多個蘇聯可以無限期崩潰下去，那麼這個遊戲是可以不斷維持下去的。但是實際上，剩餘勞動力釋放的最高峰大概就在2008年以後，就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達到了最高峰。以後就連最大的剩餘勞動力的輸出者——中國的勞動人口也開始走下坡路，基本上進入消化既有資源的地步。印度、非洲和其他地方的勞動力釋放出來的是零零星星的，再也達不到同樣的規模，老本漸漸吃淨。

[00:45:57] 現在就是需要一場經濟危機來淘汰在秩序市場輸出當中輸出了市場不需要的產品的那些秩序生產者。在經濟當中，錯誤理解市場訊息的生產者退出市場，被稱為破產。在秩序輸出的市場當中，這樣的生產者退出市場，一般被稱為戰爭和亡國。這就是為什麼世界總是需要定期的戰爭和國家滅亡的原因。福山所考慮的“歷史終結”，是在羅馬軍團和羅馬金融家的支持之下的一個暫時現象。沒有美國軍隊的支持，自由民主秩序即使在歐洲都無法維持。沒有美國軍團的話，法國和德國就無法處理它們現有的穆斯林問題。更不要說在歐洲以外，韓國完全是依靠美國軍隊建立起來的國家。而韓國的秩序，以全球標準來看，肯定已經算是中上標準。美國輸出秩序的能力稍有波動，在世界的邊緣地帶就會發生大量的戰爭和革命。

[00:47:13] 川普要求明碼實價重新計價，正如希拉蕊在競選中說的那樣，這是對美國主導的、美國主要也是受益者的世界秩序的直接攻擊。而且，川普並沒有能夠使製造業回歸。製造業不能回歸的根本原因在於，一個金融軍事帝國的整體社會結構跟一個製造業國家的社會結構是相去甚遠的。它體現在方方面面，包括體現在費拉右派和支田耶所極力愛戴的那種傳統的美國基督教社會及其價值觀難以復活。這樣的基督教社會和它相應的價值觀，是不適應一個金融軍事帝國的需要的。如果說它現在仍然存在，仍然跟白左平分秋色，那麼正確的答案是，它代表的是羅馬軍團的那一半，而白左代表的是羅馬金融家的那一半。知識份子只是泡沫和浮雲，但是他們也在無意識地反映出他們背後的社會結構。虔誠有德的、像彭斯副總統這樣的基督徒，是美國中部的羅馬軍團戰士。只要他們還在，羅馬共和國就不需要高盧、西班牙和日爾曼的雇傭兵，羅馬就仍然是羅馬公民戰士的共和國，而不是西班牙歸化人圖拉真的羅馬皇帝，更不是日爾曼入侵者建立的征服王國。

[00:48:55] 但是，這一半從經濟上來講，如果你僅僅按照中國人喜歡的那種GDP演算法，是無足輕重的。它就體現在，彭斯副總統連十萬美元的存款都沒有。屁也不是的處級幹部貪官污吏的小姨子，隨時隨地都帶著上百萬的美元逃往美國，絡繹不絕地來到美國。但是彭斯副總統這樣的人在他所在的地方是混得很不錯的。在他周圍的社區裡面，大家都沒怎麼見識過一百美元的鈔票，住大房子的工人階級也從來不擔心他們會住不起房子。但是如果有朝一日中國來的炒房客來到了他們所在的地方，那麼就要排華了。這些人會把房價炒得高高的，像是充滿了華人的悉尼和西雅圖的房價一樣，還會把補習班諸如此類的東西帶進來，而彭斯副總統這樣的傳統白人是不高興讓他的孩子去上補習班的。那麼這個時候要不要排一排華呢？問題很快就會產生。

[00:50:04] 此時此刻，白左的美國和軍團的美國所代表的兩個美國，由於美國的地理縱深和社會縱深極大，他們大體上是相互隔離的。幾個孤立的大城市像熟透了的果實一樣懸在傳統的社區之上。你如果看選舉地圖就可以看出，加州是民主黨的鐵票區，但是如果選區地圖按照各郡而不是按各州來算的話，你會發現民主黨在加州只有幾個大城市，在地理上占加州90%以上的地方仍然是一片紅。但是這些一片紅的地方的人口是加州的少數，那幾個大城市卻是加州的多數。澳洲的核心人口集中在悉尼和幾個大城市上，但是這幾個大城市也像是三藩市和西雅圖一樣，在地圖上只是孤立的據點。擁有大量選區和地圖上大部分空間的澳洲保守派，在人口上是澳洲的少數，但是地理上占澳洲95%的空間。你可以設想，假如美國實行一人一票比例代表制的話，那麼民主黨立刻就會贏得美國，大量的選票將會流入紐約和西雅圖。但是美國實行各州分散選票的結果是，人口甚少的、基本上是保守社區的中部佔據了大部分選票。如果你進一步拆分加州的話，那麼民主黨的選票還要少得多，它會只剩下幾個大城市。這兩個社會此時此刻還沒有怎麼相互接觸，但他們相互接觸以後肯定會爆發嚴重的憲法危機。川普的產生是這種憲法危機即將出現的先聲，而他提出了相互矛盾的去全球化政策。

[00:51:49] 我們要注意，中美貿易談判是一個全球化政策。維護川普津津樂道的空前未有的就業率，空前未有的經濟繁榮，也是一個全球化現象。同時，川普卻要求去全球化。撤回美軍，重新計價，雙邊談判，這些都是去全球化的做法。兩者之間相互接觸，早晚會發生重大的危機。病菌只是一個觸發點。危機的根本就是，冷戰後的體制產生了大量的負秩序。我們可以準確地說是負秩序，因為他們是相互殘殺的人口。這個在蠻族人口中是不會存在的。蠻族可以說是心思淳樸，他們在自然力的威脅之下習慣於把他們的夥伴看成是自己人，是不會相互殘殺的。只有聰明得很的文明人才有這麼多的心眼。而文明腐化到極點以後，把階級鬥爭的藝術發揮到極致以後，才會產生出這樣的負秩序人口。負秩序人口需要的是什麼？需要被征服。滿洲人來了以後，你們誰也做不成張獻忠。在萬歲和堯舜之君的歡呼聲中，大家的老命都得救了。滿洲人不來，人人都覺得，我雖然做不成朱元璋，總能做張獻忠吧。就算我不想做朱元璋和張獻忠，而別人都想做的話，我難道要白白死嗎？所以沒有滿洲人的征服是萬萬不行的。負秩序人口的輸入使得秩序出口的商品空前高漲，極其廉價的秩序都可以輕易輸出。因此美國秩序瘋狂輸出，導致了三十年的、在全世界的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巨大經濟繁榮。對於淪陷區居民來說就是康乾盛世的六次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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