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紓困金外包空殼法人事件

雖然台灣在控制疫情下獲得很高的肯定，但進入後疫情時代，大家注目的方向就轉往振興經濟上面。相對於台灣政府提出的三倍券方案，日本政府則是大方的給予每個人十萬日幣的紓困金，不僅沒有排富還擴及在日的外國住民。然而，整個政府對中小企業還有個人事業主的紓困方案卻引起很大的輿論反彈。

日本的經產省（相當於台灣經濟部），負責將總金額769億日圓的紓困金委託給「服務設計推進協議會」執行，然而這個協議會收取了約3%的手續費後，將749億日圓的紓困金再委託給日本最大的廣告公司電通來執行。可是，電通又把這個專案分別發包給五個旗下的子公司去執行，同時，這些子公司又把專案再給幾家公司做處理。

其實外包制度在日本的法律上是有所規範的，原則上是禁止二次外包，但允許某些例外情況。2006年，日本當時的財務大臣就宣布過一道命令，就是統包接下的案件禁止再發包，然而如果有所謂的「合理的理由」就特例允許，例如這次經產省是以「快速分配超過兩兆日圓的金額」，以及「使用線上申請」等理由做成同意在發包的行為。

對於多數日本的傳統中小企業主來說，使用線上申請具有一定的難度，換句話說，他們需要「協助」才能順利申請。不過，光是透過電通的再次外包就有20億日圓的價差，再一次則用645億日圓轉包到電通的幾家子公司，中間又被抽掉104億日圓。原先政府編列的769億日圓經過多次轉包以後，真正能夠到達中小企業主手上的金額剩下多少？引起日本輿論的一片譁然。

根據日本媒體的追查，發現這個所謂的「服務設計推進協議會」竟然是電通和旗下的大型人力銀行保聖那所設立的一個法人機構，而且是個幾乎沒有什麼實際活動「幽靈法人」，換句話說就是一個電通集團創設的「空殼」法人機構。他們利用同樣的手法，多次承包來自官方的業務，並透過層層轉包獲取利益。

其實，根據出身自日本第二大廣告公司「博報堂」的作家本間龍指控，這是電通很典型的商業模式，例如在2011年時，電通透過一個名為「一般社團法人環境共創initiative」的法人機構，接到來自總務省委託的一個大型專案，進行個人帳號（類似台灣的身分證字號）點數回饋事業等多項業務，也是透過電通的再次外包模式推行。這個按鍵式由總務省以339億日圓發包給電通，電通又以307億日圓再次發包出去。

針對社會輿論的指控，電通的副社長榑谷典洋回應說，「電通並非一家廣告公司，而是一家解決問題的公司。」換句話說，這樣的模式是為了解決問題的「中介手續費」，同時也是成為電通收入的原因。其實在廣告業界裡，這種所謂的「中介手續費」被稱為「管理程序費用」，並不關乎是民間企業還是來自官方的案件。

然而，備受爭議的其實也不是中介手續費的問題，引起日本輿論憤怒的是，用公家事業的預算卻獨厚電通，不得不被檢視的是，如果今天是民間企業間的發包，必定會被嚴格的檢視預算與發包內容，但由於是公家的錢，不論是官員或是相關負責的人員都不會有浪費預算的感覺。

類似這樣的問題，相信不只是日本，很多國家也有相關的案例，當然每個國家的國情不同，實際上的應對也不盡相同，然而，層層發包的問題，絕對不是台灣人可以當成他國事務來看的。有時候身處在一個環境裡，就算自己經歷過類似的案件，沒有完全的證據也是很難說清楚，更別說是舉證之類的。期望週刊同業，能多加油，杜絕這種只有特定人士可以拿到專案的陋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