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四大巨頭 - 康熙、吳三桂、五世達賴與噶爾丹

康熙、吳三桂、五世達賴與準噶爾部酋長噶爾丹這四個活躍在十七、八世紀的人物，對中國近代史有著巨大的影響。這四個人的關係錯綜複雜，彼此勾心鬥角，爾虞我詐，或鬥智或訴諸兵戎。 吳三桂原係明朝遼東守將，因衝冠一怒為紅顏而投降清廷，獲封為平西王，鎮雲南，自專於一方，嗣因清廷有意削藩而舉兵反清。 五世達賴漸次從其統治者蒙古固始汗及其後人手中剽竊政治權力，逐漸在今藏地擁有政教兩權，而蒙古族人佞奉喇嘛教，在心靈信仰上等同成為喇嘛教黃帽派（格魯派）殖民地。 其時漠北喀爾喀蒙古尚未納入中國清朝版圖，而漠西額魯特蒙古準噶爾部更是雄據天山以北，更非中國清朝所能掌控。 至於今西藏，當時仍稱圖伯特（即吐蕃）雖已通好於清，但並未歸附中國清朝，不僅想與清朝分廷抗禮，且欲指使準噶爾部酋長噶爾丹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當時尚無外蒙古一詞），迫使清朝將大軍移往北方，期以延緩清朝向青藏地區進展。 至於準噶爾部酋長噶爾丹，曾在拉薩出家為喇嘛，以其為準噶爾部長巴圖爾鴻台吉之子，因此甫出家即被「認證」為「活佛」。 此人野心勃勃，妄想統一全蒙古，再創成吉思汗或帖木兒之霸業，遂甘心為五世達賴所驅策甘為其馬前卒而東掠漠北。 至於五世達賴自從蒙古和碩特部剽竊到政治權力後，權力會使人上癮，也會使人腐化，五世達賴為鞏固既得權力，自是不希望清朝向青藏地區發展，由是指使準噶爾部噶爾丹向東侵掠漠北喀爾喀蒙古，把清廷軍力引向北方，就「戰略」而言，也屬高明。 至於康熙，為國史上極少見之英明帝王，對於吳三桂之叛變，自是無法容忍，必須予以敉平，對於版圖也立志要將漠北、青藏納入中國疆域；噶爾丹之東掠漠北，更必須予以嚴懲，中國歷代帝王敢於御駕親征者，除明成祖朱棣外，只有康熙（北魏拓跋珪、拓跋燾也曾率兵親征，但規模均不及以上二帝），許之為「大帝」，應屬允當。本系列將就此四人事跡酌為敘述。

清初四周情勢 滿朝龍興於我國東北白山黑水之地，經努爾哈赤皇太極之努力經營，多爾滾之能征善戰，終於在皇太極薨後之西元1644年明帝朱由檢之崇禎十七年自縊後，在吳三桂之引導下，進入北京，同時改國號為清（之前自認繼承十二、三世紀女真族所建之金王朝，史稱後金，後獲悉金王朝在國史評價不高，遂改國為清）。 入北京之清帝為愛新覺羅、福臨，也即習稱之順治（有清一代，每一帝均僅一個年號，因此皆以年號稱皇帝），其時不僅明宗室在江南，閩粵乃至西南進入緬甸負隅抗爭（史稱南明），而鄭成功更驅逐荷蘭而進駐台灣、澎湖、意圖恢復故明。 而漠南蒙古也尚未全部歸順，至於漠北喀爾喀蒙古（有車臣、土謝圖及札薩克圖三汗，分左右兩翼七鄂托克，俗稱七旗）、漠西額魯特蒙古（或厄魯特蒙古，即明代之衛拉特蒙古，或作瓦拉，衛拉特乃瓦拉之複數詞）[1] 額魯特分四部即：準噶爾、杜尔伯特、土爾扈特及和碩特，明末時以準噶爾部獨強。 於是土爾扈特部舉部西徙裏海北境伏爾迦河下游東西兩岸駐牧，和碩特部徙牧青海（有部分徙牧寧夏），杜爾伯特仍駐牧今外蒙古西部科布多盆地，至是天山以北盡為準噶爾部所有。 清康熙中期以前，無論漠北喀爾喀蒙古、或漠西之額魯特諸部蒙古，均尚未為清朝所綏服。尤其準噶爾部實力強大，雖表面上向清朝「進貢」，實際上係貪圖清廷豐厚之賞賜，以及「進貢使」人數多達二、三千人，均帶有大量貨物前來販售，與其說是進貢使團，不如說是貿易團更為恰當。 而且這種情形自匈奴以來皆是如此，只是中國歷代帝王好大喜功，均將此種貿易團體稱之為朝貢。 清朝入關初期，漠南蒙古也尚未完全歸順，至於遠在邊陲之西藏（時仍稱圖伯特，為行文方便，故用西藏），更為鞭長莫及。 皇太極時（1627~1643年在位，時尚未入關，也尚未改國號為清），五世達賴雖曾遣使隨同和碩特固始汗之使者到盛京（今遼寧瀋陽）向後金通好，但通好不等於歸順，這是史實，無需諱言，何況當時各部蒙古幾皆佞崇喇嘛教格魯派（俗稱黃教，達賴雖為此教派之最大活佛，但並非此教派地位最高之教主，教主為甘丹寺之赤巴，但甘丹赤巴不是轉世而來者），五世達賴對各部蒙古有絕大之影響力，基此，清初諸帝自皇太極、順治而康熙、雍正、乾隆均極重視達賴及喇嘛教。 乾隆且指稱：「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繫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2] 可見喇嘛教對蒙古影響之大，清朝之欲經營西藏乃勢不可免者。 但五世達賴自從蒙古和碩特部固始汗後人剽竊到政治權力後，權力的滋味會使人戀棧，五世達賴也未能例外，為長享政治權力，以控制藏人的身體與心靈，同時也影響及於各部蒙古人的心靈，自不願中國清朝力量進入青藏地區，如純就五世達賴而言，此乃人情之常無可厚非，因此想方設法，阻止清廷力量向青藏地區發展。 西蒙準噶爾部噶爾丹，係準噶爾部長巴圖爾鴻台吉之第六子，曾到拉薩為喇嘛。五世達賴以其為準噶爾部長之子，具利用價值，遂認定其為轉世活佛。當巴圖爾鴻台吉死後，噶爾丹趕回準噶爾時，五世達賴復授以「博碩克圖汗」名號，因此噶爾丹對五世達賴可說是奉命唯謹。 噶爾丹在奪得準噶爾部領導權後，不斷向外擴張，擁有今新疆全部及中亞部分地區，妄想統領全蒙古，恢復成吉思汗霸業，乃迎合五世達賴之意，向東侵掠漠北喀爾喀蒙古，將清廷軍力引向北方，如是則無力經營青藏。 康熙固然英明，且有統一全中國之意志與能力，但人的生命有限，一旦壽終正寢，嗣位者未必有康熙之智慧與能力，是則五世達賴仍可保有其喇嘛王國唯我獨尊之地位，是以對噶爾丹之東掠漢北喀爾喀蒙古，抱持教唆與鼓勵態度，且派出位階極高之呼圖克圖到噶爾丹軍中以為協助。 綜觀以上情況，康熙嗣位時，外有五世達賴及噶爾丹，內有吳三桂與三藩之亂，中國清朝並非一片榮景，甚至還是一片荊棘，有待康熙去敉平。 在我國歷史長河中，在位六十年之帝王寥寥無幾，康熙即為其中之一。 清初自努爾哈赤以至乾隆，無一不是睿智天成，康熙尤為其中之最，盱衡全局深知必須將大漠南北聯成一氣，青藏高原合為一體，而後將天山南北納入版圖，如是中國始稱完整。 然而開疆拓土，不但需強大之武力，更需要有豐饒之經濟力為後盾，否則縱有強大之軍力，也必然是先盛後衰。 康熙早知準噶爾部終將為患中國，但其實力尚無必勝把握，因此對準噶爾藉口入貢，實際是派出數千名「入貢使」，行貿易之實，清廷均予忍讓，其目的是希望有充裕的時間以厚植國力，終會使準噶爾俯首聽命。 但對準噶爾部勾結俄羅斯一起向東侵掠，則決不予忍讓，不惜出動大軍摧毀俄軍所建之雅克薩城，且在戰勝之有利情況下，與沙俄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不惜將額爾古納河以西至貝加爾湖，三十二萬平方公里之地（為布里雅特蒙古聚居之地）割讓予俄羅斯，其目的在騰出兵力，以對付準噶爾之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 當準噶爾之噶爾丹率鐵騎東侵漠北喀爾喀時，喀爾喀三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不敵，人民牲畜死亡甚多，其時三汗及眾台吉曾集會研商，究竟應向北投靠沙俄、或向南投奔大清，兩議難以確定，乃向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徵詢意見，哲佛說： 「俄羅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異言異服，殊非久安之計，莫若全部內徙，投誠大皇帝，可邀萬年之福。」[2] 於是三汗及哲佛之眾乃向南逃入屬清上駟院（屬內務府所轄，原名阿敦衙門，康熙十六年改上駟院，為供應宮廷所需牛、馬、羊）之達里岡崖牧場[3]。 清廷非但未趁喀爾喀危難之時加以吞併，更徵調各處牛、羊、米、布、糖、茶等予以接濟，並承諾來年將御駕親征，將噶爾丹逐出漠北，讓喀爾喀之眾重返故土。 此蓋康熙深知漠北地域廣袤、人口稀少，如不能得到喀爾喀蒙古人之誠心歸順，縱然此際予以併吞，未來對漠北也無法防守。 因此要獲得漠北，就必須讓喀爾喀蒙人心悅誠服地歸順，此所以承諾，來年將親噶爾丹，奪回漠北，使之重返故土，康熙果真實踐諾言，於其二十九年（1690年）御駕親征噶爾丹。 自秦始皇以來朝歷代帝王親自披褂上陳者，僅有少許幾個，康熙便是其中之一。果真將噶爾丹逐出漠北，喀爾喀三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乃得重返故土。 次年（1691年，康熙三十年），康熙刻意在靠近漠北之多倫諾爾舉行滿洲及蒙古八旗會盟比丁大會（類同閱兵），並邀喀爾喀三汗前來觀禮。 其意固在耀武揚威，而三汗目睹大清武力壯盛，心想此次準噶爾雖被清軍逐出漠北，待整休之後，未必不會捲土重來，屆時仍是無力抵抗。 於是在懷德畏威之情況下，莫諾歸順中國清朝，納入中國版圖，中國自會加維護，遂請求比照漠南各部蒙古之例編設盟旗，成為中國領土，但保留三汗。 此種結果完全在康熙規劃之中，也從此始以大漠為界，在漠北者稱外蒙古，在漠南者稱內蒙古，明載于《大清會典‧理藩則列》之中，而成為法律名詞，如《理藩則例》所載： 「大漠以南曰內蒙古，為部二十有四，為旗四十有九，……逾大漠曰外蒙古，為部四（按原僅三部，雍正時增置三音諾顏部，此部不稱汗，故稱為部四）附以二，為旗八十有六。」 從上述可知漠北外蒙古之納入中國版圖並未經戰爭，乃是外蒙古自動歸附，此一歷史事實，對外蒙古未來走向當具參考價值。此雖題外，但頗具歷史意義，又從上述可知康熙具有高瞻遠矚之智慧。 康熙之於西藏，也呈現其睿智之一面，"中國四大巨頭之五世達賴"一篇曾敘及五世達賴為攏略各部蒙古，常以虛空之名號賜予各部蒙古首領，使各部蒙古在形式上成為五世達賴之下屬或藩屬。 此種以虛無之名號，換取蒙古各部之歸心的是高招，當康熙御駕親征，將噶爾丹逐出漠北後，五世達賴竟幻想故技重施，於康熙二十九年（1691年）十一月，聯合青海和碩特等部台吉、乃至落敗之噶爾丹，聯名致書康熙，擬賜康熙以「尊號」，並附上貢賀禮物。 康熙是何等人物，豈是如此拙劣技倆所能哄騙得過，康熙自是予以拒絕，並發還貢禮賀物[4]，可見其深知實至名歸之理，雖剿滅準噶爾，尚未將西藏納入版圖，誠如康熙上諭所稱「有何可賀而受尊號乎？」 論者或謂唐太宗李世民曾受四夷上「天可汗」之尊號，如就史論事，兩者完全不同，唐太宗係在剿滅東突厥（唐時以其在北，故稱北突厥）並擒獲東突厥可汗，一時四夷均懾於大唐聲威而俯首稱臣，故上「天可汗」之尊號，而康熙既未擒獲噶爾丹，而西藏五世達賴也並未向清朝稱臣，如接受達賴所上之「尊號」（其實就是一個名號而已），豈不成為被達賴所封賜，聰明如康熙豈會接受。 康熙也深知從內地入藏，道路險阻，行軍至為不易，不宜以武力強行入藏，只能以威懾方式，使其自動歸附，當噶爾丹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時，五世達賴可能已圓寂，只是第巴桑結嘉措隱瞞其死訊，詭稱達賴閉關，第巴假達賴之名發號施令。 紙難以包住火，達賴死訊終於為清廷所偵知，乃不得不公開五世達賴之死訊，據夏格巴所著《藏區政治史》一書稱，第巴之所以隱瞞五世達賴之死訊，乃是「這些（指隱瞞死訊）都是從西藏的公共利益考慮而做的」[5]。 這純脆是鬼話，五世達賴死訊既已公開，就不得不進行尋訪其轉世靈童的工作。然而事實上早在數年前，第巴桑結嘉措已覓妥倉央嘉措為五世達賴之轉世靈童，也即六世達賴。 此一達賴為第巴桑結嘉措所立，不知潛心修佛，但知散漫濫情，吟唱情歌，勾引婦女，遂引起仍在名義上統治西藏之和碩特蒙古固始汗後人、拉藏汗及青海各部蒙古之不滿。 尤其拉藏汗對五世達賴或第巴桑結嘉措之剽竊政治權力，更為怨恨，由是拉藏汗與桑結嘉措形成兩股敵對團體，頗有勢不兩立情狀，之後桑結嘉措雖辭去第巴之職，但仍在幕後操控西藏政局，以五世達賴或桑結嘉措之教唆、維護噶爾丹，清廷自是支持拉藏汗。 而六世達賴倉央嘉措不端行為，有辱佛門，拉藏汗乃奏請清廷謂倉央嘉措為假達賴，康熙對此事頗慎重，為避免有人利用倉央嘉措進行政治角逐，乃下令將倉央嘉措「執送京師」[6]。 據清《聖祖實錄》載： 「拉藏送來假達賴喇嘛，行至西寧口外病故」 可見康熙以此種方式介入藏地政務，亦云高明，而且更高明的是命人將倉央嘉措「尸骸拋棄」，此舉係不使其信徒藉其遺蛻建塔紀念，另行掀起風波，此事在康熙四十五年（1707年十二月，見《清實錄藏族史料》一冊頁185） 三百年後美國歐巴瑪政府獵殺賓拉登後，將其尸骸拋諸大海，其目的也是預防賓拉登信徒藉其遺蛻或墳墓作文章，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康熙較歐巴瑪早了三百多年。 六世達賴倉央嘉措既被認係假達賴，且在執送北京途中病故，而其遺蛻也被拋棄，此際拉藏汗立波克塔胡必爾汗為達賴，但青海蒙古眾台吉並不全然認同，彼此向朝廷互相攻訐，康熙乃命內閣學士拉都渾率青海眾台吉之使，同赴西藏看驗，拉都渾等一行分別向拉藏汗及第五世班禪羅桑耶歇（1663~1737年）徵詢看法，均指稱波克塔胡必爾汗係真達賴，奏入朝廷，廷議云： 「拉藏所立達賴喇嘛，既問之班禪胡土克圖，確知真實，應無庸議，但達賴喇嘛例有封號，令波克塔胡必爾汗年幼，請再閱數年，始議給封。又，青海眾台吉與拉藏不睦，西藏事務不便令拉藏獨理，應遣官一員前往西藏協同拉藏辦理事務。」 結果康熙批曰： 「依議。其管理西藏事務著侍郎赫壽去。」（見《清實錄藏族史料》一冊頁186，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己亥條） 康熙運用西藏本土第巴與和碩特蒙古拉藏汗之不睦，以及新達賴真假之爭議，派赫壽入藏協同拉藏汗辦理西藏事務，未費一兵一卒，介入藏地政務，而赫壽之入藏，實為稍後設置駐藏辦事大臣之濫觴，若非康熙睿智天成，何克臻此？宜乎其廟號為「聖祖」。 至於目前流亡在外之十四世達賴及其所謂「流亡政府」，一再宣稱西藏自古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試問和碩特蒙古統治西藏之史實作何解？ 中國清朝派赫壽入藏協同拉藏汗辦理藏地政務又作何解釋？ 五世達賴親手所撰《西藏王臣記》指稱和碩特蒙古固始汗為全藏三區之主，又作何解釋？ 夏格巴、十四世達賴、西藏流亡政府甚至所謂國際法學家范普拉赫等，若非讀書不精，則為刻意瞞騙世人，惡莫大焉。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三月，清廷議政大臣等議論藏事，以拉藏汗及班禪呼圖克圖（《清實錄》多作胡土克圖）西藏諸寺喇嘛等，會同管理西藏事務侍郎赫壽等，疏請頒賜波克塔胡必爾汗以達賴喇嘛之封號，由是康熙乃如所請，給以印冊，封為六世達賴喇嘛（按前此倉央嘉措認假達賴，故波克塔胡必爾汗仍為六世） 前此（三、四、五世達賴）諸世達賴之名號，僅是土默特蒙古俺答汗賜給宗喀巴三傳弟子索南嘉措之名號，係屬私相授受，既與藏人無關，也與中國政府無關。 至是，中國清朝正式封波克塔胡必爾汗為六世達賴喇嘛，並頒給印冊，從此「達賴喇嘛」名號成為中國政府所認定之名號，此後歷輩達賴都必須經過中國中央政府之認定，始稱合法。 既使目前流亡印度之十四世達賴，也是經過中華民國政府正式認定冊封，這是史實，不容否定。 康熙之冊封「達賴喇嘛」及頒給印冊，實開歷史之先河，也為「達賴喇嘛」必須經過中國中央政府之冊封，始具有其神聖地位，作出歷史定位，康熙實居首功。 這位波克塔胡必爾汗（胡必爾汗，按即呼畢勒罕之諧譯），經青海右翼貝勒戴青和碩齊、察漢丹津等向清廷理藩院稱不是真達賴轉世，里塘所尋到之呼畢勒罕始是真達賴轉世，這等於鬧了雙胞，朝廷遂命主事眾佛保到日喀則班禪處詢問新尋訪之呼畢勒罕真假，結果班禪告以里塘出生之呼畢勒罕為假靈童，可見康熙處理此事，相當尊重班禪之意見。 康熙睿智天成，深知達賴在西藏、蒙古地區具有極大之影響力，亟思有以制衡，於其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正月諭理藩院曰： 「班禪胡土克圖，為人安靜，熟諳經典，勤修貢職，初終不倦，甚屬可嘉。著照封達賴喇嘛之例，給予印冊，封為班禪額爾德尼。」[7] 以此提升班禪地位，使之與達賴同其位階，至少在宗教上，兩者無分軒輊。 其目的顯然意在不使達賴在蒙藏地區唯我獨尊，康熙不僅提高或拉抬班禪之地位，更設法尊崇喀爾喀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使其地位與達賴同，藉此減少達賴對外蒙古之影響。 同時於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封章嘉呼圖克圖為灌頂國師[8]，且為內蒙古最大活佛，以政治力拉抬其地位，其目的也在企圖降低達賴對內蒙古之影響。 按清初諸帝皆極具智慧，其行事風格往往不予明言，更不立文，全憑臣工會意，至是達賴、班禪、哲布尊丹巴及章嘉合稱"黃教四聖"，在宗教上其位階完全平等，如假以時日，達賴將不會是黃教中唯我獨尊者。惜乎自嘉慶以後諸帝，不能體會康熙、乾隆之用意。 如乾隆鑒於達賴、班禪、哲布尊丹巴等活佛轉世，弊端叢生，「自前輩班禪額爾德尼示寂後，現在之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之呼必勒罕及喀爾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皆以兄弟叔侄姻婭遞相傳襲，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親族，幾與封爵世職無異……」（見乾隆御制《喇嘛說》，引自張羽新《清政府與喇嘛教》所附《清代喇嘛教碑刻錄》，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可見當時大活佛轉世已經被幾家豪族所把持，失去喇嘛教活佛轉世的神秘性，於是乾隆乃定下「金瓶掣籤」之法，杜絕前此所生之弊端，掣籤時由駐藏辦事大臣監臨（關於金瓶掣籤非本文主題，從略，如欲知詳情可參見趙志忠《清王朝與西藏》北京華文出版社，2001年；蔡志純、黃顥《活佛轉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等書），縱然只尋得一個靈童，也得將其姓名寫於籤牌，與一空白籤牌投入瓶中，經在佛前誦經後掣出，如掣出為空白之籤牌，則必須另行尋訪靈童，如此可以杜絕藏中豪門把持大活佛之轉世，可惜嘉慶時（1796~1820年在位）。 八世達賴圓寂，藏中僅尋得一名靈童，奏請免於掣籤，嘉慶竟予批准，可見嘉慶已不能體會乾隆對活佛轉世之用心，開免予掣籤之先例，此後十三世達賴土登嘉措於光緒帝時頒旨免予掣籤，十四世達賴及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均經中華民國政府特准免予掣籤，設若嘉慶能體會其父乾隆頒布「金瓶掣籤」之深層用意，之後藏事之演變，可能是另一種面貌。 且再看另一事，初倉央嘉措被指為假達賴喇嘛時，康熙命人將此假達賴執送京師，當時諸皇子及諸大臣均認為一假達賴擒之何為（見《清實錄藏族史料》一冊，頁183），但康熙有獨到之看法。 因準噶爾部噶爾丹病困而死後，由其兄僧格之子策旺阿拉坦嗣立為準噶爾部首領，雖表面上對清廷表示恭順，且不時「進貢」（實係貪圖清廷之賞賜，同時藉進貢之名，行貿易之實），但一如噶爾丹，懷有極大野心，康熙心知肚明，但絕不宣之於口，對於要將假達賴倉央嘉措執送京師，雖諸皇子、眾大臣都認為何須多此一舉，此時康熙始將其心中看法說出，康熙稱： 「朕意以眾蒙古俱傾心皈向達賴喇嘛，此雖係假達賴喇嘛，而有達賴喇嘛之名，眾蒙古皆服之。偌不以朝命遣人往擒，若為策妄阿喇坦迎去，則西域、蒙古皆向策妄阿喇布坦矣，故特遣席柱等前去。席柱等到其地，策妄阿喇布坦果令人來迎。以此觀之，若非遣人前往，則假達賴喇嘛必已歸策妄阿喇布坦矣。」（見《康熙實錄》四十五年四月乙已條） 康熙之能高瞻遠矚洞燭機先，於焉可見，清朝自嘉慶之後諸帝其智皆不如康乾，清朝遂日益就衰。 延伸閱讀： 中國四大巨頭之吳三桂篇 中國四大巨頭之噶爾丹篇 中國四大巨頭之五世達賴篇 康熙、吳三桂、五世達賴與噶爾丹（結語）

[1] 詳見《康熙實錄》，康熙二十九年八月辛酉條，以彼此對話頗冗長，從略，可見《清實錄藏族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冊頁89~91。

[2] 見張穆《蒙古游牧記》卷七，引松筠《綏服紀略》詩註，蒙藏委員會1987年校訂本。

[3] 關於達里岡崖牧場詳情，可參見劉學銚《外蒙古問題新論》，台北南天書局，2014年，頁14~16。

[4] 康熙之上諭頗為冗長，此處從略，詳情見《清實錄藏族史料》，第一冊，頁94~95。

[5] 見《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上冊頁262。

[6] 見《歷輩達賴喇嘛生平形象歷史》頁257，《清實錄藏族史料》一冊頁185，也載有此事。

[7] 見《清實錄藏族史料》一冊頁189，按額爾德尼係蒙語，意為「珍寶」，見胡耐安《邊疆宗教》，蒙藏委員會，1961年，頁35。

[8] 見乾隆御制《喇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