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權力法案》雖然通過,卻沒有生效。因為議會陷入了內鬥,導致該法案沒有送交俄國臨時政府,因為左派並不承認俄國臨時政府這個「資產階級政府」,右派則相對承認並忠誠之。在混亂的情況下,使俄國臨時政府決定解散芬蘭議會,舉行重新選舉以解決內鬥導致議會無法運作的情況。於是新的議會選舉於同一年10月舉行。但是因為這次選舉加入了新的保守派—「人民黨」(Kansanpuolue),使社會民主黨失去前兩次選舉的絕對多數地位:只拿下200席中的92席(即44.79%)。而組成選舉聯盟的右派派系—芬蘭人黨(Suomalainen puolue)、青年芬蘭人黨(Nuorsuomalainen Puolue)與人民黨總共拿下61席(30.17%),加上從中竄起的中間派—農業聯盟(Maalaisliitto)獲得26席(12.38%)與瑞典人民黨(瑞典語:Svenska folkpartiet i Finland)21席(10.9%),這些「非左派」黨派就超過半數席位,使左派勢力嚴重受挫,也導致左派對此相當不滿,認為這些「資產階級」勾結外部勢力—俄國臨時政府。這樣的結果,為後來的芬蘭內戰(Suomen Sisällissota)埋下了種子。
稍作整理一下,我們可以就此理解:此時芬蘭唯一的左派勢力為社會民主黨,他們就政治光譜上屬於廣義的左派,所以相對他們也反對俄國「資產階級」—俄國臨時政府。所謂的「綁定議題」不只發生於今日,在當時的芬蘭也是如此:因為他們本身就不喜歡俄國臨時政府,所以在統獨意識上也傾向於遠離俄國的「獨派」。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相對小的左派,即「芬蘭基督教工人聯盟」(Suomen Kristillisen Työväen Liitto),他們雖然同樣厭惡資產階級,但也反對社會民主黨的「無神論」,不過他們在秋季選舉並沒有獲得席次,因此暫時得先忽略他們;而另一邊,先不討論純粹的右派,光是「非左派」的就有前面提到的非社會民主黨政黨,他們就政治意識形態上大致上都反對社會主義,所以相對傾向於、或沒那麼反感俄國臨時政府,所以在統獨意識上,大多傾向於保守地回到自治的「緩統」或「緩獨」,而非急於脫離俄國獨立的「急獨」。
在宣布獨立的過程中,德國的角色成為了關鍵之一,當時德國仍正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戰(The Great War )。顯然的,德國希望在東線獲得更多優勢,因此鼓勵芬蘭獨立以制約俄國—無論是「哪個俄國」。早在1917年8月,德國將領埃里希.費德里希.威廉.魯登道夫(Erich Friedrich Wilhelm Ludendorff, 1865-1937)就承諾提供芬蘭獨派武器,而在十月革命後,魯登道夫更明言支持芬蘭獨立,並表示在接下來與蘇維埃俄國(Soviet Russia,即布爾什維克)簽訂和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Treaty of Brest-Litovsk)時會將提出芬蘭獨立這一條件。然而事實是,德國人在和約中並沒有提出。不過無論如何,德國人在具體與外交上的支持給予芬蘭獨立推了一把,知道有後盾的芬蘭人更傾向於此。
後來,正在與俄國談判的德國,像芬蘭施壓,要求芬蘭不要再拖延了,盡快向蘇俄的人民委員會(Совет народных комиссаров, СНК)提出承認要求。斯溫胡武德政府由於迫切希望德國的承認,只好向這一要求妥協。蘇俄的弗拉迪米爾.伊里奇.列寧(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 1870-1924)認為支持俄國的「少數民族」將有助於他們的「共產事業」,因為根據其「分裂統一」的理論,先將俄國分裂成諸多小國,而這些小國很快就會陷入共產革命,最後又會再次「統一」,這是為全世界蘇維埃革命鋪下道路的第一步。列寧對此似乎相當有信心,因為芬蘭社會民主黨早在9月就訪問過列寧,12月25日又再次訪問,他們表示,只要承認芬蘭獨立,很快地革命就會發生了,因為那些「資產階級」就不能再以「獨立的主張」來壓制「階級鬥爭」—這裡就如前面所述,是一種「議題綁定」,在這些激進左派的觀點裡,芬蘭右派就是利用統獨議題來壓迫他們的政治意識形態。如果以此論述,那芬蘭內戰是必然會發生的,只是需要一條引信來爆發它。
以右派的斯溫胡武德政府所派的代表團在12月29日抵達彼得格勒(Петерград),蘇俄人民委員會於12月31日發出了文件,似乎想打發芬蘭走,不過芬蘭代表團堅持得等到列寧的具體宣布。最後於1918年1月4日由蘇俄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確認,正式承認了芬蘭的獨立。
左、右雙方的衝突於1918年1月白熱化,雙方已經開始有零星的武裝衝突,尤其是在芬蘭南部的各城市,赤衛隊不斷煽動工人與那些搖擺不定的左派人士參與革命,與此同時也開始搶劫那些俄國人留下來的武器庫,增加戰鬥力,赤衛隊的勢力不斷增加當中。斯溫胡武德政府於同年1月12日欲為這個新生國家維持秩序,因此任命一位經驗豐富的前俄羅斯帝國軍人—卡爾.古斯塔夫.艾米爾.曼納海姆(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 1867-1951)擔任白衛隊的總司令,並將司令部設在芬蘭西岸城市瓦薩(Vaasa),希望透過這個國家力量壓制動亂。白衛隊也透過解除前俄軍的武裝來增加戰鬥力。
被視為內戰的開端是1918年1月27日,芬蘭赤衛隊佔領了赫爾辛基(Helsinki)議會。當時赤衛隊的總指揮,被稱為「阿里」(Ali)的阿列克西.阿爾托寧(Aleksi Aaltonen, 1884-1918),拒絕承認「白軍」(Valkoiset)的霸權,早在1月初就開始在赫爾辛基發動革命,1月26日他在赫爾辛基的「芬蘭工人之家」(Paasitorni)舉起了紅燈,象徵「革命開始」,並在隔日佔領了議會,28日宣布成立「政府」—芬蘭人民代表團(Suomen kansanvaltuuskunta)領導的「芬蘭社會主義工人共和國」( Suomen sosialistinen työväentasavalta ),由社會民主黨主席庫勒沃.阿奇里斯.曼納(Kullervo Achilles Manner, 1880-1939)擔任領導。
芬蘭白軍政府被迫遷往瓦薩,正式升格為陣營級的戰爭—白軍對戰紅軍。曼納海姆領軍的白軍開始在各地與紅軍爆發了戰鬥。1918年1月27日卡累利亞的卡瑪拉火車站戰鬥(Battle of Kämärä),白軍攔截蘇俄試圖向芬蘭紅軍運送武器的列車,與當地的紅軍爆發了衝突,造成雙方共48人陣亡,是內戰爆發後第一場大型戰鬥。但很快地,雙方進入了傳統的陣線式拉鋸戰,紅軍佔領芬蘭南部的主要城市地帶,白軍則以中北部的農村、鄉鎮為根據地。白軍擁有富有經驗的軍事人才領導,但硬體裝備上沒有紅軍來的好,因為紅軍有來自蘇俄的物資援助,這導致一開始白軍趨於劣勢,且處於被動狀態,無法作出太多積極的行動。
維普里戰役可以被視為芬蘭內戰最後一場大型戰鬥,之後僅剩紅軍零星的抵抗,大多數人不是逃往俄國就是被俘。雖然雙方從來沒簽過和約之類的正式協定,但一般我們視芬蘭內戰於5月15日結束,白軍在16日於赫爾辛基舉辦了勝利大遊行,曼納海姆親自領導閱兵。然而接下來的日子,對白軍也不是好消息,首都赫爾辛基已經被德軍實質性的占領,而德國貴族腓特烈.卡爾.路德維格.康斯坦丁(Friedrich Karl Ludwig Konstantin, 1868-1940),亦稱為瓦伊諾一世(Väinö I),已經在芬蘭親德官員的選舉下成為芬蘭的「準國王」,德軍波羅的海師總指揮魯迪格.馮.戈爾茨將軍(General Rüdiger von der Goltz, 1865-1946)也被稱為「真正的芬蘭攝政王」,芬蘭在排除了紅色勢力後,卻因要求德軍支援的條件下逐漸成為了德國的保護國,喪失了真正、完全地獨立自主。令人諷刺的是,白軍稱這場內戰為「獨立戰爭」(Vapaussota),卻未能走向真正的獨立,實在是功敗垂成。
但如前所述,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了,在芬蘭的德國勢力也失去的政治控制力,他們被協約國要求南下參與對抗布爾什維克的俄國內戰(Russian Civil War, 1918-1920)。雖然還有許多事情需要「善後」,但芬蘭的掌控權又回到了芬蘭人的手中。最終芬蘭在1919年7月17日的《芬蘭憲法》(Suomen hallitusmuoto)確立芬蘭是一個雙語(芬蘭語、瑞典語)、憲政主義的「民主共和國」。
即使1919年之後,這些關押紅軍俘虜的集中營關閉了,總統也頒佈了「大赦令」,讓一些左派人士恢復名聲與權利;同時,社會民主黨的地位恢復合法,轉型為溫和的社會主義黨派,以及一些善後政策,社會依然動盪不安,雖然不至於發生像內戰一樣的激烈衝突,但民眾之間的信任感驟降、政治合作度降低、國家不團結。內戰的餘韻一直延續到1930年代初的極右反共組織拉普阿運動( Lapuan liike)興起,在國內對他們懷疑的「紅軍餘孽」進行私刑、綁架等恐怖活動。在該運動被政府壓制後,加上蘇聯的氣焰越來越強後,芬蘭民眾才再次團結一致,最終在1939年冬季戰爭(Talvisota)爆發後,芬蘭人的團結力到達了高潮—「冬季戰爭精神」(Talvisodan Hen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