淝水之戰

前情提要：西元378年，苻堅派苻丕等人進攻襄陽，於隔年攻下。苻丕攻陷襄陽後，戰火迫使高僧釋道安從襄陽移居長安。道安法師到長安後，苻堅說：我以十萬之眾攻襄陽，結果止得了一人半，「(道)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之後，師住於長安五重寺，僧眾數千，並大揚佛法，同時為苻堅國策顧問。

王猛於建元十一年（西元375年）去世，臨死前建議苻堅：「晉室現在雖然偏安江南地區，但承繼正統。現在國家最重要的就是親近仁德之人以及與鄰國友好。臣死以後，希望不要對東晉有所圖謀。鮮卑、羌都是我們的仇敵，終會成為禍患，應該將他們除去，以利社稷。」希望苻堅先解決國內鮮卑和羌族等少數民族對前秦政權的暗藏問題。不過，苻堅在統一北方後仍未聽從王猛之言，堅持要發兵攻打東晉。

苻堅曾聽說西域有高僧鳩摩羅什，苻堅視為國寶，請求西域派羅什入秦遭到拒絕。要人要不到只好跟你打仗了(不管是要男人或女人，歷史上都有記載因為要不到人就派兵攻打對方)，於是建元十八年（西元382年），苻堅派呂光領七萬大軍出征西域，呂光征討西域龜茲等國大獲全勝，西域諸國歸附前秦。鳩摩羅什也被呂光帶在身邊。中國境內只剩東晉不是前秦版圖，苻堅急於統一中國，開始謀劃出兵東晉。

同年，苻堅大會群臣，自豪以百萬兵力，提出親征東晉，統一全國的野心。當時部分大臣以東晉君臣和睦，以及謝安及桓沖都是人才，予以反對，且有長江天險作為屏障，不易進攻，但苻堅卻豪氣的說：「以吾之眾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投鞭斷流)；當然也有大臣狗腿的表示苻堅英明神武，一定所向披靡，掃除東晉一統天下！苻堅見此，就說：「如同建房子去問大家意見，因聽太多不同的建議而一事無成，我心中自有決斷。」群臣退下後，苻堅留下其弟苻融繼續和他討論，然而苻融亦以天象不利、晉室上下和睦以及兵疲將倦三點為由反對。苻堅因而大怒，苻融後哭著勸諫，並重提王猛死前的話也未能說動苻堅。

之後釋道安法師、太子苻宏、幼子中山公苻詵(ㄕㄣ)以至寵妃張夫人皆反對伐晉，苻融等人亦屢次上書表示反對，苻堅仍然不肯放棄出兵東晉的計劃。相反，慕容垂向苻堅表示支持出兵東晉，苻堅聽後十分高興，於是跟慕容垂說：「與我平定天下的人，就只有你一個呀。」更賜其五百匹布帛(可以知道順著老闆的毛摸，是會有好處的XD)。

建元十九年（383年），苻堅下令大舉出兵東晉，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戰。

苻堅命苻融率梁成和慕容垂等以二十五萬步騎兵作為前鋒，自己則隨後自長安發兵，率領六十餘萬大軍及二十七萬騎兵的主力，前後千里。十月，苻融攻陷壽陽（今安徽壽縣），並令梁成率五萬兵駐守洛澗，阻止晉軍主力謝石和謝玄等人的進攻。後梁成軍隊潰敗，謝石等率領大軍水陸並進，與前秦軍隔淝水對峙。苻堅和苻融此時從壽陽城觀察晉軍，見其軍容整齊，連八公山上的草木都以為是晉軍，於是說：「此亦勁旅，何謂弱也！」由此悵然失意並有懼色。

謝玄想了一條計策，派人對苻融說：「君懸軍深入，而置陣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陣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的將軍們都說：「我眾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苻堅想將計就計，說：「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苻融指揮軍隊稍退。哪知大軍一退，便收不住了。謝玄等領晉軍渡水，沖殺過來。苻融想攔阻退兵，不想馬倒，死在亂兵之中。朱序又乘機在陣後大呼：「秦軍敗矣！」苻融一死，秦軍已慌，又聽得秦軍已敗，一發不可收拾。晉軍從後追殺，直追出三十多里。秦軍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逃奔的兵卒，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草木皆兵的由來)，晝夜不敢息。晉軍收復壽陽。苻堅中流矢，只帶領少數人退回淮北。

淝水之戰晉軍收復壽陽，謝石和謝玄派飛馬往建康報捷。當時謝安正跟客人在家下棋。他看完了謝石送來的捷報，不露聲色，隨手把捷報放在旁邊，照樣下棋。客人知道是前方送來的戰報，忍不住問謝安：「戰況怎樣？」謝安不急不徐地說：「小兒輩遂已破賊。」客人聽了，高興得不想再下棋，想趕快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別人，就告別走人。謝安送走客人，回到內宅去，他的興奮心情再也按捺不住，跨過門檻的時候，踉踉蹌蹌的，把腳上的木屐的齒也碰斷了。這是著名的典故「折屐齒」的來歷。

戰後，前秦元氣大傷，苻堅於西元385年被羌族姚萇(ㄔㄤ ˊ)所殺，北方各族紛紛獨立，先後成立了十國，陷入分裂的局面，直到西元439年北魏重新統一北方。而東晉則延續了數十年，直至西元420年劉裕篡位，改國號為宋，南北朝對峙局面形成。

讓我們回到道安法師於襄陽以及被苻堅「請」去長安的弘法事蹟。

道安法師於襄陽時期，東晉玄風鼎盛，大批清談名士熱衷於討論本末、有無、體用等玄學主題，深深影響當時上流社會。為了適應朝野崇尚玄學的風氣，道安在弘法活動中，往往刻意宣講思想上能與玄學相互融通的大乘般若學，將當時玄學界的爭論引入般若義理加以研討，創立了影響深遠的「本無宗」學派(一切因緣有，畢竟空，所以「本無」)，成為般若學中創立最早、卓然有成的宗派，這是道安法師對早期佛教傳播發展的重大貢獻。

佛敎傳入中國以後，一直受到許多人的批評，認爲佛敎講涅槃這種超越的境界，完全是虛幻、不現實的，甚至會破壞中國傳統的倫理關係。像出家爲僧，不能孝敬父母，這就讓中國傳統習俗很難接受。所以，怎樣把印度傳來的追求「出世間」的佛敎理想與中國注重「世間」的倫理道德結合起來，就成了道安時代，佛教要思考和解決的一個主要問題。般若學講的是「出世間」與「世間」的關係，其主旨認爲出世間(空)與世間(有)，雖然看起來不同，但並不是矛盾的。所謂出世，並非不顧現實生活，而是就在現實生活之中，體會世間的一切現像都是變化無常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人生充滿了苦與煩惱，所以要使身心安定，應放下對世間名利等慾望的執著。如果能這樣，生活在世界上也不會爲外在的煩惱所苦，一個明心見性的人並不需要到另外一個世界，找尋一個安身之處，而在這個世界過著自在的生活。所以般若學中的《心經》講「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就是表達了這樣一種境界，說明佛法不離世間法。

三國時期的玄學家何晏、王弼提出了一種「以無爲本」的哲學理論，何晏在《道論》中說：「有之為有，恃『無』以生；事而為事，由無以成。」他認為天地萬物都是「有所有」，而「道」則是「無所有」，是「不可體」的，所以無語、無名、無形、無聲是「道之全」。以此揭開了魏晉玄學的序幕。魏晉玄學不同於以前的經學，是一思辨性強、抽象度高的理論。這些清談名士(都是知識份子、士大夫或王公貴族)通過對問題的許多深入辯論後發現，印度傳來的佛敎般若思想，不僅能提供一種與魏晉玄學相類似的精神境界，而且還可以在理論上彌補玄學的許多不足處，進而提出新的見解。他們發現自己的理論，進一步在佛教倡導的般若觀念下，得到了驗證，這使他們喜出望外。他們把佛敎的般若思想引爲同調，並且把名僧延爲上賓，如郗(ㄔ)超對道安與支道林法師禮遇至重，建立了良好的友誼。

謝安、殷浩、許詢、孫綽、王敬仁等，皆是一代名流，都遊心於塵外，他們對支道林法師的講經頗爲推重。有一次，謝安聽了支道林的講經後，激動地稱譽道：「法師所講，略其蕪雜，而取其駿逸，善哉！」孫綽也稱讚支道林「識清體順，玄道沖濟，能夠把握佛法的妙意。 」

道安法師認為佛教傳入中國後，雖有大量佛典譯出，但佛經文體艱深，加上時代條件各異，翻譯者程度不一。因此，在轉譯的素質上難免參差不齊，隨著年代久遠，展轉傳抄，以訛傳訛的情況日益嚴重，甚至出現了許多後人編撰的「偽經」。有鑑於此，道安廣泛搜求各種譯本，加以篩選整理後，編纂出《綜理眾經目錄》，又稱《道安錄》。該書在校閱群經的基礎上，對各經譯者和翻譯年代進行嚴密考訂，並且嚴格辨別真偽，評定新舊，收錄後漢至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歷時約兩百年間的漢譯佛典與注經作品，為我國第一本佛典目錄。可惜已經失傳。

《道安錄》問世後，其他經錄亦相繼出現，但大體而言都是在《道安錄》的基礎上擴展而成。在注疏經典方面，由於舊譯經典時有錯誤，導致文理不夠通順。為此，道安遍覽諸經，將佛經分立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部分，佛經要旨一目了然，閱讀與理解上更有系統。

道安注經時，曾發願：「若我所說不違佛旨，願見瑞相指點。」當夜，果然夢見一白首長眉尊者來說：「君所注之經，都合乎佛旨。因佛指示我不得涅槃，當助你弘揚佛道。」後來《十誦律》傳到中國，慧遠始知道安所夢僧人，原來是賓頭盧尊者。於長安期間，道安同時主持翻譯佛經的事業。

賓頭盧尊者、大迦葉尊者、君屠缽嘆尊者及羅睺羅尊者，是佛陀囑咐不得入滅，留形住世直到彌勒菩薩下生成佛的四位阿羅漢。大迦葉尊者入定於雞足山。

隨著道安駐錫襄陽，佛法傳播範圍不斷擴大，各地僧團日益增多，為使僧尼行有節度，道安參照當時已有的律學，再配合實際需求，制定一套僧尼戒規，將僧尼的活動納入規範，對當時的僧團影響甚大。

佛陀的教團稱爲僧伽，意思是和合眾，和合僧。和合即無私，凡事捨己從公，稱爲僧。 因此，僧團必修六和敬：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均，方能名爲和合僧、僧寶。

道安以前，沙門有的依照國籍為姓氏，來自天竺則姓「竺」，來自月支則姓「支」；有依佛、法、僧三寶爲姓氏，如佛圖澄、僧伽達多。中國僧人則有沿用俗姓，如嚴佛調、朱士行，或師承師姓，或用景仰僧人的姓。由於僧人姓氏太過混亂，不便佛教的統一和發展，所以道安大師希望建立僧團制度，統一僧人姓氏以便凝聚力量。道安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決定佛門一律以「釋」為姓。其後，《增一阿含經》傳入中國，經中果然記載：「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道安之見，與佛經不謀而合，因此得到佛教界的共識，統一以「釋」為姓，代代相沿，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

長安這個地方與東晉有很大不同，自苻堅統治以來，一直獎勵儒學，禁止老、莊，所以北方的學風重經義，不像東晉玄學那樣虛無飄渺。苻堅繼位後，廣修學官，召國內精通儒學的人到學官任敎，要求公卿以下官員的子孫，都要到學官受業學習儒敎經典。其有學爲通儒，才堪幹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還往往直接提拔成官僚。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道安來長安後，也不太研究宣講般若之學，而是在組織翻譯佛經的同時，廣泛涉獵儒家經籍，適應新的弘法環境。

當淝水之戰前討論是否出兵，大臣們正反雙方無共識時，苻堅想到了道安法師，一日苻堅邀請道安出遊一起坐車前，一大臣向前諫止道：「陛下，臣聞天子出遊，應由左右大臣陪乘，這樣才符合規矩。道安是毀形之人(剃髮)，與陛下同坐，恐爲不妥。」權翼還抱著傳統的禮儀觀，認爲天子爲一國之尊，不可屈從以佛家僧人爲同伍。苻堅頗是不悅，勃然斥道：「安公道冥至境，德爲一時之尊，朕舉天下之重，都未足以當得起此種身分。請安公同坐出遊，不是他的榮耀，而是朕的榮耀，你如何敢出如此妄言，還不趕緊攙扶安公上車。」權翼雖然心中未必誠服，但苻堅如此斥罵， 也使他感到幾分畏懼，再也不敢諫言爲自己申辯，只得禮貌地親自扶道安上車。

之後便與道安說起將起兵南下滅晉之事。苻堅說道：「朕將與您去吳、越之地南遊，去會稽一帶觀賞滄海之勝景，這豈不是一件快樂的事嗎？」道安聽了此言，微微一笑，心想，既然苻堅自己把南侵東晉之事講了出來，我正好可藉此機會勸諫一番，這也不枉羣臣們對我所寄的一片厚望！道安語辭輕緩而又頗有分寸地說道：「陛下統御天下，居中原而有四海。國富民強，可比堯舜。旣然國土這麼富饒了，理應入於無爲之境，則端坐拱手，天下自治。還何必要勞身於馳騎，去蒙受戰事之苦？ 況且，東南區區之地，其地下氣癘，過去虞舜帝遊於此而不返，大禹在此治水也不得而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去爭此劣地 。陛下當記得《詩經》上說：「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意即說，只要統治好中原一帶，就可以自「然而然地使四方歸順。）如果陛下修文德，就足以使東晉歸服，可以不必煩寸兵而坐治東晉。」

然後，道安又把羣臣勸止之事重提了一遍，以表明反對南下攻晉。道安說得很合理：「貧僧輕淺，所言未必公允，既然多年來承蒙陛下的厚遇，所以，只是略盡丹心與誠意啊！」但苻堅依舊聽不進這勸告，並辯解道：「伐晉之舉，並非因爲吾秦爲地不廣、人不足也，而只是朕想統一天下，以濟蒼生。作爲一國之君，本應該爲百姓除煩去亂，安得爲了自己的安逸而憚怕勞累呢？況且朕此次南伐，也是大運所鍾，替天行道，朕並不是爲了窮兵黷武，而是使東南之地還其墟墳，復其桑梓，民富國安，所以應該說得上是義舉啊！」道安不得已，又想出一個緩兵之計，勸道：如果鑾駕必欲親徵，可不必直接南進，應該先到洛陽，示以軍威，並馳檄文，使東晉朝廷不聽，再進兵也不遲。當然結果即如前文所述，苻堅南下攻打晉國而兵敗淝水。

就在姚萇取長安前不久，道安法師已預感到自己世壽將盡。於是他召集徒眾，說道：「吾當去矣，汝等當奉持佛法，自行檢束。』說完，即行齋沐浴，面向西北，端然而坐，口中默念彌勒聖號，微笑遷化，享年七十有四。

道安臨終時，口誦彌勒菩薩摩訶薩，願生兜率天的做法，也是開了中國佛敎彌勒淨土信仰之風。實際上，道安對彌勒淨土早有信仰。還在襄陽的時候，道安就曾與僧輔、法遇、曇戒等八人，於上明寺內誓生彌勒兜率天。所謂彌勒淨土，即佛敎講的欲界六天中的第四天，這欲界六天，是因不離飲食、男女、睡眠等欲望而名，欲界六天指四天王天、仞利天、夜摩天、兜率天、樂變化天和他化自在天。兜率天有內外二院，內院爲補處菩薩的住處 ，因彌勒菩薩於此講經說法，故又名彌勒淨土。所謂補處菩薩，是在如來入滅後，補其位。彌勒菩薩未來(據稱相當於人間五十六億七千萬年)將下生人間成佛，三轉法輪(即龍華三會)，廣傳佛法，普度眾生。有關彌勒菩薩的經典，在道安以前已有譯出。像竺法護譯的《彌勒成佛經》、《彌勒菩薩本願經》、《彌勒下生經》，均在道安之前已流行於世。

近代所流傳的《梁皇寶懺》，原名《慈悲道場懺法》，這是當來下生彌勒佛在夢中託夢，給這部懺法取的名字。而梁皇寶懺是南朝梁武帝為皇后郗(ㄔ)氏所集的。緣起是皇后郗氏在往生後的數月，有一天梁武帝正要就寢時，聽聞外面有騷亂的聲音，於是出去一看，竟然是一條大蟒蛇，而且睜大眼睛望著他。這時候武帝大驚不已，不知如何是好，蛇於是對武帝說：「我是你的皇后郗氏，因為生前喜歡爭寵，而常懷瞋心及嫉妒心，性情慘毒，損物害人，所以死後墮入蛇身。現在沒有飲食可吃，又沒有洞穴可以庇身，而且每一片鱗甲中有許多蟲在咬，真是痛苦萬分。由於深感皇帝平日對妾的厚愛，所以才敢顯現醜陋的形貌在您的面前，希望能祈求一些功德，脫離蟒蛇之身。」蛇說完之後就不見了。

武帝將這個情形告訴誌公禪師，禪師對梁武帝說：「必須要禮佛懺悔才能洗滌罪業。」武帝於是請誌公禪師搜尋佛經，摘錄佛的名號，並且依佛經來撰寫懺悔文，總共寫成十卷。然後武帝就依照懺本為皇后禮拜懺悔，有一日，突然聞到異香遍滿室內，久久不散。武帝抬起頭來，看見有一個人，容儀端麗，對他說：「我是蟒蛇的後身，因為承蒙皇帝為我作功德，所以現在已經超生忉利天，特來致謝。」言畢就不見了。

懺儀的制定，也與當時的社會環境結合，南北朝時期，連年戰禍，從王公貴族到一般平民百姓都冀望能尋得心靈上的寄託與庇佑，希望能以懺悔來祈福、免難，因此，佛教經典中的因果業報及「功德」思想，很容易被中國社會接受，也帶動了佛教禮懺儀軌的興起。拜懺儀軌是漢傳佛教所獨有的修行方式，一般認為最早創制懺儀的是道安法師，法師曾制定《五悔儀》，而隋朝時期的智者大師（538～597年），所制定的天台懺法，對後代懺法影響深遠。

西元385年正月，有一異僧前來掛單(借宿)，以僧舍太擠，強宿於講堂之上。晚上，值日僧見其從窗隙進出，乃急去稟告道安。

道安驚往禮詢：「不知大師因何而來？」 異僧說：「我是為你來的。」 道安說：「老衲道行淺薄，罪孽深重，難以得度。」 異僧說：「可得度，但須沐浴。聖僧如願意，必能得正果。」即向師示範沐浴之法。師請問往生之處，彼以手指西北，時見雲開霧散，備睹兜率內院妙勝之境。那天晚上，僧眾數十人都親睹這一勝境。他深知，這位不知何來的異僧，正是從兜率天下來點化自己的菩薩。

同年二月八日，師忽告大眾：「吾當去矣。」是日用齋後，無疾而終。

道安大師生前曾向苻堅舉薦過鳩摩羅什法師，不幸羅什長期阻於涼州；後來羅什師抵達長安時，道安法師已歿16年，羅什不勝悲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