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不可思議的傳奇,據說從古至今,在美洲的印地安原住民,每逢久旱不雨,就會舉行祈雨祭,在誠心祝禱下,上蒼總是會以降雨來回應它們的祈求。
這個乍看非常神奇的傳統,其實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祭典一開始就不會停止,不管是三小時,三天或三個星期,一直等到天降大雨才會終止。是的,只要永遠不放棄,就不會失敗。
當我看完楊力州導演的「拔一條河」這部紀錄片,首先浮現腦海裡的就是這個印地安人的故事,因為飽經莫拉克風災摧殘的甲仙鄉,甲仙國小的孩子也是如此,握住手上的拔河繩子不放手,以一個人數少少的偏鄉山區小學校,卻能年年獲得全高雄地區冠軍,代表參加全國比賽,連續多年,總算在今年獲得全國冠軍。
令人動容的不只是他們幾乎重現五十年前紅葉少棒隊的傳奇,沒有專業的訓練設備,而將繩子綁在樹上練習,比賽時還要跟其他學校借拔河鞋來穿;而是在已灰心喪志的災區,孩子們透過最簡單的行動,給大人一點力量。
當孩子可以撐住不放手,媽媽們也就不會放手,我想,災區也終究會重新站起來的。
從影片中我們了解,斷掉的甲仙大橋可以重建,毀掉的甲仙國小校舍只要二年也能蓋得美輪美奐,但是喪失的自信與希望,要恢復卻不是那麼容易。
「拔一條河」除了記錄這一群孩子外,還讓我們正視有意無意被我們忽視,始終沒有被看見的新住民,我始終覺得,這一群將近五十萬人的外籍配偶以及他們所生近百萬的新台灣之子,這群留在台灣土地上,走不掉的人,才是台灣的未來。我們可曾為他們,也為我們共同的未來,做一點事?
楊力州以紀錄片讓我們看見新移民的努力,這些年我也認識了像創立四方報提供新移民精神糧食的張正,或者為四、五十萬個來台灣工作的東南亞移工辦活動的一群年輕人,他們以深切的同理心,在別人的需要中看見自己的責任。
我很喜歡楊力州拍的紀錄片,從「水蜜桃阿嬤」,「被遺忘的時光」到「青春啦啦隊」,都一再提醒我們,這些小人物不管身處何種境遇,都還是這麼認真,那麼我們更當努力活出自己的光彩。
我們都知道,在台灣拍紀錄片的人是一些傻子,因為拍紀錄片辛苦不打緊,而且幾乎要有傾家蕩產的心理準備。
在楊力州剛剛開始拍紀錄片沒多久,因為想了解在日本工作的台灣人,他與太太兩人跑到東京新宿的歌舞伎町拍一群台灣媽媽桑的故事,那群人飄洋過海在異鄉討生活,一待就是四十多年。
當時楊力州的太太辭掉工作陪他一起拍片,兩人銀行戶頭付完機票只剩一點點生活費,在那高物價的日本拍片,實在非常辛苦。
夏天的新宿天氣非常熱,他看著地鐵旁的自動販賣機裡的飲料,實在買不下手。有一天實在又熱又渴,他把攝影機交給太太,跟太太說要上廁所,就在那車站前廁所打開水龍頭假裝洗臉時偷偷喝幾口水來解渴。
他說,或許囫圇吞水的聲音太大聲,引來旁邊洗手的日本人側目。他只好把水龍頭開得更大,埋入臉龐時一併洗掉臉上的淚水。
走出車站,他太太似乎感覺到他的情緒,溫柔的對他說:「我今天想吃鮭魚飯,你可以陪我嗎?」那天晚上他們也到超市買一瓶2公升的可樂回家。
近二十年過去,鮭魚飯或可樂,已成為楊力州幸福的象徵。一直到今天,他進辦公室時,偶爾會帶一瓶罐裝可樂進去,也不見得會喝,往往就直接放進冰箱了,反正最後一定會有人把它給喝掉。
我知道有些朋友,小時候家窮,三餐吃番薯稀飯,長大賺大錢之後,無論如何再也不碰番薯稀飯;相反的,也有許多經歷同樣童年的朋友,至今仍常常吃番薯稀飯,好感恩如今所擁有的幸福。
同樣的經驗只因為我們認知與詮釋的不同,帶給我們心靈的力量也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