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異鄉人 八問卡謬
如果你身在黑暗中，你要習慣黑暗，還是要去找光？
如果你舉起火炬，已經習慣黑暗的人，會不會攻擊你的光？
我有問題想問卡繆。你為什麼在諾貝爾頒獎典禮上說：「不要在我後面，不要走在我前面，請走在我身邊」？
1957年10月17日，我44歲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是法國最年輕的得獎者。我當時飽受法國知名知識分子攻擊，帶頭的是沙特。他們狂熱信奉革命，認為要達到美好未來，任何犧牲在所不惜。就是為了炒一盤完美的炒蛋，打碎一千萬個蛋也值得！
我認為這太荒誕，蛋不是用來砸碎的，也不必只用大火炒，你可以用適當的溫度，把千千萬萬的蛋孵出來。
諾貝爾文學獎給我的獲獎評語是：「他熱情而冷靜的文學，闡明當代人良心所面對的問題……他遠遠超越虛無主義，以嚴肅的沉思，重建已被摧毀的東西，使正義在沒有正義的世界，成為可能……毫無疑問，符合諾貝爾獎所設立的理想主義目標」！
這讓我得到一面盾牌，但我的手中沒有劍。我在得獎演說中說：「不要走在我後面，因為我可能不會引路；不要走在我前面，因為我可能不會跟隨；請走在我的身邊，做我的朋友」！
你的童年快樂嗎？
1913年，我出生在法屬阿爾及利亞的勞工家庭。爸爸是法國人，死在一戰的馬恩河戰役，我來不及認識他。媽媽來自西班牙，不認識字，丈夫死後無依無靠，帶著我投靠在阿爾及爾的娘家。
家境窮苦，身上有法國血統，卻出生在殖民地阿爾及利亞，我被叫做「黑腳」pied-noir，社會地位勉強比阿拉伯人和柏柏人（Berber）好一點。我念貧民區的小學，畢業後本應立刻工作。但老師鼓勵我升學，幫助我努力拿到獎學金，考上中學。
獎學金讓我能吃免費早餐，在中學，遇到不同背景的孩子，學校要我填媽媽的職業，我填了「家庭主婦」，覺得丟臉，又為有這想法的自己感到羞愧。
我轉念一想，覺得不需掩藏自己的平凡，需要找尋的是自己「到底是誰」？果然學校生活變快樂，我文武雙全，喜歡游泳和踢球。
什麼人帶你走出困境？
17歲時，我被診斷出肺結核，醫生認為我活不下去。這時，我讀到皮柯提特斯（Épictète）的作品：「疾病對身體是一種障礙，但是對意志不是，除非意志變弱。」我領悟真正會殺死人的是絕望。
希望跟著升起，我搬去跟做肉販的叔叔住。一來避免傳染給家人，二來能多吃叔叔宰的紅肉，住在高山上養病。叔叔外表看不出是屠夫，更像世家子弟，他自修自學，家裡有大量文學藏書，巴爾札克、雨果、左拉，還有無政府主義的政治書。我大開眼界，開始學叔叔穿著，打扮脫俗，思想跟著明亮，不再自卑，整個人自信起來。
什麼改變你的政治動向？
我遇到另一個貴人格勒尼埃（Jean Grenier）老師。老師教哲學，我因此吸取古希臘思想和尼采，開始在文學雜誌發表文章。我半工半讀，但心靈富足，常跟朋友到咖啡廳大聊文學、詩和政治。
20歲，進阿爾及爾大學，三年拿到哲學學位。拿到教師執照，但我沒有去教書，受到格勒尼埃影響，我加入共產黨，希望幫助人們不再痛苦。
我發現阿爾及利亞的共產黨，越來越像他們最反對的法西斯主義。我公然批評史達林，1937年如願被開除黨籍。
做記者對你有什麼影響？
1938年，我到報社當記者，看到更多不公不義，寫出多篇尖銳評論。同時開始寫著名的「荒謬系列」，小說《異鄉人》、哲學隨筆《薛西弗斯的神話》和劇本《卡里古拉》。
二戰爆發，我想加入軍隊，但因為有肺結核病史被拒絕。我宣揚左派和平主義，發表文章反戰爭、反希特勒、反史達林、反阿爾及利亞當局。1940年，政府禁掉我任職的報社，我離開家鄉前往巴黎。
你和沙特怎麼相識？
1941年，法國投降，我投入反納粹運動。1942年出版《異鄉人》，故事描述一名年輕人，意外捲入兩場死亡事件，最後因為他無所謂的態度，而被荒謬判死刑。
沙特讀完，寫書評推崇，我也讚賞沙特的小說《牆》和《嘔吐》。法國身陷黑暗，我們兩個英雄相惜，為黑暗中的法國年輕人點亮火炬。
你為什麼和沙特決裂？
但我們在戰後出現分歧，沙特沉醉在共產主義的革命願景，相信革命帶來自由。但我看過人性百態，警覺背後的瘋狂與失控。
1951年，我寫了《反抗者》，拆穿革命、虛無主義、辯證法、普遍主義、歷史決定論的荒謬，揭發革命的罪惡與暴力。
沙特不在邏輯上辯論，他用人身攻擊，嘲笑我知識淺薄，沒讀過深奧的哲學。同樣含金湯匙出身，巴黎高師畢業的高級知識分子，西蒙波娃、梅洛龐帝、阿隆（Raymond Aron）也全部一面倒攻擊我，我在巴黎文壇被孤立成局外人。
為什麼你不熱衷「革命」？
1954年，阿爾及利亞戰爭爆發。我一面痛批法國在北非的殖民政策，一面反對獨立運動盲目的恐怖暴力。我想到，他們向電車發射炮彈，我媽媽可能剛好坐在電車裡。如果那就是正義，我會偏向我的媽媽。
當時「革命」是最時髦的口號，「切格拉瓦」是最被崇拜的英雄。我批判資本主義不公平，也要求社會主義要寬容，我夾在中間，備受來自摯友的譏諷，處境孤獨而荒誕，如同唐吉軻德。
卡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搬到普羅旺斯的小村莊獨居生活，東西極簡，只有床、書桌和文具盒。1960年1月4日，他在鄉下死於車禍意外，隨身公事包裡，除了日記、信件、護照以外，還有一百多頁未完成的《第一人》手稿。對世界這麼有重量的靈魂，身體卻如此輕輕碎去。最不該死的人，死在最不該的原因。荒謬叫人無言。
卡繆一生都在問自己是誰？是法國人還是阿爾及利亞人？是貧窮或富有？身體虛弱，肺結核纏身。他很接近死亡，所以一直探討為何存在？
「作家不該為製造歷史的人服務，要為承受歷史的人服務」！他察覺到世界種種荒謬，沒有絕望，而是用力活著，點燃人道主義的火炬，反抗光明旗幟背後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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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心中的夢想火苗燃起，需要的是「燃料」去推動夢想，但是去哪裡取燃料呢？媒體只能告訴你，誰成功了，只有表面，沒有深入。學校也一樣，只能告訴你那些人很偉大；沒辦法告訴你，他們是「如何」成功的？「為什麼」他們可以有不一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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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書籍作品披掛在經典的哲學概念之上，不自覺地都會讓人對其內容與論述產生抽象難解的意象。《牆》這本書的閱讀體驗，卻是出乎意料的順暢，姑且不去深酌文字背後的意義，收錄的五篇短篇故事本身已具有豐富的文學性，流暢的文句搭配層層推演的情節，不斷勾起讀者的好奇心，讓人想趕緊跳進結局一虧故事的究竟。
傳記電影《作家不跳舞： 等待貝克特》是以愛爾蘭、法國諾貝爾文學獎者－山繆貝克特的一生為主。在獲獎當夜，劇作家貝克特試圖逃離原本典禮現場，與另一個自己對話，他們從過去談論到現在，兒時的母親、跳舞的女子、二戰的摯友、伴隨一生的妻子等。貝克特試圖找尋人生的汙點、戲謔與荒誕，跳上舞台韃靼的脫離現實主義。
我本想要他別再追根究柢，告訴他這一點其實不怎麼重要，但他打斷我，站直了身子問我信不信上帝。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他憤慨地坐回椅子上，對我說這是不可能的，每個人都相信上帝的存在，即使是那些背棄祂的人。這是他的信念，如果有天他對此產生了疑慮，那他的人生將失去意義。
《異鄉人》是我對卡繆的第一次認識，講述了母親的死以及荒謬的審判。卡繆對於存在主義以及荒謬的想法非常有趣，反思這本穿越時代來的價值觀與邏輯問題，審視自身和環境，有如醍醐灌頂。
年青時有一半懷有虛榮的心情，去看哲學大師級們的作品，例如卡繆、沙特、海明威........等等，因為在別人面前，我在看他們的書，身份好像很拉風，到了今天，才知道浪費青春，那些年只是為了迎合「存在主義」的潮流，那些小說內容，都忘記了，那些閱讀所帶出來的思緒，亦隨風而逝。
至於那些書評，倒有一點印
儘管「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後，很難再有好作品」一說，已經是被多次證偽的魔咒。然而我們不免好奇，在201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的石黑一雄，首度出手的長篇《克拉拉與太陽》是否功力仍在？
我猜想，作為石黑一雄的讀者，關於這點實在毋須多慮。
如同作者自陳，這回的新作《克拉拉與太陽》介於《長日將盡》與《別讓我
「是英雄還是暴君？」
瑪麗安東尼走向斷頭臺之路，在群眾的斥罵聲下，展現了法國當時無盡的混亂，面對經濟、政權與階級不對等的種種壓力下，她，只能成為歷史所遺留下來的眼淚，一個歷史的悲劇。此時，一名來自科嘉西島的小卒看上了這個大好機會，如黑馬般衝出來拯救局勢，並被法國人視為民族英雄。他就是拿破崙。
可能包含敏感內容
「我？我只是一個普通的黑人男孩，怎、怎怎麼能當你們的領導……種族？」拉肖恩嘴巴張得大大，每個文字都透露祂的驚訝不能再驚訝的心情。「而且我難道不是怪……」
路易·莫羅是離群的法國■■■，他因為■■■■■■■■在 1859 年的太陽風暴中出現明顯異狀而來到倫敦尋求科學家的幫助。
他找到了麥可‧法拉第（Michael Faraday）與詹姆士·克拉克·馬克士威（James Clerk Maxwell），而兩人也對此感到有興趣，雖然最終他們並沒有成功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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