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1/12/23發佈於 2021/12/23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論唐代元和時期流貶文人之行旅詩(4之3)

參．觀物角度與感情特質

唐代流配罪犯、貶謫官員的主要地區在嶺南瘴癘之地。此外則是今雲南、貴州、四川、湖南、福建等地。所謂嶺南，又稱「嶺表」、「嶺外」，指五嶺以南範圍涵蓋今廣東、廣西大部及越南北部地區。

其中具體地點又主要是崖州（今海南島瓊山東南）、潮州（治今廣東潮安）、驩州（今越南義安省南及河靜省）、峰州（今越南河西省山西西北）、古州（今越南諒山東北）、循州（治今廣東惠州市東）、欽州（治今廣西欽州東北）、賀州（廣西賀縣）、連州（今廣東連縣）、桂州（治今廣西桂林）、象州（今廣西象縣及其附近）、柳州（廣西今市）、端州（治今廣東肇慶）、振州（治今海南島崖縣）、瀧州（治廣東羅定縣）、黔州（治今四川彭水）、渝州（今四川重慶）、巂州（今四川西昌）、姚州（今雲南姚安北，後陷入土蕃、南詔）、夜郎（今貴州桐梓西）、臺州（今浙江臨海）、汀州（今福建長汀縣）等地。此外，流放之地還有西北及西部地區西會州（今甘肅靖遠）、北庭（今新疆吉木薩爾北）、西州（今新疆吐魯蕃盆地）、靈州（今寧夏靈武）等地。這些地點，距離長安短則千里，長者數千里，如何在最短的時程奔赴貶所，本身便是一種精神與肉體的雙重考驗。

據嚴耕望〈唐藍田武關道驛程考〉，唐代由長安通往江淮至嶺南諸地的道路有二：一為東出潼關經由洛陽南行（或經汴河水路南行）的「兩都驛道」；一為東南出藍田、武關至鄧州而南行的「藍武驛道」。前者為主幹道，寬暢易行，但是程途較遠，費時較多；後者行程近捷，無稽滯之虞，卻狹窄艱險。沿線山高水深，舟橋頗少，更增通行之困難與危險。從唐代流人行經道途之可考者來看，大多走藍田武關驛道。既踏上征途，首先遭遇到的是山高水深，道途之艱困，因此，流貶文人的行旅詩中，最常描述的是旅況的艱困：

岧嶢青雲嶺，下有千仞溪。徘徊不可上，人倦馬亦嘶。（元稹〈青雲驛〉）

朝經韓公坂，夕次藍橋水。潯陽僅四千，始行七十里。人煩馬蹄阻，勞苦已如此。（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

商山季冬行，冰凍絕行輈。春風洞庭浪，出沒驚孤舟。（韓愈〈赴江陵途中計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

不覺離家已五千，仍將衰病入瀧船。朝陽未到吾能說，海氣昏昏水拍天。（韓愈〈題臨瀧寺〉）

天寒地凍，阻絕路途；滔天巨浪，驚悸行舟；馬倦人煩，勞苦不堪；途中罹病，瘴氣襲人；這些都是貶謫途中，無可避免的磨難。劉禹錫採用另一種方式表達遠謫之辛勞。在〈度桂嶺歌〉中說：

桂陽嶺，下下復高高。人稀鳥獸駭，地遠草木豪。寄言千金子，知余歌者勞﹖

桂嶺，即騎田嶺餘脈，位於湖南省臨武縣境，韓愈貶陽山，途經臨武抵連州，元和十年，劉禹錫任連州刺史，也道經臨武。末二句寄慨，向當政者抱怨度嶺之辛勞，其實也是在表達強烈的憤慨。

然而，萬死投荒，抵達貶所，又被遠惡荒僻的狀態及前所未見的風土景象所震懾。因此，流貶文人的行旅詩中有大量對於嶺南風土的描述。如韓愈〈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說：

有蛇類兩首，有蟲群飛游。窮冬或搖扇，盛夏或重裘。颶起最可畏，訇哮簸陵丘。雷霆助光怪，氣象難比侔。癘疫忽潛遘，十家無一瘳。

這是陽山的情況：有兩頭蛇、蟲飛游、氣候冷熱無定、颶風、雷霆、癘疫、死亡種種恐怖的景象。這些景象，對於北人來說，全都是陌生的。再如柳宗元〈柳州峒氓〉對於柳州，如下的描述：

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人。鵝毛禦臘縫山罽，雞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問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

此詩由城外寫起，前半言郡城往南，是通達四方的水道；奇特的語言、怪異的妝扮，令人難以相親。峒人之飲食習慣更是大不相同：他們用青箬裹鹽返家，生意人用綠荷包飯趕集；後半述此地以鵝毛縫製山罽，以雞骨占年，崇拜水神，俗惡如此，不禁愁問傳譯：打算棄章甫之冠，作紋身之民。這首詩充分表現出一個文化出身較高的落難京官，面對貶所奇異的風土民情，內心萬般說不出的懊喪。

再如元稹〈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以長篇排律之形式，大幅描述巴蜀風土，相當能代表流貶文人的觀察角度。首先是邑人的生活情態：

舞態翻戵鵒，歌詞咽鷓鴣。夷音啼似笑，蠻語繼相呼。江郭船添店，山城木豎郛。吠聲沙市犬，爭食墓林烏。獷俗誠可憚，妖神甚可虞。欲令仁漸及，已被瘧潛圖。

此述及邑人的舞容好比鸜鵒飜飛，歌詞有如鷓鴣嗚咽；啼哭如笑聲，交談似喧呼。在城外以船為店、以木為郛；沙市之犬狺狺而吠，墓林之鳥爭食噪鳴；這種圖景，對於中原人士來說，真是令人恐懼。面對獷悍的生活習俗、邪神的宗教信仰，極想以仁政化導，卻已瘧疾染身。〈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又說：

楚風輕似蜀，巴地濕如吳。氣濁星難見，州斜日易晡。通霄但雲霧，未酉即桑榆。瘴窟蛇休蟄，炎溪暑不徂。倀魂陰叫嘯，鵩貌晝踟躕。

這是詳述巴蜀自然環境：氣濁低濕、日光短暫、雲霧不消，瘴窟之中，經年有蛇虺出沒、溪水終年常溫；倀鬼叫嘯、誘人入水；山鴞日間自由來去。在自然環境威脅外，民情的驃悍難馴，更令元稹感到憂懼：

鄉里家藏蠱，官曹世乏儒。斂緡偷印信，傳箭作符繻。推髻拋巾幗，鑽刀代轆轤。當心鞙銅鼓，背弝射桑弧。

從元稹生動的描述，為吾人不難理解：流貶之後，不僅是生活適應的問題，也不僅是吏職勝任與否的問題，而是處身在一個令人惶懼戰慄、隨時面臨死亡威脅的地方。韓愈在〈潮州刺史謝上表〉中說：「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犯罪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柳宗元兩次貶謫，親族皆不服水土，相繼病故，自己也身染疾病，「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毛髮蕭條」、「魄逝心壞」，痛苦莫明。加以訊息不通，友朋往來隔絕，益感孤獨。因此「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泄憂憤。」（柳宗元〈上李中丞獻所著文啟〉）不僅必要，而且不難理解。「嗚呼！以不駐之光陰，抱無涯之憂悔。當可封之至理，為永廢之窮人。聞弦尚驚，危心不定。垂耳斯久，長鳴孔悲。」（劉禹錫〈上中書李相公啟〉）劉禹錫的處境，使人同情，又何嘗不是元和流貶文人共同的悲哀﹖再因唐代重視京官，地方官員尤其是司馬，地位卑微。誠如白居易所說：「昔游秦雍間，今落巴蠻中；昔為意氣郎，今作寂寥翁。」（白居易〈我身〉）今昔對照，不免萌生受拘囚、被棄置的感覺。而隨著時光流逝，益感復官無望。儘管「嘻笑之怒，甚乎裂眥；長歌之哀，過乎慟哭。」（柳宗元〈對賀者〉）這樣的作品，令人讀來不歡；詩文創作卻是流貶文人在困窮至極、百無聊賴的謫居生活中，無可替代的要務。(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