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煬帝的大起大落

隔年（西元592年）智者大師離開揚州，回到誕生地荊州，西元593年，於當陽縣玉泉山造玉泉寺，七月二十三日，隋文帝賜「玉泉寺」匾額。在此次的結夏安居期間，智者大師於玉泉寺開講《妙法蓮華經》，由章安灌頂大師記錄成文，此即天台三大部之一的《法華玄義》。智者大師以「妙法蓮華經」五字收攝全體之佛法，並不是單就《妙法蓮華經》一經之內涵而說，認為這部經典含攝了一切道理之圓教，故解釋本經之經名，即可遍觀一切佛經的本質。其方法是運用「權實」、「跡本」等概念，建立起「五時八教」的教判體系；以《法華經》之一乘圓教收攝佛陀於不同時空的方便教法，由此彰顯其「妙」不可言。（「權」指的是方便，例如我們常說的權宜之計，每個人的基礎與喜好不同，佛陀就給予不同的方法，讓大家可以聽懂並接受。透過方便的詮釋，讓大家體悟到「實」際的真理。「跡本」的觀念也是如此，「跡」也叫做權，就是權巧方便施設；「本」即根本，就是真如，就是實相）。

這次宣講《法華》經題，光是一「妙」字就講了九十天，可見智者大師分析之精微，世稱「九旬談妙」。接著在開皇十四年（西元594年）的夏安居期間，智者大師於玉泉寺開講「天台三大部」的最後一部《摩訶止觀》。夏安居的由來是在佛陀的時代，印度的夏季雨季長達三個月之久，僧眾或在山間禪定，或在樹下經行，衣缽因此常為雨水所流失，而在夏季期間，地上的蟲蟻常出來爬行覓食，僧眾們沿路乞食，不免踩傷地面上的蟲類及草樹的新芽，避免人們的譏嫌及實際上的需要，故佛陀基於慈悲，遂制定了夏季三個月，出家眾在固定一個地方精進用功的夏安居。通常是在夏季農曆的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

隋文帝開皇十五年（西元595年），大師58歲，復受楊廣之請，再至揚州講《維摩詰經》。隔年春，離揚州重返天台。開皇十七年冬（西元597年），應楊廣至誠之請再度出山，但途中因病篤無法成行，便落腳於石城寺，專念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及摩訶般若波羅密。由門人代筆大師口述遺書，呈交晉王楊廣，接著命侍者唱《法華經》與《無量壽經》，十一月二十四日入滅，春秋六十，僧臘四十。《法華玄義》、《法華文句》與《摩訶止觀》，被稱為「天台三大部」，為天台宗根本論書，其內容主要由《妙法蓮華經》而來，引用其他佛經來佐證，同時又與實際的禪修相結合，有教觀(教理與禪觀)雙美之稱。以下概述天台三大部。

《法華經》為智者大師建構其圓頓教觀思想的重要經典，《法華玄義》便是針對「妙法蓮華經」五字，闡明《法華經》的經題及教相，以開權顯實及開跡顯本，說明一佛乘之要旨與殊勝。透過對《法華經》之詮釋，以及「五時八教」教判思想的建構，智者大師建立了恢宏的天台宗教觀學說體系。天台宗以降成立的中國佛學宗派，乃至於日，韓佛教（如日本天台宗與日蓮宗），可說無不受其影響。

智者大師將佛陀一生說法分為五時，分別為華嚴時、阿含時、方等時、般若時以及法華涅槃時。這只是概略區分，不能說在般若時期，就沒有阿含或是法華的思想。八教分別為從教導眾生之形式方法分為頓、漸、祕密、不定等四種類（化儀四教）；又依適應眾生根機而教導之教理內容，分為藏、通、別、圓等四種類（化法四教）。智者大師並以「五味」比喻五時：華嚴時為「乳味」，阿含時為「酪味」，方等時屬「生酥」，般若時是「熟酥」，最後的法華涅槃時則是最精煉的「醍醐」。由此便可看出五時之次第。以上的「五時」教判，乃是屬於時間歷程上的「豎說」；而「八教」之判則是對於佛陀說法之形式與內容的分別，此為「橫說」。

《法華文句》是智者大師於陳後主禎明元年（西元587年），在金陵光宅寺開講《妙法蓮華經》，就經文中的字句及其意義詳細地加以解說，由其弟子章安灌頂大師記錄而成。智者大師將《妙法蓮華經》二十八品分成本、跡二門，以前面的十四品為如來「跡門」說法，旨是「開權顯實」，就是開三乘（聲聞、 緣覺、菩薩）之權而顯一乘之實，闡明過去諸佛以方便力，於一佛乘分別說三乘。開方便的權門，目的是開示真實的妙理，會三乘歸於一佛乘，使眾生開、示、悟、入佛的知見。後面的十四品為如來「本門」說法，要旨是「開近顯遠」即釋迦牟尼佛不是來到我們這個世界才成佛，而是從遠在無量劫以前早已成佛，同時也說佛是久遠的，從來沒有涅槃過，也不會再有涅槃這件事。

《法華玄義》與《法華文句》二書是說明教理，知道了理論，接下來就是怎麼實踐，《摩訶止觀》內容主要在強調圓頓的觀修法門。其中較為特殊的觀念是「一念三千」，佛教認為眾生因不同的心性與修為，投生到十種不同的空間：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人、天(前六界為六凡)、聲聞、緣覺、菩薩與佛(四聖)所形成的「十法界」。我們每個人所起的一念心，必屬於十法界中的某一法界。若與殺生之類的瞋恚相應，是為地獄界；若與貪欲相應，是為餓鬼界；若與愚癡相應，是為畜生界；若與我慢勝他相應，是為阿修羅界；若與人倫的道德相應，是為人間界；若與欲界、色界與無色界等的禪定相應，是為天上界；若與四聖諦之理相應，是為聲聞界；若與十二因緣觀相應，是為緣覺界；若與佛國淨土、成就眾生的願行相應，是為菩薩界；若與真如法界相應，即是佛界。

三千怎麼來？《摩訶止觀》解釋為一心具十法界，每一法界又具十法界為百法界，一法界具三十種世間，則百法界即具三千種世間。另外一種說法是百法界各具「十如是」而成「百界千如」，十法界亦各具「三種世間」，「百界千如」配合「三種世間」，則成三千種世間。此三千世間便可在吾人之一念中呈現出來。

開皇二十年（西元600年），原太子因事被廢，楊廣被立為太子。仁壽四年（西元604年）七月，隋文帝駕崩，36歲的楊廣即帝位，便開始翦除對帝位有威脅的各皇子。大業元年（西元605年），遷居洛陽，並設洛陽為東都，動用數百萬人民於洛陽大興土木，同時開鑿南北大運河，之後開始四處巡行。大業三年（607年），首先來到了東突厥啟民可汗的大本營大利城(內蒙古)，煬帝曾下令宇文愷製作可容3000人的帳蓬，突厥人看到大為驚嘆！隔年跑去河北恆山舉行祭儀，大業五年往西推進到甘肅張掖，平定吐谷渾，高昌王麴伯雅也到張掖朝見煬帝。大業六年，邀請西域各族長到洛陽召開國際慶典，據傳每年元月召開的國際會議，很可能是後來元宵節的前身。北邊的突厥與西邊的西域都已經安頓好，就只剩下東北的高句麗尚未收服，於是運河永濟渠開通到了幽州(北京)。隋朝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為了加強對東方和南方的統治，同時也是為了從南方運糧食和便利對東北用兵，大致為現今的京杭大運河。

隋煬帝前後共三次大舉進攻高句麗，分別在大業八年、九年、十年（西元614年），而這三次的失敗也加速了隋朝的滅亡。攻打高句麗讓隋煬帝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先後動用人力數百萬，徵調財物無數，大量士兵、百姓死於戰場，由於農村極度缺乏人力，大量土地荒蕪，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破壞，人民難以生活下去，成為隋末民變的導火線。大業十一年（西元615年），隋煬帝依例北巡長城，此時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始畢可汗率兵將隋煬帝圍困在雁門（今山西代縣），雁門一帶四十一座城，竟被突厥攻占了三十九座，煬帝派人向始畢之妻義成公主求救，公主遣使告知始畢「北邊有急」，加上隋朝援軍相繼抵達，始畢在九月撤圍而去。這援軍便是李世民的軍隊，李世民分析敵我雙方的兵力，提出「多旗鼓為疑兵」的策略，成功退敵。

早在大業七年，農民革命的序幕就此展開，當時李淵目睹天下動盪的局面，也開始產生了叛隋的想法。而貴族首先揭竿起義的便是禮部尚書楊玄感(楊素長子，楊素是當年隋文帝病危時，協助楊廣登基的大功臣)於大業九年六月公開起兵，許多官僚子弟紛紛加入反叛軍。但是李淵善察時變，他不但沒有貿然行動，反而因告密有功。李淵一直等到大業十二年才起兵，當時李淵為右驍衛大將軍，奉詔為太原道安撫大使。接到詔書時，李淵非常高興，認為是「天授之意」，當時的形勢，李淵很清楚的知道「盜賊遍海內，陷沒郡縣，（隋煬）帝皆弗之知也。」同時，太原是軍事重鎮，兵源充足，而且「食支十年」，糧餉豐沛。他把長子建成留在河東，命其「於河東潛結英俊」，而把世民帶到太原，命其「於晉陽密招豪友」。

雁門之危後，隋煬帝意志轉趨消沉，開始逃避現實而不務政事了。隋煬帝的生涯大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大業元年（西元605年）到大業六年（西元610年），他是個英明神武之君。修東都洛陽、開運河、拓展疆土，雖然勞民傷財，但還都是利益社稷的好事，讓隋朝達到了極盛。第二階段，從大業七年到大業十一年（西元615年），他是個暴君。為了征討高句麗，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顧客觀條件，一意孤行，把老百姓和國家都拖進了災難中。第三階段，從大業十二年（西元616年）下江都揚州到人生結束，變成了昏君。在前兩個階段，煬帝有功又有過，但他知道自己的責任，也履行帝王責任；而到第三階段，他已經不知道自己的責任是什麼，也不想履行什麼責任了，只是渾渾噩噩逃避過日子。

此時說明為什麼大業十二年，天下大亂的時候，隋煬帝還是要堅持下江都，而這一去就再也沒能回來。隋煬帝任內總共三次下江都。前面提到每年正月，隋煬帝都會舉辦國際性慶典，但在大業十二年元旦，這大會場面有點冷清，已經沒有外國君主或者使者來朝貢了，這其實是煬帝三征高句麗失敗和雁門之圍的後果，周邊民族都不再買隋煬帝的帳了。大業十一年，隋煬帝下詔在江南修離宮別館，這其實就是給自己找退路。煬帝在接連經歷了幾次重大打擊之後，已經喪失了原本意氣風發、豪氣萬千的氣勢，他此時想的不是如何平復國內外的亂象，而是如何躲到江南，逃避問題。

隋煬帝下江都，可是大臣們都心不甘情不願，隋朝的根基畢竟在關中。在天下大亂的情況下，隋煬帝想去江都，也意味著他放棄關中，乃至放棄整個北方，把兩京都留給自己的兒孫和大臣，其中，在西京留守的是代王楊侑，在東都留守的則是越王楊侗，這兩個人都還是十幾歲的孩子。在一片反對聲中，隋煬帝帶著皇親國戚，后妃宮女，文武百官與僧尼道士沿著運河下江都。煬帝第一次下江都是在大業元年（西元605年），剛剛當上皇帝，下江都頗有點衣錦還鄉的意味，再加上運河是新開的，龍舟也是新建的，一切都是春風得意！第二次是在大業六年，煬帝對内完成了幾項大工程，國富兵強，對外則透過西出北巡，成了名副其實的可汗，隋朝的國力達到頂峰，江都宮也剛剛落成，成了隋朝的第三個首都，在這種情況下巡遊，是何等的豪邁！而這第三次下江都，則是一意孤行，不得人心。隋煬帝一路上聽到的都是各地造反的消息，而且還不斷有人攔路上書，請求隋煬帝不要走。冒死上諫的結果，便是被處死，最後當然就沒有人敢說不要去江都了。

大業十三年(西元617年)二月，馬邑人劉武周起兵，李淵以討伐劉武周為辭，自行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這支隊伍是李淵、李世民父子晉陽起兵的主力軍。起兵的目的當然就是推翻隋朝，因此李氏父子決定直取長安，以便號令天下，建立新王朝。大業十三年六月，李淵傳檄諸郡，稱「義兵」，而西河郡太守不願歸順，於是第一個戰役李淵命大郎，二郎率眾取之。」李淵知道首戰是關鍵，勝敗關係到李唐王朝的帝業。特別在臨行前囑咐建成與世民務必凱旋，而兄弟倆也在短短九天告捷。之後便勢如破竹般的，在同年十一月，長安終於被攻陷了。大業十三年十一月，李淵立代王侑為皇帝，即隋恭帝，改元為隋義寧元年。李淵為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以武德殿為丞相府，獨攬軍國機務。又以建成為唐世子，世民為京兆尹、秦公，元吉為齊公；以裴寂為丞相府長史，劉文靜為司馬。義寧二年(西元618年)五月，隋恭帝禪位，李淵即皇帝位於太極殿，國號唐，改元武德，都長安，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此時李淵只擁有關中，距離統一天下還有一大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