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提到禪宗四祖道信法師與無姓兒的故事,後來無姓兒跟著道信法師出家,當時只有七歲。貞觀年間,唐太宗因為仰慕道信祖師的德風,多次召他入京,但法師都以年邁體衰而推辭了。最後一次,唐太宗對使者説:「如果道信再不肯來,就把他的頭拿來見我。」使者把這個意思告訴道信。誰知他毫無懼色,引頸就刃,這麼一來,反而把使者給嚇跑了。太宗聽後,更加欽慕了,就不再強迫他進京,還賜給他許多珍寶,以遂其志,唐高宗永徽年間道信於雙峰山(今湖北黃梅西北)捨報。
中國禪宗從初祖達摩祖師至三祖僧璨大師,門徒都行頭陀行,即所謂的苦行,例如日中一食,早晚不吃;隨緣而住,並不定居在一處等。到了道信大師,禪風一變,道信初入黃梅雙峰山,一住三十餘年,會眾多至五百;後來弘忍大師移居東山,又是二十餘年,弟子多至七百人。兩代禪師都定居一處,過著團體生活,生產自給自足,把挑柴運米等一切勞動都視作是修行。且弘忍大師認為學道應該山居,遠離塵囂,這成為後來馬祖道一、百丈懷海建立叢林道場,實行農禪生活的先驅,在北投就有一間農禪寺,當初旁邊有一塊農田,後來聖嚴法師的信眾太多,就成立了法鼓山。
《楞伽師資記》記載:「信禪師再敞禪門,宇內流布,有菩薩戒法一本,及制入道安心要方便門,為有緣根熟者說。我此法要,依《楞伽經》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說般若經》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道信法師的《入道安心要方便門》,顯出了道信禪法的三大特色,
首先是菩薩戒與禪合一:菩薩戒是持心戒,以佛性為戒。菩薩戒當時在南方非常普遍,梁武帝與隋煬帝(當時為晉王)都曾經受菩薩戒,道信透過與菩薩戒的融合,讓道俗皆可以共修。
其次是楞伽與般若合一:即將《楞伽經》的「諸佛心第一」,與《文殊說般若經》的「一行三昧」結合,制爲「入道安心要方便門」。達摩以楞伽印心,而有般若的風格;道信的楞伽與般若融合,是體悟般若爲即空的妙有,而不與楞伽的如來藏有任何差別。
第三是念佛與成佛合一:「念佛」是大乘佛教的重要法門,自廬山慧遠結社念佛以來,稱念阿彌陀佛,成爲最平易通俗的佛教。達摩禪凝住壁觀,聖凡一如,原與念佛的方便不同。道信引用了一行三昧,一行三昧是念佛三昧之一。「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息一切妄念而專於念佛,心心相續,念佛心就是佛。道信的「入道安心方便」,是這樣的方便。依念佛而成佛,雙峰禪門才能極深而又能普及。
大乘念佛的二大流派,一是以般若經爲主的念佛,是實相念佛,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以諸法實相而觀如來」。《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都是同一意義。二是以《華嚴經》爲主的念佛,是唯心念佛,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然彼如來不來至此,我身亦不往詣於彼。知一切佛及與我心,悉皆如夢。……我如是知,如是憶念,所見諸佛,皆由自心」。念佛,是念佛的無邊相好,等到三昧成就,諸佛現前,於是體會到我沒有到佛國去,佛也沒有到這裏來,諸佛現前,都是唯心所現。
是心作佛,是心是佛。
與阿彌陀佛有關的念佛,也是這樣,如《佛說般舟三昧經》:「意所作耳(唯心所現),我所念即見。心作佛,心自見,心是佛心,佛心是我身。心見佛,心不自知心,心不自見心。心有想是癡心,無想是涅槃」。《觀無量壽佛經》:「諸佛如來法界身,遍入一切衆生心想中。是故汝等想佛時,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諸佛正遍知從心想生,是故應當一心繫念諦觀彼佛」。念佛而悟入唯心所現,於是乎開展了「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法門。後代禪者常說的「即心即佛」,不是禪者所創,而是大乘經中,與念佛有關的三昧。
隋煬帝由於不顧群臣反對而執意在大業十二年(西元616年),天下大亂的時候下江都,而這一去就再也沒能回來,最後死在自己的御林軍手中。隋煬帝一死,天下馬上出現了三個打著大隋的皇帝,一個是隋煬帝的孫子代王楊侑,當時已經被李淵立為皇帝。第二個,隋煬帝的侄子秦王楊浩,被宇文化及立為皇帝。第三個,留守東都,正跟李密打仗的越王楊侗,在隋煬帝死後也被王世充立為皇帝。這三位在沒多久後,都死於擁立他們登基的人手上。當時李淵已經占據關中,逐鹿天下的過程中,李世民靠著他的軍事才能,接連打敗當時的主要勢力,如薛舉、薛仁杲父子、劉武周以及竇建德等。
李世民在擊敗竇建德後班師返京時,受到長安百姓的隆重歡迎。武德四年十月,封為天策上將,領司徒、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食邑增至二萬戶。李淵又下詔特許天策府自置官署,李世民因此闢弘文館,收攬四方彥士入館備詢顧問,與秦王府相結合,成立了一個小內閣。
《玄武門之變的遠因》
隨著李世民的軍功顯赫,他逐漸產生覬覦皇位的野心,另一方面必然引起李建成的妒忌。自晉陽起兵至攻克長安,建成的戰功幾乎和世民一樣;而在後續的統一戰爭中,李世民則功勳彪炳。武德元年(西元618年)十一月,討平薛舉父子,唐高祖李淵派李密到豳(ㄅㄧㄣ)州(今陝西彬縣一帶)迎接秦王,李密「自恃智略功名,見上(李淵)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下對秦府將領殷開山說:「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可見,第一場的勝利大幅提高了李世民的聲望,在某些人眼裡他儼然是「真英主」了。武德二年,太子建成「疾秦王世民功高,頗相猜忌。」
《封天策上將的前後》
武德三年,李世民平定劉武周,收復并、汾舊地。接著,武德四年又消滅了竇建德與王世充兩大勢力,政治野心隨著戰功而增長;在平定王世充時,李世民和房玄齡曾「微服」拜訪一位名叫王遠知的道士。遠知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世民據實相告,道士又說:「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惜也。」世民聽了,內心雀躍不已,一直記在心中,後來當上皇帝,在賜王遠知璽書中說到:「眷言風範,無忘寤寐」。可見,這時已經萌生想當「天子」的念頭了。此時唐初的統一戰爭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秦王世民威望驟增。武德四年七月,當他返回長安時,身被黃金甲,後面跟隨著二十五名大將,鐵騎萬匹,聲勢如日中天!冬十月,高祖李淵以「自古舊官不稱殊功,乃別表徽號,用旌勳德」,就給世民加號「天策上將,陝東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上。」天策府可置官署。
李世民又以「海內浸平」,設立「文學館」網羅四方文士,當時有「十八學士」之稱,杜如晦、房玄齡、孔穎達等皆在其內。文學館實際上是李世民政治上的顧問,李世民從各方面發展自己的勢力,他所吸收的文士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唯秦王的教命是從,而高祖的詔敕有時卻置之不理。這是因為秦王有次封賞土地給功臣,但是因為是個好地點,高祖寵妃的親戚也想要,於是高祖「手詔賜焉。」但是縣令卻因為秦王的命令在前,沒把土地讓出來。對此,高祖大怒,攘袂責太宗曰:「我詔敕不行,爾之教命,州縣即受。」(秦王的命令為「教」)後來,李淵在裴寂等面前發牢騷:「此兒典兵既久,在外專制,為讀書漢所教,非復我昔日子也。」這裡說的讀書漢就是文學館的學士了。不過試想,在秦王威震四海,人心所向的情況下,當然跟以前不一樣了,換了位置一定也要換了腦袋,怎麼會安於原先的地位呢?後來大臣封德彝指出:「秦王恃有大勳,不服居太子之下。」
李世民爭奪太子之位的圖謀越來越強烈,以太子李建成為首的東宮集團不能不感到嚴重的威脅。武德五年十一月,劉黑闥(ㄊㄚˋ)第二次起兵,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建議說:「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眾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這突顯了封建時代皇位傳承的問題,建成只是位居嫡長,而就其功績與聲望來說,遠不及世民,唯有通過創立軍功,才能維持太子的地位。因此,建成立刻同意此議,李淵也馬上批准建成出征。過去,每次重大戰役都是李世民掛帥,現在改由李建成領兵,陝東道大行台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並受建成管轄,得以便宜從事,目的是想壓抑日益強大的秦王府,加強東宮的實力地位。
《奪位之爭浮上檯面》
自武德五年十二月討伐劉黑闥第二次起兵後,李世民與李建成兄弟之間水火不容,演變為公開的爭鋒相對了。
事件一:齊王元吉想要刺殺世民
平定東都洛陽後,李淵別出心裁地以「天策上將」封號,來滿足世民的欲望,使他不至於爭奪皇太子地位。而當李淵發現世民的一些「專制」行為時,又流露出強烈的不滿情緒,所以武德五年十一月很快就同意建成出兵征討劉黑闥。武德六年七月,為了防備突厥入侵,派遣建成將兵屯北邊,世民屯并州。九月,建成班師,十月,詔世民引兵還。李淵這樣部署,顯然是要表明他一視同仁的態度,力求把太子與秦王之間擺平。唐太宗曾回憶說:「武德六年以後...我當此日,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可見李世民不為兄建成和弟元吉所容。李淵的三個兒子,各自擁兵,構成三大集團,即太子東宮、秦王府和齊王府。在建成與世民的爭鬥中,元吉倒向誰,就會加強誰的力量,呈現二比一的形勢。
武德初年的時候,齊王元吉跟世民關係不錯,武德二年九月,劉武周進逼晉陽,元吉棄城逃回長安。李淵大怒,但還是原諒「元吉幼小,未習時事」。武德三年七月,秦王世民平定劉武周後,又奉詔督軍攻東都(洛陽),元吉隨同出征,這顯然是李淵的有意安排,讓他學習戰事。後來在討伐竇建德的戰役中,世民留大將屈突通等協助齊王元吉圍困東都,可見世民對元吉的器重。秋七月,凱旋歸來,跟隨秦王世民後面的二十五位大將,領隊就是齊王元吉。冬十月,世民為天策上將,領司徒,元吉則為司空,地位差不多。十二月,因劉黑闥起兵,李淵命令世民與元吉共同前往討伐。次年四月,平定劉黑圍後,世民接到李淵的命令,「使馳傳入朝,乃以兵屬齊王元吉。」
變化的關鍵在於武德五年底,元吉跟隨李建成討伐劉黑闥,很快就被拉攏過去了。元吉其人,勇猛有力,在統一戰爭中也立過戰功;然而,他驕逸放縱,名聲欠佳。當他目睹兩位哥哥對太子位的爭奪,就不能不考慮自己的處境,他也企圖取得太子,但如果繼續跟隨世民,顯然不能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因為世民當了太子,元吉這輩子就可能不太有機會當皇帝了。投靠建成或許有利些,因為在他看來,「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由於東宮與齊府的聯合,秦府必然處於不利的地位。武德六年下半年,世民屯守并州,由於天下已經統一,再也沒有從前顯赫的軍功了,後來又遭冷落與排擠。元吉曾經勸建成除掉世民,甚至說:「當為兄手刃之!」還有一次,世民隨李淵來到齊王府第,元吉竟派刺客暗殺,經建成制止沒有得逞,元吉惱怒地說:「為兄計耳,於我何有!」面對這一連串的陰謀,李世民發出了「不為兄弟所容」的感嘆。
事件二:太子宿衛楊文幹兵變
楊文幹曾經宿衛東宮,與建成關係密切。武德七年六月,李淵到仁智宮去避暑,建成留守長安,私下叫楊文幹「募健兒送京師,欲以為變」。此事東窗事發後,楊文幹一不做二不休就舉兵反叛,消息傳來,李淵既怒且驚,召世民商量。世民說只須遣一將領即可抓住文幹這小子。李淵卻說:「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眾,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誅殺骨肉,廢建成封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這是第一次許諾立世民為太子。李淵歷來採取平衡的辦法,力求使三個兒子各安其所,最不願意看到骨肉相殘的局面。他既不准世民奪取太子,也不支持建成與元吉所採取的謀殺。「觀汝兄弟,終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競。」為了避免兒子們的「忿競」,李淵採取過一些措施。例如,到仁智宮避暑,就帶了世民與元吉,僅留建成在京城,以免三兄弟鬧事。但出乎意料的是,在建成的慫恿下,竟發生楊文幹起兵,而這件事,已經超出了「兄弟不和」的範圍。弄得不好,異姓起兵會直接危害著李唐王朝的安全。因此,李淵確實想廢立皇太子,以換取世民的親征平叛。同時提出不准「誅殺骨肉」,僅僅貶建成為蜀王,這無非是一種新的平衡方法。但是,李淵終究不能放棄「立嫡以長」的原則,當世民率軍出發後,元吉和妃嬪為建成說情,加上大臣的勸說,李淵又改變主意,仍以建成為太子。最後,把「兄弟不能相容」,歸罪於東宮的王珪以及天策府的杜淹,把他們流放到到巂(ㄒㄧ)州(四川冕寧),後來世民當上皇帝後又招回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