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許多有關策展的過去寫作，往往會從「策展」的字源重新思考意義——策展人哈洛．史澤曼（Harald Szeemann）在〈藝術需要館長嗎？〉（Does Art Need Directors?）指出，如果想知道策展人工作，必須先了解curate跟curator的起源。curate拉丁文原義為照料（care），而「策展人」對應這字眼的起源，此照料儼然是一種「守護者」（guardian）以及「照料者」（overseer）， 其照料對象正是拉丁文「照料靈魂」（pastoral care, cura animarum）[1]。羅馬時代，「照料者」工作是浴場主持人；十四世紀時，是監護年幼者及精神異常者的醫護人員；從十七世紀起是在美術館、博物館、圖書館以及動物園中，負責展演呈現的工作人員。從策展的字源作為探討策展學的起始點，不僅僅意味著策展工作的責任及對象，也是這個「照料者」角色，在不同時期對應各種事物差異性所顯示的權力與機制關係，就此而言，這也許是一個更為廣義在時代轉變下的美學社會結構之轉變樣態。策展（curature）的「照料」永遠夾雜在治療（cure）與控制（control）之間，如中古時代確保宗教儀式進行的神職者，以及照料幼兒、瘋癲者的醫護人員；一方面具有健全身心的意義，同時是對於遭受傷害之靈魂的照料與治療者。
照料者的職責
雖然「照料者」的意義隨著世代變遷而有著不同的職責，從羅馬時代到十七世紀動物園管理者之共同線索，皆指向了照料系統與控管系統的結合——其一方面是「保護」與「眷顧」，同時也是「捍衛」與「宣告」。照料者作為一個「看守者」（keeper）的中介特性，就如神職人員對信奉者的照料，一方面有在儀式中保護宗教神聖性的意義；另一方面則是對信奉者布達堅定信仰——照料之意有著「對內」在機制上的保存，以及「向外」與他者呈現之雙重意涵。這種互主體／題的關係，不可避免地與權力關聯：curate總是框架在某物或某事之上，兼具「照料」與「控制」；同時，作為「照料者」的個體，必須是更為堅定的信奉者——正如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述「自我技術」（technology of the self）之修為。因應在醫療及瘋癲的研究，這些社會性機制同時是一種傅柯意義下的「半司法系統」；因為這些機制不但是一個管理系統，且以其既有的權力自行「決定、判斷與執行」，這便是上述機制在過去必定是權力結構之環節的原因，也是個人性與主體性的展現。在此意義下，展演作為機制的代表與展現，其自行「決定、判斷與執行」的權力卻依存在個人之上，這個邏輯的不一致（機制與個人），讓此展示與「被看見」成為個人與集體的顯現；也是傅柯指出「醫療機制」潛在衝突性，其使自行「決定、判斷與執行」的既有權力開始與個體產生聯繫。換言之，「照料他人」也是一種經由「知道自我」（know-oneself）而「照料自我」（care of the self）的運作方式。這同時也標示出策展作為一個機制時的權力主體關係：移動在既有「儀式價值」之外的展覽方式，是於個人行為中所呈現的社會實踐，以及透過「自我技術」而呈現的機制與嶄新關係網絡[2]；而策展人作為「文化負載者」的意義，正存在於一種集體與個人的疊合，一種「領袖氣質」（charisma）本身弔詭性的結果。
一方面，這個領袖氣質必須在一定的機制下才能成立，如批評家及學者大衛．李維．史特勞斯（David Levi Strauss）對這個字的意義旅程有著更為詳盡的描述：羅馬時代所使用的「curatores annonae」指的是分配食物的官員；而「curatores regionum」的工作則是替政府機構維持十四個信仰團體之間的秩序…等等。另一方面，當時的律法概念中，關於「法律行為自主權」（sui juris）的建立，也同時設置在「監護」的概念上，指涉著照顧瘋癲者及幼兒的人[3]。除了在法律意義的監控者以外，在宗教上指為教堂中的助理牧師，一種除了照料「信仰」，也需要如「祭司」般負責儀式的進行及典禮的執行[4]。正因如此，史特勞斯將策展人視為一個「官僚」（bureaucrat）和「牧師」（priest）的綜合體[5]。到了十七世紀，隨著法國大革命以降的新興中產階級而起，在博物館、圖書館與動物園中呈現給大眾設置的展演生產者是現代「策展人」的源頭。
正因如此，策展在字源上的「照料」意義，對應於美術館中被聖物化、馴化、不可感的藝術物件，便是要「照料」藝術中已然失去的作用，以回復其可被感知的美學實踐。或也正因如此，可以說獨立策展從機制的出走，是一種照料藝術的方式，一種蘊含在「策展」主體之中的實踐想望。如同博物館學者格林西爾（Eilean Hooper-Greenhill）於其著作《規訓社會中的博物館》（The Museum in the Disciplinary Society）中提出在現代社會中公共博物館有可能被塑造成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在其隱藏中性的展示策略下， 成為文化政治的一環[6]。從瘋人院到博物館之間的「官僚」形象可以透過傅柯對於權力主體的分析線索體現，作為自我評論與判決的司法系統結合管理系統，當然符合著美術館作為國家機制的一環，所表現的文化象徵權力之最佳管道——讓既有權力在系統中複製「決定、判斷與執行」。當策展人脫離了美術館機制的伸張與自我權力，這個機制與個人所能夠施展的權力關係之不一致，不光讓這種展示與「被看見」成為個人與集體的顯現，更是策展人與機制之間潛在衝突的結構性原因。上世紀六零年代以降，自行「決定、判斷與執行」的既有權力開始與個體產生聯繫；在這樣的轉變中，策展人凱特．佛爾（Kate Fowle）便曾言明在自我意識的權力之個體工作，漸漸自監管（oversee）擴大到傅柯意義上的「自我修養」（the cultivation of the self）[7]——換言之，讓這種「照料自我」成為一種「照料他人」的運作方式[8]。這也標示出策展作為一個機制時的權力路徑：移動在既有儀式價值之外的展覽方式，是於個人實踐中所顯現的社會實踐，以及透過「自我技術」而呈現的機制與新關係網絡。
[1] Harald Szeemann. “Does Art Need Directors?” Words of Wisdom: A Curator’s Vade Mecum on Contemporary Art. Edited by Carin Kuoni. New York: Independent Curator’s International, 2001. 167.
[2] 如同傅柯指出，在生產（production）、符號（sign system）及權力（power）等技術中，自我技術是一種自我及他者間之群我關係的展現，包含行為、思想、身體與存在…等關係。Michel Foucault.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Edited by Luther H. Martin. and et al. London: Tavistock, 1988.16-49.
[3] David Levi Strauss. “The Bias of the World Curating After Szeemann and Hopps.” From Head to Hand: Art and the Manu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2010. 149.
[4] 在其他語言中，源於curatus的詞彙可能有不同使用。法文curé是教區主祭司，義大利文為curato，西班牙文為cura，菲律賓則從西班牙文中衍生出kura paroko。Elizabeth A. Livingstone and Frank Leslie Cross edit.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1974.
[5] David Levi Strauss. From Head to Hand: Art and the Manual. 149.
[6] Eilean Hooper-Greenhill. “The Museum in the Disciplinary Society.” Museum Studies in Material Culture. Edited by J. Pearce.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1989. 63.
[7] 透過「知道自我」與「照料自我」，以及自我與他人群我關係之演繹，自我技術同時是一種通與過他者之互動，以實現自我修身／修養的技藝。Michel Foucault.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Edited by Luther H. Martin. and et al. London: Tavistock, 1988. 16-49.
[8] 依循傅科思路，自我技術必然牽涉自我與他人的特定關係與操作，因此「照料自我」同時與「照料他人」緊密相關，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歷史階段中，「照料他人」就是一種自我技術的實踐樣態。見：Michel Foucault.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16-49.
